譯者序

　　自馬可·波羅和利瑪竇的時期以來，從歐洲和美國來華的旅游家和傳教士很多，而關(guān)于他們的著作也很多。然而，這些書在大多的情況下僅僅從外面描述那些外國人在中國的行動，無法使讀者深入了解這些人的性格、思想、感受、憂慮、希望、他們以及對中國文化的判斷。因此，那些來華的西方人對很多中國人來說仍然是一個“謎”。

　　客觀的歷史研究需要面對這樣的問題：19、20世紀來華并長期在中國活動的“洋人”是什么樣的人？他們來華有什么動機？他們在國外受了什么教育？他們?nèi)绾螌W習漢語和中國文化？他們?nèi)绾卧u價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和社會？他們?nèi)绾谓邮芑蚓芙^中國文化？他們自己在什么程度上成為“中國人”？他們?nèi)绾慰创�在清朝末年發(fā)生的種種轉(zhuǎn)變和改革？他們在中國要完成什么事業(yè)？他們有什么目標？他們的“中國夢”是什么？回答這一切問題需要分析這些來華外國人的內(nèi)心思想和感受，需要了解他們的“中國夢”。在他們的夢想中可能有很多主觀因素，甚至有民族優(yōu)越感、宗教優(yōu)越感、文化優(yōu)越感等局限性，但也許包含文化交流精神、奉獻精神和平等博愛的精神。

　　由于各種溝通障礙和具體歷史條件，19世紀末的清朝官員和人民群眾無法全面理解那些來華的商人、漢學家與傳教士，很多時候感覺到他們是侵略者或過于主動進入中國的人，只好叫他們“洋人”、“洋鬼子”或“大毛子”。當時部分中國人排斥外國人，而在帝國主義的時代，這種排外的態(tài)度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19世紀中葉西方人畢竟以武力打開了中國這種封閉帝國的大門。清末時期是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最盛行的時代，但中國的封閉狀態(tài)只有在1895年后被突破。當時越來越多中國人出國留學，回國后他們傳播關(guān)于外國的新知識。晚清中國改革派和革命派的人士，比如梁啟超、馬相伯、袁世凱、孫中山和吳雷川等人，比較歡迎外國人的到來并試圖與他們合作。他們認為中國可以利用外國的儀器、技術(shù)、醫(yī)學、教育制度、哲學思想或政治制度來改進中國人的生活條件。另外，在華的外國人也成為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一種文化橋梁，他們向西方介紹中國的文化和社會。尤其那些在中國生活很長時間的傳教士經(jīng)常對中國社會和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或獨到的分析。這部傳記所介紹的德國傳教士韓寧鎬（Henninghaus）是一個杰出的例子，因為他曾在山東內(nèi)地生活50多年。

　　關(guān)于奧古斯丁·韓寧鎬的傳記彌補一個空白，因為它詳細描述一個來華的西方人的內(nèi)心世界和他的“夢想”。這部傳記參考很多一手資料，即年輕的韓寧鎬向父母寫的信、老年的韓寧鎬寫的回憶等等，這樣讓我們從一個新的角度看到19世紀末從歐洲來華傳教士的心靈和精神狀態(tài)，借此更全面理解他們在中國的行動以及對中國文化的態(tài)度。閱讀這部傳記的人會陪同年輕的韓寧鎬的心理發(fā)展過程，了解到年輕的傳教士的朝氣、他的期望、失敗與成就、中年人的憂慮和老主教的感嘆。這是一部很特殊的“心靈史”。

　　原著的作者是赫爾曼·費希爾（Hermann Fischer），他的傳記1940年在德國出版，書名為“Augustin Henninghaus, 53 Jahre Missionar und Missionsbischof”（《奧古斯丁·韓寧鎬，傳教士和主教53年》），書中還有數(shù)張照片。作者描述這個德國傳教士的家庭和孩童時期、學校教育、來華的過程、在山東的早期工作、中年韓寧鎬的成就、老年的情況以及別人對他的評價。書中的文獻多半來自韓寧鎬自己寫的書信、報告或德文著作。因此，這部傳記提供很多資料讓我們了解這位傳教士的心靈、他的動機和希望、他的擔憂和恐懼。當然，這些文獻包含很多主觀因素，也表明19世紀西方人在思想上的局限性。韓寧鎬關(guān)于中國文化和當時社會的一些評價難免有一定的片面性，但部分的看法很有洞察力和敏銳的眼光。他畢竟不是一個“外行人”，而在中國農(nóng)村生活很多年，親眼目睹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許多改革和社會變化。韓寧鎬從一個改革者的角度看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比如他經(jīng)常談論中國“外教人的舊文化”（Heidentum），并認為需要在很多方面“超越”或“戰(zhàn)勝”這種“舊文化”。孫中山和那些推動“新文化運動”的青年學者當時可能懷著類似的思想，他們可能會贊成韓寧鎬的部分說法，但今天的我們則感覺到不舒服，因為我們覺得外國人不應該評估或批評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和中國社會。另外，韓寧鎬也并沒有感覺到，德國人1897年占領(lǐng)膠州灣是一種不正當?shù)那致孕袨�，他沒有譴責德國政府的行動，他和當時大多西方人一樣接受了殖民地主義的基本原則：海外的殖民地為雙方有好處。這也說明當時傳教士的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們認為英國人在香港有港口，德國人在青島有港口，這是不可厚非的事，甚至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因為這會促進中國的現(xiàn)代化。在另一方面，21世紀的人也許很難理解當時的外國傳教士的心態(tài)和在中國的種種體驗，尤其是中國內(nèi)地村民對外國人的態(tài)度。比如，韓寧鎬覺得農(nóng)村人非常歡迎他：

　　“我去歐洲很多地方，一年多后再次來到我的傳教區(qū)山東。德國詩人說：‘雖然外國很漂亮，但它總不會變成自己的家鄉(xiāng)。’我在這里把這個意思倒過來說：‘雖然歐洲很漂亮，但它總不會變成我的家鄉(xiāng)�！�的確，雖然我也很珍惜歐洲的祖國和那里的文化水平，但最后還是要說，我們的生命屬于中國，我們的工作就在這塊地扎下了根。我的家鄉(xiāng)就在這里。雖然中國的外教人一直說我們是‘洋鬼子’并看不起我們，我們還會感覺到，這里是我們的家鄉(xiāng)。我們的中國基督徒感覺到，我們有深厚的關(guān)系。他們不再視傳教士為外國人，因為他成為他們的神師和精神導師。他們以孩子的喜樂和尊敬歡迎傳教士來到他們中間。無論這些中國人是否很窮、沒有教育、沒有文化，無論他們穿著破舊的衣服或住在可憐的土屋中，他們還是我們的孩子；他們是我們所關(guān)愛的，我們的生命屬于他們�！边@是47歲的韓寧鎬說的話，當時他已經(jīng)在山東生活20多年。

　　奧古斯丁·韓寧鎬是一位德國傳教士，是西方人，但在山東的漫長歲月使他一步步變成一個中國化的人，他學習漢語，學習漢字（他曾編寫一部《德漢詞典》），他學習山東文人的禮節(jié)，又學習欣賞農(nóng)村的食品，學習坐獨輪車和騎馬，學習穿中國式的衣服，還學習如何對付農(nóng)村的強盜。在他的書信中他多次贊美中國農(nóng)村的生活、人民的儉樸和勤勞、中國信徒的虔誠和熱忱。這一切都反映他的切身體驗、他的信仰和他的理想。他一生接觸無數(shù)的中國人，包括清朝末年的高級官員和農(nóng)村的貧民。他來中國的目標不是傳播德國文化或德語，也不是讓中國的農(nóng)村走向西方式的“現(xiàn)代化”，而是傳播基督信仰。然而，他也多次反省中國的現(xiàn)代化過程、新文化的傳入和傳教士在這方面應該起的作用。他很敏銳地觀察從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初的種種社會變化。在那個時代，西方走向中國，而中國同時也走向西方。對傳教士和中國的基督徒來說，信仰成為一個超越東西方的橋梁，在共同的信仰內(nèi)他們成為另一種意義上的“朋友”和“同事”。

　　從21世紀的角度來看，不同文明之間的相遇和不同宗教之間的交流都是以“平等對話”和“平等交流”的模式進行的，但對19世紀的西方人來說，這種“平等對話”的模式不存在。從韓寧鎬的信中可以了解到他那時認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外教的舊文化”，在他看來這是“黑暗”和“不文明”的代名詞。雖然如此，韓寧鎬認為儒家傳統(tǒng)也包含一些寶貴的道德價值，所以他也主動地到曲阜去拜訪孔子的后裔孔令貽（參見本書的附錄）。

　　傳教士們認為他們的使命是拯救盡可能多的中國靈魂，使他們遠離迷信和無知。那些傳教士不安于現(xiàn)狀，他們是教育者、改革者、組織者、推動者，而為了協(xié)助基督信仰在中國的傳播，他們認為一切辦法都是好的，甚至也支持西方列強給清廷的政治壓力。1900年的政治轉(zhuǎn)變也影響山東的官員在態(tài)度上對傳教士有很大的轉(zhuǎn)變，所以教會的發(fā)展與當時的帝國主義確實有一定的關(guān)系，但這些關(guān)系是錯綜復雜的，就像孫中山和梁啟超和外國勢力的關(guān)系也是錯綜復雜的。那些改革者的最終目標是振興中華。而當時的外國傳教士，包括韓寧鎬在內(nèi)，也想按照自己的“中國夢”建立中國社會。他們認為傳播信仰會幫助中國，而為達到這個目標，他們利用科學知識、現(xiàn)代技術(shù)、文化修養(yǎng)以及社會關(guān)系和政治關(guān)系。比如，安治泰主教（Anzer）曾要求清廷調(diào)走那位仇視教會的山東總督毓賢。從今天的角度看來，這是天主教當時利用帝國主義勢力給清廷施加政治壓力，是教會不正當?shù)馗缮嬲�治。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安主教當時僅僅利用他的影響力來保護在山東的德國傳教士。他很“成功”，因為清廷把毓賢調(diào)任到山西，將袁世凱派到山東，所以在1900年的山東沒有一個德國人被殺，但毓賢在太原積極逮捕和處死他認為是可惡侵略者的傳教士。

　　我翻譯這部傳記的目標不是譴責外國傳教士的帝國主義思想或他們與帝國主義的合作，也不是批評那些排外的清朝官員的封閉思想和愚昧。我的目標是提供更多歷史資料，這樣進一步澄清當時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關(guān)系的復雜性。我想我們沒有資格提出很多批評，因為如果我們生活在19世紀的德國，我們也許會有和安治泰那樣的思想，而如果我們出生在19世紀的中國，我們也許會有和毓賢（或袁世凱？）那樣的態(tài)度。翻譯這部傳記的目標是讓今天的中國讀者更深入了解當時外國傳教士的心態(tài)和思想，他們的信仰和道德精神，他們的“中國夢”。

　　韓寧鎬的傳記只是一個人的生活經(jīng)驗，但德國的傳教修會“圣言會”在清末和民國時代前后派遣五百多德國人來華傳教，部分人在這本書中也被提到。為了提供更客觀的歷史資料，我在附錄中羅列了一些人的小傳，為研究山東近代史有一定的價值。

　　希望中國讀者通過這部傳記更全面了解西方傳教士來華的初衷、他們在華的經(jīng)歷、他們的貢獻以及他們思想的局限性。

　　雷立柏

　　2013年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林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