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學術界對學術史、科學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別史、哲學史、藝術史、人類學、語言學、民俗學等學科的研究特別繁榮；研究的方法、手段、內容也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這一切對我們相關學科都有著重大的借鑒意義。但囿于種種原因，國內人文社會科學各科的發(fā)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統(tǒng)的學術出版，不同學科的讀者出于深化各自專業(yè)研究的需要，對各類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渴求也越來越迫切，需求量也越來越大。近年來，我們與國外學術界的交往日漸增強，能夠翻譯各類專業(yè)書籍的譯者隊伍也日益擴大。為此，我們組織翻譯出版一套“大象學術譯叢”，進一步繁榮我們的學術事業(yè)：一來可以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提供具體的研究途徑；二來為各門人文社會科學的未來發(fā)展打下堅實的基礎；三來也滿足不同學科讀者的實際閱讀需要。
　　“大象學術譯叢”以整理西學經典著作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學術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為中國學術界奉獻一套國內一流人文社會科學譯叢。我們既定的編輯出版方針是“定評的著作，合適的譯者”，以期得到時間的檢驗。在此，我們懇請各位專家學者，為中國學術研究長遠發(fā)展和學術進步計，能抽出寶貴的時間鼎力襄助；同時．我們也希望本譯叢的刊行，能為推動我國學術研究和學術薪火的綿延傳承略盡微薄之力。
　　編者
　　譯后記
　　《耶路撒冷史》（HistoriaIerosolimitana），由亞琛的阿爾伯特著成，共12卷，記述了第一次十字軍戰(zhàn)爭及拉丁東方最初20年的歷史。所謂第一次十字軍戰(zhàn)爭，始于烏爾班二世克勒芒會議首倡，是西歐軍事貴族集團持“收復主的圣墓，支援基督教兄弟”之名，向近東及耶路撒冷進軍所引發(fā)一系列戰(zhàn)事之總括。這場戰(zhàn)爭爆發(fā)的背景紛繁復雜，與東地中海劇變有著直接關系。11世紀中后期，迅速崛起的大塞爾柱帝國入主近東，主宰耶路撒冷，連敗拜占庭和法蒂瑪，如入無人之境。同時，拜占庭自馬其頓王朝終結后陷入頹勢，內亂頻仍，外患不斷，無暇東顧，主動退出小亞，半推半就地將突厥人迎入小亞。復國無望的亞美尼亞人則在謀求獨立與忍受外敵欺辱的夾縫中掙扎。1092年，隨著蘇丹馬立克沙逝世，大塞爾柱帝國逐步瓦解，埃米爾紛紛自立，互相征伐。拜占庭盡管不復昔日雄風，但皇帝阿列克修斯在平定西部紛亂后，決心重建東部行省秩序，興建海軍，剿滅海盜，收復島嶼，著手反攻。近東絕對權力真空，區(qū)域霸權缺失，政局震蕩，給了有野心者外部干涉的可乘之機。
　　11世紀末的西歐富有這樣的野心。西歐內部秩序相對穩(wěn)定，外部疆界業(yè)已穩(wěn)固。封建制度日趨成熟，城市經濟復興，農業(yè)拓荒運動蓬勃發(fā)展，封建權貴獲得了向外擴張的可能和動力，迎來了擴張的黃金期。西班牙的再征服運動、英格蘭對愛爾蘭和威爾士的征伐、德意志向東歐挺進，皆為表征。教會推波助瀾，與異教徒為敵，強取土地成了獲得金錢、地位的捷徑。自1054年東西方教會大分裂始，羅馬教廷就一直在尋求契機，恢復大一統(tǒng)格局。耶路撒冷朝圣路的戛然中斷、隱修士彼得對圣地基督徒所受欺凌的控訴，成了恰逢其時的導火線。騎士制度、開荒拓殖、宗教虔誠綜合作用，加上饑荒、瘟疫作祟，東侵364耶路撒冷史之路就此展開了。宗教虔誠與軍事征伐混于一處，產生了奇異的共鳴，衍生出了虔誠戰(zhàn)爭、武裝朝圣、基督武士的溢美稱謂，于之后形成、泛用的十字軍稱呼，更為這個時代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1096年至1099年，諸多混雜著封建武裝、虔誠信徒、教士、破產農民、老幼婦孺的龐大隊伍，自歐洲逐步集結成伍，不斷東進。在失敗的大眾十字軍之后，貴族武裝在君士坦丁堡集結，跨過海峽、克尼西亞城，敗羅姆蘇丹基利什阿爾斯蘭于多利拉埃姆，行軍小亞，分兵乞里齊亞，圍攻安條克，歷時8月攻占安條克，重挫突厥聯(lián)軍。此后，他們趁勢南下，兵不血刃地通過了的黎波里，最終攻克耶路撒冷城，并在阿什克倫戰(zhàn)役中重挫法蒂瑪軍隊，捍衛(wèi)勝果。在這場戰(zhàn)爭中，諸十字軍國家陸續(xù)建立，以耶路撒冷王國為首，形成了所謂的拉丁東方。
　　第一次十字軍戰(zhàn)爭是200年間，十字軍東方戰(zhàn)爭中唯一對穆斯林取得勝果的戰(zhàn)事，奪占耶路撒冷圣城，奪回主的圣墓，在當時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引發(fā)了空前轟動，也是烏爾班二世至死未曾想象過的完美大捷。自然，它受到了整個基督教世界累世的傳誦，眾多隨軍教士及后世的教會編年史家都在竭力記述此役，贊美基督大能，如神跡般傳誦。同時，這場戰(zhàn)爭及其后拉丁東方的建立，更是影響了整個東地中海格局，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受到各方的強烈關切。拜占庭、亞美尼亞、突厥人、阿拉伯人，各種宗教背景、不同地位出身的史家都在著述陳辭，詳述此事，以資借鑒反思。第一次十字軍戰(zhàn)爭無疑是中世紀記載最為豐富、史料最為充分的歷史事件之一。豐富的文獻資料為近現(xiàn)代西方學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成為了直至當代十字軍研究仍能不斷探索前進的基石。西方學界尤其重視原始文獻，僅2000年以后就重新整理、�？�、翻譯了一批的十字軍文獻，新�？狈�譯本亦不斷出版，且日趨系統(tǒng)。相比而言，國內學界在譯注相關文獻方面的工作，尚屬起步階段，無論是在資料的儲備抑或成果的轉化上，都存在著明顯的差距和不足。
　　在眾多文獻中，阿爾伯特的這部《耶路撒冷史》居于顯著位置，不可或缺。這部書是對第一次十字軍戰(zhàn)爭記載最為詳細、生動和完整的史著。它篇幅最長，數倍于其他文獻，且記載最為完整，一直延伸到戰(zhàn)后的1119年，拉丁東方的內政外交皆涵蓋于其中。這部書由拉丁文寫作而成，以軍事戰(zhàn)爭為主線，對戰(zhàn)場的描述翔實細微，真實地反映了近東殘酷漫長的血腥沖突，對其中各色人物的描繪刻畫生動到位。因為篇幅巨大，在征戰(zhàn)這條主線之外，全書還涵蓋了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在內的各方面、層次的內容，其廣度同樣令人印象深刻。
　　若要說清楚這部書的價值及意義，有必要結合著者阿爾伯特的背景來談談。該書最早的手稿當中并未見作者名姓，只是在之后的支系手稿中有見阿爾伯特這個名姓。為了便于研究，阿爾伯特也就被默認為此書的原著者。書中未見阿爾伯特對自己有過多少的記述，只是在開篇時，提到自己是名教士，想要前往東方但未能成行。他寫作本書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將先人的豐功偉績記于筆下，為后人景仰，令其不朽。依據現(xiàn)代學界的研究來看，他應生存于11世紀末到12世紀初，生活在萊茵蘭的亞琛附近，可能是圣瑪利亞大教堂的教士。他在1096年十字軍出發(fā)前業(yè)已成年，受過嚴格的修道院教育，精通拉丁文，有古典文學的基礎，且對宗教經典頗有研究。
　　相對僅受過有限教育的隨軍低階教士（教皇烏爾班二世明令禁止高級教士隨軍出征，以免影響妨礙軍事進程）的手跡，這部史料的文字水平明顯高出一籌，用詞并非千篇一律，其詞匯使用甚至算得上是相當豐富。譬如，僅貴族一類范疇，阿爾伯特就使用了primoris、princeps、maiores、potentes等多種表達，并能有意地區(qū)分表現(xiàn)其地位權勢之別。并且，他還偏愛于同義詞的復寫、對聯(lián)，如cedesetstrages、meniaetmuri、offereetdare等，這樣的習慣特別有益于后世學者對歷史人物身份地位的準確定位，兩分法更使得劃分、界定社會關系變得簡單明了。不僅如此，他對整個社會中的各個階層都懷有濃厚的興趣。除貴族士紳外，他還對下層群眾的經歷有著強烈的關注，以最細致的描寫和多樣的詞匯對其記述和劃分，這種平衡性尤其可貴。阿爾伯特豐富的用詞，對社會關系清醒的認識和理解，對于研究當時的西歐封建社會及社會結構而言，意義和價值之大毋庸置疑。此外，他對女性群體的記述和評陳也相當豐富，全書中存在著大量各樣境遇的婦女人物，亦是社會學研究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源。當然，在文字以外，這部書最重要的意義還是體現(xiàn)在其史料價值上。盡管阿爾伯特本人并未親身參與到十字軍戰(zhàn)爭中去，但他卻盡己所能地真實地還原了這場戰(zhàn)爭及近東情勢的變幻。書中相當一部分的記載，直接來自親身參與過這場戰(zhàn)爭的十字軍戰(zhàn)士的口述，這些人來自法蘭西北部、佛蘭德斯、萊茵蘭及德意志的其他地方。在書中，他不止一次地在強調記述的真實性，尤其強調“證言”之重。譬如，在開篇，他就點明，自己記述的，乃是那些親歷者的回憶，是要將這些東西變?yōu)槲淖郑�流傳于世�！皝碜栽谑赖挠H歷者”（abhiisquipresentesaffuissent），如“親歷者所言”（utdicuntquiaffuerunt），“如親歷者如實所言”（exueritatequiaderant）這樣的說法常見于文間�？梢哉f，阿爾伯特在史料方面具有一定堅持求真的精神，這在中世紀的教會史家中并不多見。并且，阿爾伯特在文間所表現(xiàn)出的立場和態(tài)度也令人矚目。在其書中，盡管有對上帝及基督教的稱頌贊美之辭，但相較于中世紀其他基督教史家，他從未長篇累牘地引經據典，全篇寫作風格洗練，很少有偏離事件主旨，類似普世傳教之類的大段宗教陳言。少量恰當準確的引注，又表現(xiàn)出其不同尋常的神學造詣。相對而言，他對拜占庭的態(tài)度更為緩和、寬容，確實地反映了拜占庭對十字軍的支持，體現(xiàn)出了東方基督徒的作用和價值。他完全反對迫猶行為，痛斥其為極端行為，是愚民和瘋子才能犯下的罪行。不僅如此，他對穆斯林世界及近東局勢的洞悉程度令人驚異，他可以準確地分辨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將二者區(qū)別開來，還能判斷出埃及法蒂瑪王朝同大塞爾柱帝國間的敵對關系，將各方的微妙關系表露于筆尖。從時間上看，該書著于12世紀初，成書時間很早，基本屬于同時期的記錄。綜合所有這些因素來看，其史料價值完全可等同于親歷者之所著。
　　從今日的研究狀況來看，其書中的許多記述確實非常準確，乃至可與同時期東方的穆斯林史家的記載比照，相互印證，實為罕見。其中，有關大眾十字軍、迫猶活動、分兵乞里齊亞、埃德薩伯國建立、1101年十字軍等等內容的記載更屬珍貴，可彌補其余史料記載之缺失，無可替代。實際上，這部書的史料價值早在中世紀就已得到了證實。13世紀，中世紀最富盛名的編年史家之一，提爾的威廉所著《海外功績史錄》（Historiareruminpartibustransmarinisgestarum）可謂不朽名作，其中涉及到第一次十字軍的章節(jié)，大量借鑒了阿爾伯特的《耶路撒冷史》的內容。盡管有他論，以為這兩部書或共同參鑒了一部現(xiàn)已遺失的史料文獻，但無論如何，能完整留存至今的《耶路撒冷史》對今日研究價值之大顯而易見，無可置疑。
　　談到學術史及譜系學，該部《耶路撒冷史》先后被發(fā)現(xiàn)過13個抄本，在19世紀被近代學者編號以示區(qū)分。19世紀以來，保羅梅耶最早對這些抄本做了整理，并做出了最早的評述版。在19世紀末，貝爾納德庫格勒對其德文抄本進行了整理。近年，英國學者蘇珊對所有現(xiàn)存抄本做了系統(tǒng)的研究和比對，整理出了到目前為止最為精確和完整的拉丁文本，并以拉英對照本的方式予以出版。本中文譯著所采用的，即是蘇珊版的拉丁文本。
　　這部書字數眾多，又是拉丁文直譯，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全書翻譯校對潤稿歷時兩年有余，即便如此，時間也相當緊張，難說是有條不紊，最后還是拖稿半年才得收尾。作為原始文獻，著于中世紀，距今已有800年時間，自然有許多問題需要說明。首先，全書的體例是必須一提的�？傮w而言，這部《耶路撒冷史》不能算編年史的范疇，可歸為依年代順序，以十字軍戰(zhàn)爭為主線的歷史敘述史編撰體例。全書盡管有13卷，但最初的手稿各卷皆沒有名稱，每卷都依自然段落分成數十節(jié)，有長有短，每節(jié)也沒有標題概括。只是到了后期，一些后人的手抄本上對每小節(jié)以拉丁文新加了標題。作為原始文獻，首要的當然是保持其最初的樣式，于是在中文譯本中，所有卷都未再命名，各節(jié)也僅以序號順序編列，便于引用。
　　此外，拉丁文詞格復雜，高度屈折化，語法嚴謹繁復，語序十分靈活，與中文有著很大的差異。拉丁文的斷句風格也很有特色。在文中，三五行的長句司空見慣，每個長句又是由多個小句構成，這樣一來，在翻譯的過程中，篇章結構的把握，語序的調整，部分長句的重斷就顯得相當復雜棘手。盡管阿爾伯特拉丁文的造詣要遠高于同期的其他基督教史家，但與古典時代的修辭大師相比，依然是差距顯著，甚至可算天差地別。作為中世紀的基督教史家，阿爾伯特同樣是本著服務宗教的社會功能在寫作，并未特別鉆研于語句的凝練，敘事的藝術，文辭的雕琢。因此，若單純探討言辭句法，其文筆算不上優(yōu)美，遠稱不上雅，甚至可說是枯燥單調。加之我在翻譯方面資歷經驗尚淺，遠未參透信達雅之深意，難以再為譯本添上多少的光彩。因此，綜合全篇，文字是比較單純樸素的。本著譯文準確至上、忠實原本的精神，句式大體保持了作者的原有風格，在此基礎上對語序做了適當調整，以盡量貼合中文語法及閱讀習慣，減少詞語搭配造成的誤讀曲解和模糊，以求有條有理。盡管如此，因上述的這些緣由，譯文難免還是顯得略微生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