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書》,馮象譯注,為《摩西五經》之后三聯(lián)書店推出的希伯來法文化經典之二,收錄希伯來語《圣經》中的《約伯記》、《詩篇》、《箴言》、《傳道書》、《雅歌》五篇。這五篇經文通常被稱“智慧書”,又名“詩體書”。從內容上講,它們的淵源旨趣、思想關懷各有不同:《詩篇》是圣殿祭祀、子民禮拜、懺悔感恩的頌詩哀歌等等的總集,約有一半歸在大衛(wèi)王名下;《雅歌》雖然題為“屬所羅門”,卻更像民間情歌或婚禮上的唱和之曲,也有人認為取材于初民春祭的頌神詩;《約伯記》(傳統(tǒng)上歸摩西)、《箴言》與《傳道書》(均托名所羅門),則屬于“智慧文學”(wisdom literature),承接了古埃及、蘇美爾/巴比倫和迦南的悠長的智慧傳統(tǒng),注重生活智慧、子女教育、家庭婚姻,質疑流行觀念,探究生命的意義,強調敬畏上帝與善惡報應。但從文體上講,這五篇經文都由詩體寫成,遵從一定的希伯來語修辭格律,是《圣經》詩歌藝術的明珠,對西方文學影響甚巨。馮象的譯注本在充分吸收了西方圣經文學新研究的基礎上,致力于用準確優(yōu)美的現代漢語來傳達希伯來古代詩歌的智慧與韻律。
馮象譯注《智慧書》繁體版2006年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面世后引起讀者的廣泛關注。時隔十年,三聯(lián)推出簡體中文版,譯者在初版的基礎上進行了大量修訂,一方面斟酌推敲《圣經》詩體譯文,一方面根據學界進展和讀者反饋,增補了數百處注釋,呈現給讀者一個更加嚴謹完善的譯本。
馮 象
前言其實是后記,依我的習慣。一本書寫好,修改完畢,連同附錄獻辭參考書目,大功告成,可以交稿了;再回頭想想,有什么需要向讀者和友人交代、感謝的?一二三四,便是前言。今晚,正是這樣一個愉快的回顧的時刻。
按常規(guī),仿佛還缺一長文,討論《智慧書》的歷史背景同結構內容。然而,這五篇經文的淵源旨趣、思想關懷差異極大:《詩篇》是圣殿祭祀,子民禮拜,懺悔感恩的頌詩哀歌等等的總集,約有一半歸在大衛(wèi)王名下。《雅歌》雖然題為“屬所羅門”,卻更像民間情歌或婚禮上的唱和之曲,也有人認為取材于初民春祭的頌神詩!都s伯記》(傳統(tǒng)上歸摩西)、《箴言》與《傳道書》(均托名所羅門),才是嚴格意義上的“智慧文學”,承接的是古埃及、蘇美爾/巴比倫和迦南的悠長的智慧傳統(tǒng)。但它們的風格、哲理與教義又各不相同,難以放一塊兒討論。倘若分別作文章探賾索隱,似乎又超出了本書的體例和目的。畢竟,譯本不是論著,譯者的主要任務并非立一家之言。相反,正因為譯文不可避免是一番“再創(chuàng)作”,譯者就要十分注意為讀者留余地,而不應越俎代庖,替他讀書下論斷,尤其像《圣經》這樣蘊含了無窮教導和啟示的經典。這也是拙譯的夾注一般不涉及神學詮解,不追求微言大義的理由之一。
于是,想到一個化整為零的辦法,原先用過(見拙著《玻璃島:亞瑟與我三千年》,北京三聯(lián),2003)。就是作一份“釋名”,為五篇經文和其中重要的人物神明、部族城鎮(zhèn)、動物植物,以及相關圣經學術語,做一扼要的介紹。置于附錄,供讀者隨時查閱,“鏈接”瀏覽。如此,“譯序”即可聚焦一個題目,而不必面面俱到了。題目我選的是希伯來詩律,因為智慧書乃是《圣經》詩歌藝術的明珠,對西方文學影響至巨。原文格律修辭等語言手段作為思想的載體,對于譯家,正是他的譯文力圖再現、轉換而“再創(chuàng)作”的一個個文體元素;對于譯本的讀者,則是為完整準確地理解經文所必不可少的基礎知識。而《圣經》的中文舊譯,無論文言白話,錯漏最多、筆力最弱的部分,恰在詩體的章節(jié)。這里面,是有好些經驗教訓值得我們研究的。
智慧書五篇,傳世抄本訛誤較多,遠不如摩西五經整齊。部分段落順序銜接紊亂(如《約伯記》24-27章),校讀斷句,歷代注家歧見紛紜。故拙譯在底本德國斯圖加特版?zhèn)鹘y(tǒng)本(BHS,1997)之外,參照引用的原文抄本(如死海古卷)和古譯本(如希臘語七十士本、亞蘭語譯本、古敘利亞語譯本、拉丁語通行本)的異文異讀,也大大增加,詳見各篇夾注與釋名。夾注中,“原文”指BHS編者校訂的經文善本,即圣彼得堡公共圖書館藏列寧格勒抄本(codex leningradensis);“另讀”則指該抄本頁邊所錄經師附注(masorah),或編者腳注列出的傳統(tǒng)讀法。
譯文的體例,包括夾注、原文的拉丁字母轉寫,一如《摩西五經》(牛津大學/香港,2006;北京三聯(lián)修訂版,2013),此處不贅。僅說明三點,因為常有讀者電郵問起。第一,經文原本不分章節(jié)(亦無現代標點),至歐洲文藝復興,十六世紀中葉才開始劃分,漸成定例。但這一套章節(jié)設計與經文的敘事、詩句的起止,往往并不吻合;不乏一句話斷為二節(jié),一首短詩橫跨兩章的情況。所以章節(jié)只是方便檢索引證的一個系統(tǒng),跟如何誦讀或理解經文未必相關。這是讀者須了解的。此外,傳統(tǒng)本的分章與拉丁語通行本略有出入。因為英語欽定本的章節(jié)跟從通行本,而中文舊譯如和合本又以欽定本為底本,故而凡通行本與傳統(tǒng)本分章不一致處,夾注中都標明了,俾便熟悉和合本章節(jié)的讀者對照。
第二,同樣,譯本里散文的段落,詩歌分行劃闋,加標題,也是現代譯經的慣例,非原文即古代抄本的原樣。總之,是一種閱讀提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譯家根據自己的理解判斷而做的文體選擇(詳見譯序)。
第三、希伯來經文中以色列子民的唯一神('elohim),漢譯有“天主”“上帝”之分野。原是十九世紀來華傳教士不智而搭的藩籬,不僅加劇了教派對立,還阻礙經文合一運動,實為歷史的遺憾。而在他們自己的拉丁語和母語譯本里,卻只有一個諸派共尊的大寫的名:Deus-Dio-Dieu-Gott-God。我是“非教徒”、“無黨派”的“統(tǒng)戰(zhàn)對象”,對于這譯名的分歧并無任何偏向?墒亲g經只能采取其一,沒法兼顧;若自創(chuàng)新名,又不符合約定俗成的原則,徒增混亂,委屈讀者。而簡單直譯作“神”也不好,易與異教神或泛指的神祇混淆。所以就隨漢語學界的大流,用了“上帝”。讀者若愿意,讀作“天主”也行,音節(jié)相當,應無大礙。
《摩西五經》問世以來,蒙讀者包括許多教友的厚愛,來信鼓勵或提出意見建議,還有專家學者著文評論,在此一并深表謝忱,F在《智慧書》將要付梓,最大的希望,便是繼續(xù)領受讀者諸君的指教——網絡時代的寫作,有個前人想象不到
的好處:能夠幾乎是即時地獲得反饋,隔著十二三個時區(qū)。
譯經,在智慧的“傳道人”(qoheleth)看來,恐怕也是太陽下無休止的一份“辛勞”,或救主派給人子的“苦活”(《傳道書》1:13)。然而人生幸福,卻在那“苦活”日積月累的所得,可以同無數人分享。這一點,我常得益于內子的提醒。我在西文典籍和學術話語里沉浸久了,容易忘記中文世界的讀者的知識需求、閱讀心理或可能有的困難。她的批閱、提問,總是站在普通讀者的立場上,要求修改或解答,讓我對學院派的玄談和上不了口的“文縐縐”辭藻,時刻保持著警惕。
我以這本書紀念盧兄,我的哈尼阿哥!胺ツ径《,鳥鳴嚶嚶”:每當我乘著經文詩句的翅膀,飛入希伯來智慧的明光,我就離他的大森林近了一程;就又一次回返往日,坐于他的火塘,端起新米的純釀,聆聽一顆超越民族疆界和宗教信仰的寬仁之心的吟詠。而且我知道,從他祖宗的圣山,他能望見,四面八方匯攏到我筆下,這一片漫漫黑地里“渴求天光”的眾靈。
二零零八年一月于麻省新伯利港鐵盆齋
馮象,上海人。少年負笈云南邊疆,從兄弟民族受“再教育”凡九年成材,獲北大英美文學碩士,哈佛中古文學博士(Ph.D),耶魯法律博士(Ph.D)。現任北京清華大學梅汝璈法學講席教授,兼治法律、宗教、倫理和西方語文。著/譯有《貝奧武甫:古英語史詩》(北京三聯(lián),1992),《中國知識產權》(英文,Sweet&Maxwell,1997,增訂版2003),《木腿正義》(1999;北京大學增訂版,2007),《玻璃島》(北京三聯(lián),2003),《政法筆記》(2004;北京大學增訂版,2012),《創(chuàng)世紀:傳說與譯注》(2004;北京三聯(lián)修訂版,2012),《摩西五經》(牛津大學/香港,2006,修訂版2013),《寬寬信箱與出埃及記》(北京三聯(lián),2007;第二版,北京三聯(lián),2012),《智慧書》(牛津大學/香港,2008),《新約》(牛津大學/香港,2010),《信與忘:約伯福音及其他》(北京三聯(lián),2012),及法學評論、小說詩歌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