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倫理道德是人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每一時代體現(xiàn)人的精神文明的重要載體，維系著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平衡，其根本目的在于使人與人在和諧的社會中相處。很難想象一個沒有倫理道德秩序的社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在古希臘，物質生活算不上發(fā)達，更重要的是古希臘人也無意追逐物質生活。有人甚至說，和別的文明相比，古希臘文明是脫離塵世的文明，是*不功利的文明。古希臘人不為功利所動，但卻渴望完美和幸福，向往美好的生活。而在古希臘看來，一種好的生活不僅要靠政治學和法治，而且要靠倫理學和德性。根據(jù)研究者考證，倫理學的原始含義就是創(chuàng)建人可以安居其中的有意義的“家園”。從這里，可以引申古典倫理學的一個基本問題——什么樣的生活才是值得過的、有意義的、好的生活？我們知道，西方第一個道德哲學家蘇格拉底及其學生柏拉圖都提出并思考過這個問題。亞里士多德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把倫理學理解為研究“好生活”的一門學問。按照霍布斯的說法，沒有道德的社會將是一個人與人廝殺的戰(zhàn)場，*終將會導致社會停滯，文明消亡。所以，對倫理道德的追問就成為人類永恒的主題，對倫理道德進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為人類文明發(fā)展過程中一項重要的理論任務。中世紀到近代時期近三百年的轉折之路激蕩著眾多思想家拋棄傳統(tǒng)社會的東西，而迎接新的東西。文藝復興作為釋放人的感性欲望的運動，理性主義和經(jīng)驗主義作為近代倫理學研究的兩種方法，商品經(jīng)濟作為西歐近代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支撐，這些改變西歐近代社會面貌的不同條件，推動著人的思想觀念的改弦更張，要求新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建立起來。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西歐近代倫理學發(fā)展方向也隨之發(fā)生了轉折，中世紀傳統(tǒng)社會的美德被認為是不合時宜的，新的美德不斷地涌上歷史前臺。而曼德維爾的倫理思想就是在西歐社會從傳統(tǒng)向近代的轉變中形成的，是西歐近代時期經(jīng)濟社會轉型的產(chǎn)物。理解曼德維爾的“私惡即公利”的思想是我們進入曼德維爾倫理世界的第一扇大門。曼德維爾以巨大的膽識提出了私惡在推動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和促進美好生活中的根本性作用。這就像一道閃電劃破了黑暗的長空，把人們從沉浸在顛撲不破的傳統(tǒng)美德當中驚醒。曼德維爾對西歐近代倫理學發(fā)展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私惡如何過渡到公利的問題成為他之后任何一位倫理思想家都不能回避的問題，而且只有解決這個問題，才能夠推進近代倫理學的進一步發(fā)展。人們往往將曼德維爾提出的“私惡即公利”的思想稱之為“曼德維爾悖論”。這是因為，從形式上看，私惡與公利的確存在矛盾。按照正常理解，私惡就是私惡，它根本不可能成為公利，而公利就是公利，其中根本沒有私惡的因子。顯然，不能從形式上去解讀曼德維爾的“私惡即公利”的思想。實際上，曼德維爾的“私惡即公利”思想是在西方近代倫理學發(fā)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認識，值得我們耐心品味。具體來說，曼德維爾獨具匠心地提出“私惡即公利”的思想，顛覆了傳統(tǒng)道德觀念，他把私惡作為考察倫理道德、社會、經(jīng)濟等的先決條件，說出了當時社會中客觀存在的人性惡的一面，并把這一觀點貫徹到底。在曼德維爾看來，私惡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人的本性并非善意的，往往是私惡主宰著人性，可以說人天生具有趨利避害的本性。曼德維爾把私惡作為人性的基礎，創(chuàng)立了以私惡為原則的情感倫理學說。人的情感無時無刻不受到私惡的控制，這是曼德維爾倫理思想的核心。曼德維爾認為，在私惡的控制下，社會并不必然導致衰落，反而發(fā)展得更加有力。私惡不僅是人的道德行為形成的切入點，而且也是一個國家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與繁榮以及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根本動力。但在曼德維爾看來，私惡不能無限度的發(fā)展，要有政治和法律作為人從私惡走向高尚道德的中介。如果沒有政治和法律對私惡的約束，很難形成公利的社會和美好的生活。因此，圍繞“私惡與公利”的張力關系及新時代中國美好生活的構建，本書主要討論幾個問題：其一，分析曼德維爾倫理思想的起點，即分析以私惡為動機的激情和人性的關系，然后分析私惡與道德的共存關系，私惡如何成為道德形成的基礎。按照曼德維爾的說法，私惡的情感通過人的驕傲之心提升到高尚的情感狀態(tài)。曼德維爾認為私惡是人性的核心表現(xiàn)，人的本性首先不在于理性、善良、利他心等，而在于趨利避害的私利性，人的激情是圍繞著自愛為中心展開的，這是曼德維爾關于人性的根本看法。其二，立足私惡的動機，分析社會的形成邏輯和經(jīng)濟發(fā)展的原因。在曼德維爾那里，作為動機的私惡不僅不會導致人的共同體生活的衰落，反而會促進社會的形成，是社會形成的秘密。饒有趣味的是，曼德維爾認為，私惡才是推動一個國家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與繁榮以及享有美好生活的根本動力。如果沒有消費、奢侈和揮霍，很難想象一個國家的經(jīng)濟會發(fā)展，社會會繁榮，生活會美好。這也是曼德維爾與其他倫理學思想家重要區(qū)別所在。其三，分析曼德維爾解決“私惡即公利”的思路，即曼德維爾如何通過政治和法律管控私惡的途徑實現(xiàn)了動機與效果的統(tǒng)一。雖然曼德維爾把私惡作為人性的基礎，但他還是認為私惡本身并不能夠形成和諧高尚的社會，和諧與高尚的道德社會的形成需要老練的政治家和法律的雙管齊下。其四，針對私惡如何過渡到公利的問題，本書基于馬克思的道德學說，對人的本質和道德的本質作出了闡釋，界定人的本質是識別人性的前提。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社會關系的結果，說明人的本質是隨著社會發(fā)展的變化而變化的，同時闡釋了道德的本質，認為道德不是抽象的永恒的，是社會生產(chǎn)關系的反映，有什么樣的生產(chǎn)關系，就會出現(xiàn)什么樣的道德觀。在對人的本質和道德的本質分析之后，馬克思對抽象的道德觀進行了批判，同時挑明資本才算是私惡形成的根本原因。從對資本批判分析出發(fā)，馬克思闡釋了私惡過渡到公利社會的合理途徑，即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經(jīng)濟，才能夠真正走入共產(chǎn)主義，同時實現(xiàn)公利社會。其五，在對曼德維爾“私惡即公利”思想進行揚棄的基礎上，提出如何構建美好生活的建議，從美好生活的時代背景、理論指導和實踐方向方面闡釋了實現(xiàn)美好生活的未來之路。本書認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為構建美好生活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證，從私惡到公利社會的轉變問題，其實就是美好生活的構建問題，私惡不可能直接帶來公利社會，就是說私惡不可能直接轉化為美好生活，只有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道路的發(fā)展過程中，積極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公利社會才可以建立起來，美好生活的目標才能夠實現(xiàn)。一般來說，中國學術界對曼德維爾基本上采取了拒斥的態(tài)度，本書認為給曼德維爾扣上極端利己主義的帽子是不合適的。曼德維爾雖然堅定地認為人性本惡，但他并不因此就認為社會就是在私惡的條件下形成和發(fā)展的。或者說，曼德維爾的“私惡即公利”的思想是個性與共性的辯證統(tǒng)一，私惡中有公利，公利中有私惡。而讓人們誤認為曼德維爾是極端利己主義者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在于他在闡釋私惡的作用時的極端化的語言表達，這是我們不贊同的。同時，在私惡如何通向公利的途徑方面，曼德維爾利用政治和法律的手段為保證，這與以往其他倫理思想家僅從道德本身來建設公利的途徑相比較而言，卻是大相徑庭。通過對曼德維爾“私惡既公利”思想的研究，我們可以從中受到一個巨大的啟示，即曼德維爾的“私惡即公利”思想為我們分析個人利益的膨脹問題提供了別具特色的視角，也為我國構建美好生活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經(jīng)驗。無論曼德維爾遭到多大程度的批評，曼德維爾“私惡即公利”的思想依然警醒他之后的倫理思想家嚴肅思考，即如何使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恰如其分地融合起來，并形成高尚的道德社會。但是，雖然曼德維爾通過政治家的治理和法律解決了“私惡即公利”的問題，實現(xiàn)了動機與效果的統(tǒng)一，但他并沒有真正揭明導致私惡產(chǎn)生的社會現(xiàn)實根源，導致曼德維爾解決“私惡即公利”的思路難免缺乏說服力。同時，契約論倫理思想、功利主義倫理思想和義務論倫理思想在曼德維爾之后，試圖解決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矛盾問題，也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但由于這些倫理思想家局限在抽象的人性說教中，也不可能真正解決這一問題。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才能解決私惡過渡到公利的問題，進而找到建構美好生活的正確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