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合流先表現(xiàn)在啟蒙對于的促進上。正是在這一時期，受到范圍內的左翼思潮影響而起的中國新啟蒙較少受到現(xiàn)實斗爭的擠壓并在這一時期取得了它大限度的“現(xiàn)實性”。在普羅文學時期，因為勢之所至，口談幾成社會時尚。不僅左翼文化人，即使是中間派也在大談文學，連一貫宣揚唯美主義的《金屋月刊》，也翻譯起了左翼文學，在該刊1929年5月第1卷第5期和1929年6月第1卷第6期上連續(xù)發(fā)表T.Dreiser的《布爾塞維克的繪畫與文學》（漢奇翻譯），以致招來了邱韻鐸的嘲笑：“《金屋》也竟然印行起這樣不唯不美而且兇險的赤色文章”，“這樣看來我們可以大言不慚地說，文學已經(jīng)轟動了國內的全文壇了，而且也可以跨進一步地說，全文壇都在努力‘轉向’了”。普羅文學“執(zhí)文壇牛耳”，赤色作家蔣光慈的作品不再僅僅是一種具有先鋒意義的純文學作品，而且是深受市場歡迎的讀物，有的作品竟會在一年內再版好幾次。另外還有將蔣氏作品改頭換面的盜版者，以至于將不是蔣光慈的作品署上他的名字出版者一例如，蔣光慈和宋若瑜的通信集《紀念碑》在1931年4月被上海美麗書店改為《后的血淚及其他》出版，其中除了“蔣俠生（即蔣光慈）與宋若瑜的通信”之外，竟被莫名其妙地附加了“閻鳳荔和郭玉姑”、“李宗保和黃淑貞”、“何蘭英和李宗�！�、“馬福生和任玉蘋”、“牛天風和武慧媛”之間往來的情書多封。普羅文學確實呈現(xiàn)出的繁榮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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