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時常覺得自己的人生就像是一系列沃爾特米蒂 式幻想，有時候因為一些幸運的機遇，幻想成真。將我引向鮑勃迪倫的一系列事件就是一個絕佳例子。當時我作為一名自由攝影記者，定期為《生活》雜志拍攝一些圖片。一次，我受委派拍攝一則由勝利唱片公司 公關部提議的圖片報道，該廠牌正在尋找一位新的青少年偶像。1959年，RCA從加州一所高中發(fā)掘了一位沒有名氣、完全不為人所知的少年羅德勞倫斯斯特倫克斯，他們叫他羅德勞倫，公司打算用七萬五千美元，把他打造成下一位青少年偶像。我拍攝的關于他的專題在《生活》雜志占據(jù)了幾個頁面。這啟發(fā)了RCA公關部，他們又雇用我花幾天時間，攝影報道公司最近剛挖掘出的女藝人迷人而尚不出名的安－瑪格麗特。在格林尼治村的咖啡館拍攝安－瑪格麗特時，RCA的公關約翰庫蘭被派來陪同，我們一起逛了中央公園，在垂德維客餐廳就餐，最后享用廣場酒店侍候到瑪格麗特床上的早餐。照片被用在她首張專輯《活潑美人》的封底。幾個月轉瞬即逝，約翰庫蘭從RCA辭職，加入哥倫比亞唱片公司。他給我打了個電話，說起一位嶄露頭角的年輕民謠歌手，名字叫鮑勃迪倫。約翰知道，作為一個自由記者，我一直都在留意著新的報道選題，以便能從主流雜志獲得稿約。他向我描述，迪倫如何秉承了伍迪格思里的傳統(tǒng)，表現(xiàn)得就像是一個四處漂泊的流浪漢：穿著舊牛仔扒貨運火車，戴著有趣的帽子，漫不經心地撥弄吉他，唱著和寫著民謠歌曲。約翰還給了我一篇由《紐約時報》樂評人羅伯特謝爾頓撰寫的熱情洋溢的評論，和一些12英寸黑膠樣片，里面的歌曲后來收錄于迪倫首張專輯中。終于，1961年11月，我來到格林尼治村西四街的格爾德民謠城，與正在現(xiàn)場表演的鮑勃迪倫會面，為他拍照。有點諷刺的是，1955年的時候，我曾短暫地在這村里住過，卻從沒怎么留意這里的民謠圈，而是成了個爵士樂迷：收集老查理帕克的唱片，常去一些爵士樂根據(jù)地，比如鮑威里街的五點咖啡、哈德遜街的半音符俱樂部，聽馬利根和蒙克、托尼斯科特以及其他一些爵士名家的演奏現(xiàn)場。在我的個人播放列表里，有比莉哈樂黛、埃拉菲茨杰拉德、薩拉沃恩、莉娜霍恩、艾靈頓和貝西公爵、班尼古德曼、阿蒂肖、佩姬李、戴夫布魯貝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埃羅爾加納、喬治希林，當然，還有查理帕克 。這其中沒有瓊貝茲和皮特西格 的名字。顯然對于民謠圈，我知之甚少。上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在麥克杜格爾街住著月租四十美元、無電梯、無水暖系統(tǒng)的公寓，那時候我常去第七大道像海倫吉的聚光燈這類咖啡館閑逛。咖啡館沒什么娛樂，但卻能讓人待上幾個小時，端著同一杯咖啡取暖。有時候也會遇到一些人，比如很有抱負的演員馬克雷戴爾、著名攝影家維加，還有一次見到前世界重量級拳王埃扎德查爾斯。維加的奇作《裸城》在多年前曾給我?guī)�來啟發(fā)，那時我十六歲，在布魯塞爾一家書店看到這本書。馬克雷戴爾后來成了名導，因電影《金色池塘》獲得了奧斯卡的提名。聚光燈咖啡館后面還有一個小攝影畫廊，這畫廊就像磁鐵一樣，吸引了不少有創(chuàng)造力的追夢者，熱切談論著他們的夢想。雖然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我給《選美》雜志做過一個攝影專題，鏡頭關注了一群把曼哈頓下東區(qū)整整一棟廠房改造成工作室的藝術家和音樂家，但所有那些音樂家都是玩爵士的，沒一個是民謠音樂人。所以我只能用機緣巧合的時刻來形容那個時候,對民謠音樂世界全然無知的我，在那時卻獲得了一個不設限制的許可，去拍攝一位初生的創(chuàng)造天才，這個人，之后很快就享有了國際聲譽，備受追捧，幾近被奉若神明。有人可能會以為，我是立馬就被他的表演迷住了，但是并沒有。我這個人，注意力持續(xù)的時間很短，所以一直都需要特別努力，在看相機取景器時像激光束一樣聚焦，觀察對象每一個細微的面部表情，以彌補不足。所以當我全神貫注時，就忽略掉了周圍的聲音，包括談話和音樂。但需要指出的是，當時觀眾對迪倫表演的反應并不熱烈。當投幣籃傳來傳去收錢時，觀眾投進去的是零錢，而不是大鈔。迪倫演出后，我和他聊天，談到想要拍攝一組實驗性的照片，作為攝影專題投給全國性雜志，主題是關于一個嶄露頭角、想要在紐約立足的民謠歌手的奮斗。我們約定幾天后，在他位于格林尼治村西四街161號那座褐色砂石大樓的、沒有電梯的公寓里見面。會面平淡無奇。迪倫熱情地歡迎我，向我引見他的女友，后來我才知道她叫蘇西羅托洛。他們定是剛搬來，公寓里干凈整潔，但沒什么家具。實際上，他們當時應該還在搬家，我拍的照片里，有幾個鮑勃搬著一箱日用品的鏡頭。鮑勃和蘇西都很親和，熱情周到，也很配合。我向他們解釋，自己的工作方式是盡可能地不引人注意，努力捕捉一些真實自然、毫不做作的瞬間。當然，我不記得當時的原話了，但我應該說了請忽略我，就做我不在場時你會做的事之類的話。鮑勃確實特意這樣做了，以各種姿勢漫不經心地撥弄吉他，有時伴著吹口琴，四肢攤開、不脫靴子躺在大床上，床擱在只有稀稀拉拉幾件家具的公寓地板上。還有些時候，他玩電唱機，吹口琴，或者坐在床邊抽煙。我用35毫米尼康、黑白膠卷，在自然光下即刻抓拍下這些自然瞬間。當然也有幾張鮑勃和蘇西親昵地面對相機的照片。蘇西羅托洛就是《自由不羈的鮑勃迪倫》專輯那張令人難忘的封面上，與迪倫一起出鏡的年輕女子。我多希望我能說，我們的談話很刺激，討論了很多有趣的話題，但是，就像我在格爾德拍攝他的表演時，我全神貫注于相機取景器中之所見那樣，我的注意力百分百投入到了鏡頭聚焦的影像之中，盡可能地不說話。曾與我共事過的幾位前《生活》雜志編輯后來跳槽去了《星期六晚郵報》，其中有一位是圖片編輯。我專程去了趟他們在費城的郵報辦公室，兜售我為鮑勃迪倫做攝影專題的構想。在看了羅伯特謝爾頓的評論和我拍的照片后，編輯們一開始顯得很有熱情，直到他們要我放放那些小樣唱片。大家圍坐在巨大的橡木會議桌邊，等著聽唱片。我剛放了第一張，他們看起來就很錯愕，問我是否選對了轉速。我嘗試用33轉，然后用45轉，他們都不喜歡。最后我試了試78轉，唱片發(fā)出嗚嗚的噪音，變得更令人難受�！缎瞧诹�晚郵報》的編輯們，決定放棄這個題材。接下來的事兒大家就都知道了。我接受了在歐洲的一系列拍攝任務，將迪倫的這些照片忘到了九霄云外，直到多年以后，好友讓－皮埃爾帕皮催促我將它們出版。這時鮑勃迪倫已經享有國際性的聲望和財富，而那位RCA錄音藝人羅德勞倫由他開始的一連串事件將我迂回地引向迪倫，其演藝事業(yè)最終卻有些暗淡，他成了一位曇花一現(xiàn)的歌手和電視演員。從歐洲回來之后，我受《生活》委派又拍過迪倫兩次：一次是鮑勃與詹姆斯鮑德溫一起，那是1963年11月，肯尼迪總統(tǒng)遇刺的前幾天，鮑勃參加了國家緊急事件公民特權委員會（NECLC）人權法案晚會，并領取了湯姆潘恩公民權利獎；另一次是《生活》雜志記者在格林尼治村的公寓中對鮑勃的一次專訪，時間是196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