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早期歷史比較研究》：
　　一、戰(zhàn)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成了歷史的絕唱
　　戰(zhàn)國時期，要求由分裂割據(jù)走向統(tǒng)一漸成大勢所趨，加之“得一察焉以自好”原為天下人之通病，學者難免要“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①，以至于走到“人以自是，反以相非”②。故而，在百家爭鳴的大潮中，早就隱藏著渴望規(guī)范輿論的潛流，姹紫嫣紅的學術園地里，文化專制主義的根苗一直都在悄然繼長增高，并終于成為參天大樹，造成“松柏之下，其草不殖”的局面，更不給自由的思想之花留下得以綻放的條件和機會。
　　孔子在《論語·為政》篇里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碑惗耸侵概c儒學不合的議論。攻字在《論語》中出現(xiàn)過四次，除此篇外，有《先進》篇的“小子鳴鼓而攻之”，《顏淵》篇的“攻其惡，無攻人之惡”等，句中的三個攻字都當攻擊講，這里也不應例外，但可引申為批判。有入主張把《為政》篇的攻字理解為治學的治，不僅缺乏證據(jù)，而且與《論語》詞法、句法不合，甚不足�、�。強調(diào)通過批判異端邪說來消除禍害，正反映出孔子的思想里已含有文化專制主義的因素。至于他“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一段公案，《茍子·宥坐》篇、《史記·孔子世家》、《尹文子·大道》篇下、《呂氏春秋》、《說苑》、《家語》等，均有明確記錄，而閻若璩的《四書釋地》、崔述的《洙泗考信錄》、梁玉繩的《史記志疑》卻力辨其無，至今信疑參半。倘孔子果行此舉，他便不僅是一個文化專制主義的倡導者，而且已開始付諸實踐了。因為在少正卯的罪狀中，就有“言偽而辯”、“聚徒成群”、“飾邪營眾”等條目，很顯然是被當做思想異端分子處死的�？傊�，我們起碼可以說，孔子雖然是百家爭鳴的奠基人，但他卻并不贊成百家爭鳴。他所希望的是儒家之道大行于天下，而不是諸說并存，競流并逐，以至造成紛然淆亂的局面。
　　稍后于孔子的墨子也為“天下之人異義”的問題憂心忡忡。他說：“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如果任憑“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的“交相非”發(fā)展下去，必然帶來“內(nèi)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的結(jié)果，有余力者“不能以相勞”，富者“腐朽余財不以相分”，賢者“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豈不是要天下大亂、社會分崩離析、人變得與禽獸無別了嗎？他開出的治世良藥叫“尚同”。其具體做法為：里之萬民皆尚同于里長，去己不善言，學里長之善言；去己不善行，學里長之善行；里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里長之所非，必皆非之。依次類推，里長尚同于鄉(xiāng)長，鄉(xiāng)長尚同于國君，國君尚同于天子，天子尚同于天，最終即可達到“一同天下之義”、“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的目的。盡管墨子在講尚同的同時，又強調(diào)尚賢，甚至提出過“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雖在農(nóng)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的任官原則，他理想中的天子、國君、鄉(xiāng)長、里長都是經(jīng)過選擇的“賢可者”，但只允許天下有一種聲音，只允許在下位的人照著在上位者的樣子去想、去說、去做，這便不能不說具有極端專制主義的明顯傾向。墨子自己也知道真的要做到“一同天下之義”是有困難的，所以早就想好了“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后”、“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的高招①，并在《天志》、《明鬼》篇中，反復論證天與鬼神均有賞善罰暴的功能，以資恐嚇。由此可見，文化專制主義從一開始就很注意借助于利誘、強權和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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