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詩歌中的用典用事可以“精切謹嚴”論之，這是他嚴謹?shù)闹螌W精神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體現(xiàn)。這也是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不同的地方，如后七子李攀龍“經(jīng)義寡稽”，因而其詩往往“援據(jù)失當”，而顧炎武是經(jīng)學家，“讀書多而心思細”，尤熟于史，因而“用典使事，最精確切當”。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二說他的詩“詩無長語，事必精當，詞必古雅”，“詩無長語”就是沒有廢話，不辭浮于意。因為他詩中的故實、用典及用語，多出自正史，所以能“事必精當，詞必古雅”。他用典字無虛發(fā)，句句落實，朱庭珍說他“使事運典，確切不移，分寸悉合，可謂精當”，“顧寧人……讀書多而心細，（用典）則斟酌分寸”。
    如《延平使至》：“萬里干戈傳御札，十行書字識天顏”（《亭林詩集》卷1），“十行書字識天顏”用《后漢書·循吏傳》“（光武）一札十行，細書成文”，不但因光武和唐王朱聿鍵（立于福州，年號隆武）都是皇帝，可以相比，而且光武是漢代中興令主，以比唐王，更寓興復之意。又如《陳生芳績，兩尊人先后即世，適皆以三月十九日，追痛之作，詞旨哀惻，依韻奉和》中的“祭禰不從王氏臘”（《亭林詩集》卷3），用典源于《后漢書·陳寵傳》：“寵曾祖父咸，成（帝）哀（帝）間以律令為尚書。及（王）莽篡位……父子相與歸鄉(xiāng)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日：‘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陳芳績和陳寵都姓陳，此其一；氣節(jié)相同，此其二；以新莽比清，余分閏位，不承認其為正統(tǒng)，此其三；希望朱明后裔有如光武中興者，此其四。再如《汾州祭吳炎、潘檉章二節(jié)士》中的“千秋仁義在吳潘”（《亭林詩集》卷4），用《宋書·孝義傳》王韶之贈潘綜、吳逵詩：“仁義伊在？惟吳惟潘。……投死如歸，淑問若蘭！”潘綜、吳逵皆吳興烏程人，吳炎、潘檉章皆吳江人，此其一；潘綜、吳逵以孝義著，吳炎、潘檉章以節(jié)義（民族氣節(jié)）著，事雖不同，仁義則一，此其二；恰巧都是吳、潘同姓，此其三。
    顧炎武不僅學問可當清學之祖，且作詩喜以學入詩，他的詩歌是典型的學人之詩。學人之詩首先必須是“詩”，然“詩”中又有“學”。這就要求學人之詩的創(chuàng)作主體必須“詩”“學”兼顧，對學術和藝術有較強的協(xié)調(diào)融合能力。學者詩人不僅不能像一般的詩人那樣崇尚感覺而排斥學問，相反還必須在兩者激烈的矛盾中去尋求一種看似不可能的統(tǒng)一，所生成的則正是康德所謂“既思維又直觀”的“理智直觀”，盡管“思維”與“直觀”的統(tǒng)一是一般士人都難以處理得當?shù)男闹悄芰�，但它們也有可能在特殊歷史境遇中以及在特殊個體身上實現(xiàn)完美的統(tǒng)一。如果要在清初詩壇找這樣的“特殊個體”，首選人物便是學者型詩人顧炎武。有論者把顧炎武與同時代的遺民詩人作過比較后說：“惟顧炎武學余于詩，稱心而言……在此數(shù)人中，當別有位置也。”“清詩的一大特色，是學人之詩和詩人之詩的統(tǒng)一。這首先由顧炎武開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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