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盛衰原因論》導讀

洛文塔爾（David Lowenthal）著

蔡樂釗譯

一

孟德斯鳩《羅馬盛衰原因論》的發(fā)表時間大約處于《波斯人信札》（1721年）和《論法的精神》（1748年）之間。今天，它在三者之中最不為人知，盡管這不能歸咎于這本書本身。它也許是嘗試理解完整羅馬史的最早（無疑是最早之一）努力，而在這些努力之中，迄今能與其比肩者——如果有的話，依然寥寥無幾，雖然受惠于孟德斯鳩著作的科學史學（scientific historiography）已走過一個半世紀，但如今這門學科卻對其哲學先驅(qū)們充滿鄙夷之情。吉本（Gibbon）在其《自傳》（Memoirs）里寫下以下這段話時，心里想到的作品之一也許就有這本書：“……可是我經(jīng)常研讀孟德斯鳩，樂此不疲。他那充滿活力的風格和大膽的假設，有力地喚醒并激起了那個時代的精神（genius）�！钡�是，為了理解此書，我們必須把它置于政治哲學而非歷史的背景中，這也是它的主要價值所在。有史以來，在這一題目下，它是一位哲人對某個特定社會（更不用說它的整個歷史）進行廣泛分析的少數(shù)例子之一。能與之相比的論羅馬的著作，唯有馬基雅維利的《論李維》（Discourses），兩部書有著很深的內(nèi)在親緣。不過本書無論從結構還是意蘊上看，都比《論李維》更簡單。在大部分篇幅中，它采用一種歷史框架，即始于羅馬的起源，終于羅馬的崩潰；在某些方面，書中教誨也沒有那么隱晦。

這并不意味著《羅馬盛衰原因論》把內(nèi)容徑直灌輸?shù)阶x者心里；相反，這部書寫得頗為謹慎，甚至可以說是小心翼翼，只是其表面的簡單和率直掩飾了這一點，唯有目光如炬且深思熟慮的讀者能洞燭幽微。這不是一部開誠布公的作品。事實上，它甚至不肯透露自身的目的，在這一點上，它與孟德斯鳩另外兩部主要著作截然不同。它既無序言，書中其他地方也沒有聲明其意圖。因此，我們必須推測它的目的。它那信息異常豐富的標題，表明孟德斯鳩的主要興趣不在于展現(xiàn)羅馬的一般歷史，甚至也不是其偉大和衰落的歷史，而是敘述其偉大和衰落的各種原因（causes）。羅馬人（Romans）——一個超越各種特定政治形式的實體，而不是他們的共和國或帝國本身，才是作者研究的對象。

在某種意義上，孟德斯鳩是一名政治生活的政治觀察者，他在書中并沒有嘗試對偉大和衰落作出魯莽的“科學”定義。他相當頻繁地使用“偉大”（greatness）一詞，“衰落”（decline）則用得較少�！皞ゴ蟆眰鬟_出幅員遼闊（large size）和權力（power）的觀念（我們分別從自然\[physical\]意義和政治意義上這么說）。羅馬疆域拓展得越寬，其權力越大，它就越偉大。但是權力是一個國家偉大的根由所在，大量事實表明，對于孟德斯鳩而言，權力不外乎是強迫其他國家的能力。相應地，“衰落”的主要含義就是日益虛弱。

“偉大”的第三個面相或者說道德面相，與其政治面相有關，但兩者并不等同。羅馬人的權力得自羅馬人的美德（virtue），即得自一些偉大的道德品質(zhì)。一個具有中人之資的羅馬人單純、堅定、誠實、勇敢、守法且愛國；他的領袖是些特別敏銳的人，具有異乎尋常的奉獻精神。這些美德起源于一個為生存而不斷與人爭戰(zhàn)的小社會的特殊環(huán)境，孟德斯鳩從不認為它們是人類所向往的那種自然的完美。盡管如此，它們還是引起孟德斯鳩毫不掩飾的贊賞，并且被他視為不僅是構成羅馬人而且是構成人類的偉大的各種元素。不知為何，這些美德具有一種居于其起源的特殊性之上的地位，適用于人類本身，但作者從未告訴我們個中理由。

盡管孟德斯鳩似乎認為，這些道德美德（moral virtues）有其固有的價值，而不僅僅是社會方面的用處，他確實特別地將它們與小共和國的政治生活聯(lián)系起來，尤其是古代城邦。他對城邦的刻畫鮮活而深刻，近代罕有能與之匹敵者，而那些能與之抗衡的人，諸如盧梭和庫朗熱（Fustel de Coulanges），也都受到了他的啟發(fā)。他向我們展示了城邦與諸神的關系，它的共同命運感和悠久的習俗，它的居民共同參與的共同生活；他讓我們看到，自由的羅馬公民，參加戰(zhàn)斗和統(tǒng)治，由此而發(fā)展出一種對個人驕傲和愛國野心的敏銳感覺；他揭示了羅馬社會中高級元素和低級元素之間的不和及其后果。在這些環(huán)境中，這個古代共和國既培育出道德美德，同時又受道德美德的滋養(yǎng)，由此產(chǎn)生一個權勢赫赫的國家。確實，孟德斯鳩暗示說，正如我們在羅馬這個例子中所見到的，沒有什么敵得過一個為持續(xù)征服亦即為穩(wěn)固地增進政治權力和偉大而誕生的共和國。

二

羅馬的權力在早期諸王的治下嶄露頭角，在共和國時期達至頂峰，顯然，是龐培（Pompey）“……完成了羅馬的偉大這項輝煌的工作”。但是，那時羅馬內(nèi)部的腐化已經(jīng)顯而易見，無可挽回，共和國再也撐不下去了。帝國取而代之，它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繼承自共和國的習慣和制度來維持自身。由于種種原因，直到三世紀末期之后，帝國才“……一步步地從衰落走向淪亡，直到它突然間在阿爾卡狄烏斯（Arcadius）和霍諾里烏斯（Honorius）治下轟然倒塌”（約公元400年）。

如果像孟德斯鳩告訴我們的那樣，龐培在國外的征服并沒有真正增進羅馬的權力，那就必須區(qū)分真正的偉大和表面的偉大。單是疆域，乃至持續(xù)的征服，還不足以表明一個國家的真正權力。它此時的敵人也許很弱；它的遼闊可能成為它的負擔而不是有助于它。長遠來看，一個國家的實力歸根到底取決于國家內(nèi)部的健康。很難說羅馬在何時達到了其權力的真正頂峰。公元前一世紀的內(nèi)戰(zhàn)與其說阻礙不如說促進了它的征服，但是這些內(nèi)戰(zhàn)證明，腐化已經(jīng)深入骨髓，最終不得不通過摧毀共和國來貶抑羅馬的權力。孟德斯鳩在某處籠統(tǒng)地把這種腐化的日期追溯到羅馬的擴張超出意大利時，他在另一處特別指出:“……他們對安條克（Antiochus）的戰(zhàn)爭是他們腐敗的真正開端�！边@意味著共和國內(nèi)部的衰落大約始于公元前200年，再過一個半世紀它就完全腐敗了。

羅馬的偉大有許多原因：公民的美德、執(zhí)政官制度、元老院的智慧、人民的有限影響、集中精力進行戰(zhàn)爭、一連串的軍事勝利、戰(zhàn)利品均享、平分土地、監(jiān)察官制以及政治權力的廣泛分配。人民對國家充滿一種熱烈而不屈的愛，元老院維持一種不斷把羅馬的敵人引向失敗和臣服的軍事和外交政策。因此，一旦羅馬形成這種共和體制，使羅馬變得偉大的就是這種體制，而非特定的個人。在孟德斯鳩筆下，在這一體制垮掉之前，個人幾乎從未重獲其特出的地位。

羅馬的衰落是其征服的結果。身處遠方的羅馬將領和士兵們?nèi)找鎲适Ч�共活力（public spiritedness），財富和權力越來越不平等，奢侈與貧困各趨于極端，派別之爭加劇，隨著公民權延及其他民族，羅馬人的共同身份感也喪失了——這一切使得共和國無法維持。孟德斯鳩還留意到伊壁鳩魯主義對羅馬道德風尚的腐蝕作用，他還暗示了，其無神論的唯物主義和享樂主義的傳播，破壞了羅馬愛國主義和美德所依賴的宗教和道德信仰。

孟德斯鳩以共和國的道德和政治標準來判斷帝國，藉此表明，在他看來，人類的衰落一般發(fā)生在從前者過渡到后者的轉(zhuǎn)變中。起先，帝國更欠缺的是自由、安全和美德，而不是對外權力。從奧古斯都（Augustus）到卡里古拉（Caligula），僭政愈演愈烈，與此同時，人們努力保持和平時期帝國的領土。隨著皇帝們越來越獨斷、嚴酷并受恐懼的宰制，元老院和人民被剝奪了它們的政治職能和尊嚴，變得奴顏婢膝，遭人唾棄。然而，尤其是從涅爾瓦（Nerva）到兩位安東尼（theAntonines）時期（96—180年），帝國也有過片刻的輝煌。在整本書中，對單個人的最高贊揚留給了圖拉真（Trajan）皇帝——“有史以來最有造詣的君主”。孟德斯鳩也夸贊奧勒留（Marcus Aurelius），并用欽佩的口氣提到廊下派，與伊壁鳩魯主義相反，它有助于產(chǎn)生此類統(tǒng)治者。然而，在兩位安東尼之后，帝國墮落為軍隊的暴政，之后是各皇帝更加隱蔽和內(nèi)斂的暴政。它從三世紀的蠻族入侵中恢復過來，但是隨后帝國的權力被分割為一東一西（約公元300年）。最終，古代羅馬人的軍事美德和習慣被他們自己拋棄了，蠻族洗劫了西部帝國（公元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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