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鶴：晚明時代，在思想上從王學到東林到復社的變化，政治上、經濟上有張居正的改革。外部則有葡萄牙人的入侵、耶穌會士的來華以及西學的進入。但是這三個因素未能有機結合而產生顛覆舊制度的大力量，晚明滅亡，滿洲入關，一切重新開始。
　　葛劍雄：該書改變了人們對晚明歷史的很多誤解，也揭示出一個如何讓學術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進入書本，為一般民眾知曉的問題。
　　唐力行：讀《晚明史》，不僅令國人為曾經坐失良機而扼腕長嘆，更重要的是能啟迪讀者對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進行深刻的反思，了解坐失良機的必然性。
　　熊月之：作者視野宏闊，相當熟悉國內、國際晚明史研究動態(tài)，對學術界關注的“全球化”等問題，作出明晰的回應；對晚明史上許多重要問題，如“倭寇”問題，西學問題，東林、復社問題，均提出己見，要言不煩。
　　范金民：這部專門論述萬歷到崇禎末年七十余年的專著，在明史研究的學術史上，具有填補空白的重要意義。
　　《晚明史（1573―1644 下）》論述的晚明史，起于萬歷元年（1573），迄于崇禎十七年（1644）。
　　《晚明史（1573―1644 下）》觀察晚明史的一個別開生面的視角，在于晚明與世界的聯(lián)系。16世紀下半葉至17世紀中葉的晚明時期，正處在新航路發(fā)現(xiàn)之后的“全球化”起步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國在全球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鄰近國家傳統(tǒng)的朝貢貿易之外，遙遠的歐洲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以及它們在亞洲與美洲的殖民地，都卷入了與中國的遠程貿易，而且都毫無例外地處在貿易逆差之中，占世界產量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另一方面，地理大發(fā)現(xiàn)后的“全球化”進程也表現(xiàn)在文化上，其主要標志就是以耶穌會為代表的教會向世界包括中國派出傳教士，在傳教布道的同時傳播文藝復興以來歐洲的科學與文化。晚明時期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士，通過澳門這個中西交流的窗口，對中國的知識界產生了影響。
　　《晚明史（1573―1644 下）》演繹晚明史的主要特色，在于充分表現(xiàn)了敘事史學的結構與魅力。晚明中國在經濟、文化上融入世界之際，一個固步自封的王朝不僅不可能把握機遇，反而加劇了自身內在的矛盾，特別是朝廷上下都忙于政治派系之爭，從萬歷到崇禎的幾十年中幾乎沒有不爭之時。書中以翔實的史料、細致的筆觸，再現(xiàn)晚明王朝在內憂與外患的雙重壓力之下走向滅亡的全過程，并揭示其深刻的教訓。作者廣泛吸收學術界研究成果，在關于晚明時期“倭寇”、“市鎮(zhèn)”、“新政”、“黨爭”等一系列問題上提出了獨到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