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記憶》是揚.阿斯曼系統提出“文化記憶”理論的經典之作。全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探討了記憶(有關過去的知識)、身份認同(政治想象)、文化的連續(xù)性(傳統的形成)三者之間的關系。第二部分具體描述了在古代埃及、以色列和希臘三種高級文化中,有關過去的集體圖像如何構成,對民族身份的確定和強化起到了怎樣的作用,文化記憶又是如何形成并發(fā)揮作用的。這一理論不僅為認識不同文明成長的內部機制和興衰根源提供了嶄新的視角,也有助于澄清有關記憶與歷史之間關系的模糊概念,促使我們重新審視并定義歷史真實性和客觀性問題。
本書多次再版,被譯成多種語言,并為作者贏得“德國歷史學家獎”這一德國歷史學界最高的榮譽。
《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當今德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學者揚·阿斯曼的代表作,公認“思想最豐富的著作之一”,首次引入華語世界。多次再版,被譯成多種語言,為作者贏得“德國歷史學家獎”這一德國歷史學界最高的榮譽,《法蘭克福匯報》將其譽為“思想最豐富的著作之一”。
作者揚·阿斯曼不僅是當今德語學界最舉足輕重的學術權威,也是在世的埃及學家中最具影響力的。這是他的作品首次譯成中文。
前 言
近年來,以記憶與回憶為題的研究風氣方興未艾。它大約始于十年前,在東方和西方都有人就此著書立說。我認為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我相信,根源在于我們正在經歷的時代大變革,其中有三個因素使得記憶這個課題受到空前的重視。首先,隨著電子媒介技術開始在人的大腦之外儲存信息(也就是人造的記憶),我們眼前正在發(fā)生一場文化革命,其意義不亞于印刷術的發(fā)明,以及時間上更早的文字的出現。其次,因為有了上面所說的媒介技術,業(yè)已結束的年月——即尼克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所謂“舊歐洲”的記憶——也得以保存,它至少需要我們不時回憶并以評判的方式予以消化,喬治·施泰納(George Steiner)稱其為“輪作”(Nachkultur)。第三個因素可能最具決定性,它觸及我們靈魂深處,同時也關系到我們的生死存亡:亦即,那些曾經親歷人類歷史上最慘絕人寰的罪行和災難的一代人,仍然健在的越來越少了。對于集體記憶而言,四十年意味著一個時代的門檻,換句話說,活生生的記憶面臨消失的危險,原有的文化記憶形式受到了挑戰(zhàn)。在我看來,盡管有關歷史與記憶、回憶與記憶術的討論有時使用非常抽象和專業(yè)的術語,仍然持續(xù)受到關注,其關鍵就在于第三個因素。所有這些都說明,以回憶概念為核心,正在形成一個全新的文化科學范例,受其影響,不同的文化現象和領域——藝術與文學、政治與社會、宗教與法律——呈現出不同于之前的格局。換句話說,有關記憶與回憶的工程正在進行當中,本書旨在以自己的方式投入到這項工程當中。作者不敢斷言已經實現了某種目標,而只能說供給讀者一些提示,重點是為讀者自己尋找答案勾勒出必要的因果關系。
1984—1985年,作者偕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赴柏林科學院進行為期一年的學術研究,本書就是這一研究項目的結晶。因此,我最誠摯的謝意應當獻給這家學術機構,在那里,我有幸與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們通過講座、交談和討論等形式進行交流,假如沒有這些優(yōu)越的條件,很難想象本書作者會如同書中內容所展示的那樣,做出跨越自己的學科——埃及學——的大膽嘗試?死锼沟侔病み~爾(Christian Meier)、彼得·馬基尼斯(Peter Machinist)、米歇爾·斯特里克曼(Michel Strickman)與我一起就比較文化科學問題進行了非常深入和密切的討論,在此向他們諸位表示特別的謝意。
本人參與的研究小組“文字交流的考古學研究”(Archaeologie der literarischen Kommunikation)所關注的題目之一便是“文化記憶”問題。在研究小組出版的系列圖書《文字與記憶》(1983)、《正典與審查》(1987)和《智慧》(1991)當中,文化記憶都是主要論題;此外,在海德堡舉行的研討會和討論課上,參與者對這一命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為這些研討會所做的準備,以及之后所做的歸納和提煉,為此書奠定了基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在柏林科學院舉行的題為“正典與審查”的第二次研討會。本書的初稿實際上是作者與阿萊達·阿斯曼在柏林為《正典與審查》一書撰寫的導言,只是我們發(fā)現,在導言有限的篇幅當中無法充分地討論文化記憶問題,因為當時擬就的文字已經達到一百五十頁之多,只好作罷。在此后的若干年中,我們共同的研究幾經中斷。雖然兩個人出發(fā)點相同,但是研究方向各異,遂決定分別把各自的研究進行到底。阿萊達·阿斯曼的研究成果呈現為《記憶空間:文化意義上的時間建構》(Erinnerungsraume. Zur Konstruktion kultureller Zeit)。她的著眼點在于古典時期至(后)現代形成的文化記憶具有哪些形式與功能,其著作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構成本書的后續(xù),因為我在書中重點論述的是近東和地中海地區(qū)的早期書寫文化。
1987—1988年,我得以利用學術假期完成本書的第二部分。本書涉及理論方面的第一部分,得益于為討論課和研討班備課的過程,這些課程分別是我與托尼奧·赫爾舍(Tonio Holscher)合開的“文化與記憶”(1986/1988),與迪特里!す兀―ietrich Harth)合開的“革命與神話”(1990),以及我與阿萊達·阿斯曼、迪特里!す睾祥_的“作為生活空間和紀念物的文化”(1987/1991)和“摩涅莫辛涅”。以上同事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在與他們共事的過程中,我確實獲益匪淺。本人先后在不同的研究班和研究機構做過相關的學術報告,如在弗賴堡大學,面向參與專題研究項目“口述與文字記載”的師生以及名為“古典時期依據當下建構起來的過去”的研究生班,還有在斯圖加特文化理論中心,以及埃森文化科學研究所。在上述大多由阿萊達·阿斯曼陪同的講座中,作者獲得了寶貴的機會,與聽眾就書中的核心論題進行廣泛的討論。
由起初一系列嘗試性的研究項目變成了一本書,不足之處肯定不少。不過,如果沒有維肯伯格(E.P. Wieckenberg)的鼓勵和催促,恐怕連這樣的結果也難以想象。
揚·阿斯曼
1992年
揚.阿斯曼(Jan Assmann),國際知名埃及學專家,現為海德堡科學院院士,兼任德國考古研究所、德國歷史人類學研究所等機構研究員。從1970年代起組織有關記憶問題的跨學科研究,開創(chuàng)“文化記憶”理論,在學術界產生廣泛影響。
前言
導論
第一部分 理論基礎
第一章 回憶文化
緒言
一 對“過去”的社會性建構:莫里斯·哈布瓦赫
二 集體回憶的形式——交往記憶和文化記憶
三 文化記憶的類型:“熱”回憶和“冷”回憶
第二章 書寫文化
一 從儀式一致性到文本一致性
二 卡農:如何界定此概念
第三章 文化認同和政治想象
一 認同、意識和反思性
二 民族的產生作為對集體認同的基本結構的升級
第二部分 個案研究
緒言
第四章 埃及
一 埃及書寫文化的基本特征
二 充當“法則”的王朝后期神廟
第五章 以色列與宗教的發(fā)明
一 作為抵抗手段的宗教
二 起到回憶作用的宗教:《申命記》作為文化記憶的范例
第六章 法律精神促成歷史的誕生
一 表現為懲罰與拯救的歷史
二 以意志神學為標志的歷史被神學化:從“超凡的事件”到“超凡的歷史”
第七章 希臘與思維的規(guī)范化
一 希臘與書寫文化的結果
二 荷馬與希臘民族的形成
三 接合性:希臘的書寫文化與思想進化
結語 文化記憶理論概述
參考文獻
人名索引
內容索引
譯后記
在古典時代,節(jié)日和繆斯的作用被闡釋為對H常的療治。柏拉圖在《法律篇》中,描述了人在孩童和少年時期所受的教育如何在之后的生命中由于日常生活的艱辛而逐漸沉淪:“但是在那里,只有神出于對備受勞苦的人類的憐憫,使我們可以從勞苦中得到暫時解脫和休養(yǎng)。這就是宗教節(jié)日的輪次出現。神還一并賜予了人類繆斯和她們的首領阿波羅以及狄奧尼索斯作為節(jié)日的座上賓,如此,那些源自祖先的古老習俗重放光輝。”
節(jié)日將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晦暗的存在重新照亮,神親自將因忽略和遺忘而變得自然平淡的秩序重新擦亮。柏拉圖的這段話同時也說明,世上不是存在著兩種秩序,一種是節(jié)日的一種是日常的,一種是神圣的一種是世俗的,它們互不相干地存在著;而是在原初只存在唯一的秩序,這種秩序是節(jié)日的、神圣的,同時它又對日常生活起到指導作用。節(jié)日最原初的作用在于將時間進行分段,而不是要創(chuàng)立一個“日常時間”和另一個與之相對的“神圣時間”。當節(jié)日把時間的河流加以結構化和節(jié)奏化后,它就創(chuàng)立了一種普遍意義上的時間秩序,日常生活在這種秩序中才得到了自己的位置。原初并不存在神圣的與世俗的秩序之分,對此最好的例證是澳洲對于先人靈魂的理解,他們認為,先人的靈魂在世間的漫游和活動為后人從節(jié)日儀式到鞋帶的系法這所有可被規(guī)范的行為提供了范本。事實上,一直到文化發(fā)展到某一更高階段,日常生活分化出來并創(chuàng)立了自己獨立的秩序,節(jié)日才變成了可供一種特殊、另類的秩序、時間和回憶棲居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