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07年肇始于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金融危機，如今已七年。事實證明，這場危機確屬“百年不遇”，雖經全球各國共同努力，今天我們仍未能確切地看到全面復蘇的曙光。危機持續(xù)既久，反危機的政策措施自然不會匆忙退出，因而，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中，這些“超常規(guī)”的措施還會影響我們這個世界。在所有這些政策措施中，“量化寬松”無疑是最重要的反危機“遺產”——它伴隨金融危機爆發(fā)而出現，但是并未隨著金融危機的逐步消退而淡出舞臺，在可見的未來，它的影響或將常在。
2015年，“量化寬松”再次成為全球經濟的熱點詞語。伴隨著經濟復蘇和就業(yè)市場的逐步改善，美聯(lián)儲將在結束資產購買的基礎上進一步考慮提高聯(lián)邦基金利率，結束寬松，回 序

2007年肇始于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金融危機，如今已七年。事實證明，這場危機確屬“百年不遇”，雖經全球各國共同努力，今天我們仍未能確切地看到全面復蘇的曙光。危機持續(xù)既久，反危機的政策措施自然不會匆忙退出，因而，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中，這些“超常規(guī)”的措施還會影響我們這個世界。在所有這些政策措施中，“量化寬松”無疑是最重要的反危機“遺產”——它伴隨金融危機爆發(fā)而出現，但是并未隨著金融危機的逐步消退而淡出舞臺，在可見的未來，它的影響或將常在。
2015年，“量化寬松”再次成為全球經濟的熱點詞語。伴隨著經濟復蘇和就業(yè)市場的逐步改善，美聯(lián)儲將在結束資產購買的基礎上進一步考慮提高聯(lián)邦基金利率，結束寬松，回歸常態(tài)。然而，在大西洋彼岸，在經濟增長疲弱、通縮壓力不斷加大的背景下，歐元區(qū)央行卻已開啟了歐版的量化寬松政策；在遠東，日本央行也勢必會在量化寬松政策道路上繼續(xù)前行。發(fā)達經濟體量化寬松政策分化加劇，必將會給世界經濟和全球金融市場帶來重大影響。在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tài)”、經濟下行壓力日趨增大、經濟的對外開放程度日益提高、宏觀調控政策醞釀轉型的復雜背景下，對量化寬松的實踐進行系統(tǒng)梳理，對其理論進行深入挖掘，對其政策效果不斷進行全面評估，對其影響不斷進行全面反思，自然十分必要。
《全球量化寬松政策的比較與反思》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推出的。全書共分為五章。
第一章首先全面總結了量化寬松的概念、理論基礎、傳導機制以及推行的進程。這一章著重指出：之所以會推出量化寬松政策，是因為常規(guī)貨幣政策已全部失靈。這意味著，量化寬松作為一種“超常規(guī)”的貨幣政策安排，其對應的經濟、金融狀況，是百年不遇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厘清貨幣政策同其適用經濟狀況的關系至關重要，因為這使得本書的分析有的放矢，并為本書的后續(xù)討論奠定了理論基礎。
第二章系統(tǒng)梳理了全球主要發(fā)達經濟體在美國金融危機之后采取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踐。日本是最早實行量化寬松政策的國家，但是，真正具有全球性影響并將量化寬松政策進一步“發(fā)揚光大”的則是美國。金融危機后各國推出量化寬松的背景不盡相同。美國前期主要是為穩(wěn)定金融體系，后期則主要在于刺激經濟增長和就業(yè)。歐洲一直在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的道路上“左顧右盼”，其政策目標，在前期主要是為穩(wěn)定歐洲金融體系，后期則更多是應對通貨緊縮和經濟全面衰退。日本的量化寬松政策一直以反通貨緊縮為主要目標，長期的背景則是要最終擺脫經濟增長“失去的20年”。毫無疑問，經濟環(huán)境的不同，政策目標的差異，造就了量化寬松政策的“百花齊放”。
第三章旨在對各國量化寬松政策的效果和影響進行評估。量化寬松政策是各國在常規(guī)貨幣政策無以施其計后的無奈之舉，其主要政策邏輯，就是通過人為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方式為市場注入流動性，同時，以將貨幣利率長期壓低在零水平的態(tài)勢來降低經濟活動的財務成本，以期在經濟社會中形成通貨膨脹預期，達成刺激消費和投資，提高經濟增長率的目的�？傮w來看，美國量化寬松政策較為成功，其對維護金融系統(tǒng)穩(wěn)定、刺激美國經濟增長、改善就業(yè)市場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近來，其政策效果逐步減弱，同時負面影響開始增大。日本量化寬松政策的主要目標是刺激通脹預期，從實際情況看，日本通縮形勢有了一定的改觀，但要根本扭轉經濟衰退局面，依然困難重重。歐洲央行的前期一系列救助措施總體效果不佳，這迫使歐洲央行不得不步美國之后塵，推出歐版的量化寬松政策。但是，由于歐洲情況的特殊性，其政策效果仍待觀察。
第四章對量化寬松政策進行學術反思。雖然量化寬松政策在穩(wěn)定金融體系、刺激經濟、改善就業(yè)、克服通縮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也產生了資產價格扭曲、財富分配不平以及道德風險盛行等負面作用，并使公眾偏離理性預期，對經濟增長產生長期不利影響。同時，量化寬松政策也使得以往央行只采用利率政策的常規(guī)貨幣政策發(fā)生改變，除了調整短期利率等常規(guī)貨幣政策外，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也意味著央行可以使用擴張資產負債表、前瞻性指引、信貸寬松、外匯寬松和特別貸款的方式來進行寬松貨幣操作。與此同時，在當前全球化的背景下，發(fā)達經濟體，特別是擁有貨幣霸權的美國，其貨幣政策將不可避免地產生溢出效應，從而會對全球經濟和金融運行產生重要影響，并引發(fā)一系列潛在風險。所有這些都迫切需要引起其他經濟體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的注意。
第五章對量化寬松政策的退出以及對中國貨幣政策的影響進行了討論。非常規(guī)貨幣政策的退出是一個“精巧的游戲”，如果退出時間過早，將會損害經濟的復蘇勢頭，使得前期努力前功盡棄；若退出過晚，又會使經濟陷入貨幣洪水之中，致使通貨膨脹蔓延。因此，非常規(guī)貨幣政策的退出機制必須在持續(xù)的經濟復蘇與潛在的通貨膨脹之間保持一種動態(tài)的平衡。與此同時，與量化寬松政策的進入一樣，量化寬松政策的退出也勢必會引起國際經濟市場和金融市場的波動。在這種背景下，為應對新的內外部經濟環(huán)境的改變，各國國內宏觀經濟政策也須進行相應調整。
以上種種探討，對中國均有重大意義。中國經濟已經步入以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到中高速為外部特征的“新常態(tài)”，國內外普遍預計，這種狀況將持續(xù)較長時間。因此，或許我們無須向發(fā)達經濟體那樣，全面實施量化寬松政策，但是，至少我們需要從其非常規(guī)的數量化政策調控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從對外經濟關系來看，資本項目的逐步開放、人民幣國際化快速推進、人民幣匯率彈性化的穩(wěn)步推進，都將在全球新常態(tài)下持續(xù)發(fā)展，在發(fā)達經濟體量化寬松不斷調整的情況下展開。在這新的復雜背景下，如何提高貨幣政策在“新常態(tài)”下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對我國貨幣政策無疑提出了挑戰(zhàn)。
顯然，深入探討量化寬松政策的理論基礎、操作實踐和政策效果，對于我們理解仍在變化中的全球經濟，對于我們理解進入新常態(tài)的中國經濟，都有著積極的意義；對于我們探討應對如此復雜之局面的對策，更有著直接的啟發(fā)意義。我以為，這正是本書的意義所在。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學部委員
李　揚
2015年2月9日


前　　言

為應對“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各主要經濟體相繼推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既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也產生了一些副作用。隨著美國2014年11月量化寬松（Quantitatire Easing，QE）政策的結束，美、英兩國貨幣政策回歸正常，而歐、日等其他經濟體繼續(xù)擴大量化寬松政策，因此有必要深入總結和反思過去七年多的全球量化寬松政策，加深對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tài)的理解與認識。
一　全球量化寬松政策回顧
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在對世界經濟發(fā)展產生巨大促進作用的同時，也對各國政治經濟、金融安全和社會文化產生深刻影響。在全球化背景下，主要經濟體制定的貨幣政策會給其他國家?guī)�來顯著的溢出效應。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主要經濟體相繼推出量化寬松政策，但其政策實施的內容、過程和效果卻有很大不同。
第一，從實施內容看，大同小異，各有側重。各國QE政策的目的都是為經濟復蘇提供寬松的貨幣環(huán)境，但在具體操作方式上存在明顯差異。一是在貨幣投放形式上，美國QE繞開商業(yè)銀行與投行等渠道，直接向市場購買國債和住房抵押資產證券化（MBS），實質上改變了美聯(lián)儲傳統(tǒng)的貨幣發(fā)行方式；歐版QE選擇間接操作方式增加銀行間流動性，鼓勵商業(yè)銀行放貸，以刺激實體經濟；日本從20世紀90年代初金融泡沫破滅后即開始量化寬松，“安倍經濟學”更是引入了無限量的質化量化雙寬松；我國應對全球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則通過導向型財政貨幣政策工具進行投放。二是在工具性質上，美國QE在價格手段失效的情況下進行大規(guī)模資產購買，屬于數量引導型；歐版QE則是降低央行再融資利率，屬于價格引導型；日版QE引入基礎貨幣控制目標，由原來的盯住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轉變?yōu)槎⒆』�礎貨幣；我國應對全球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則是通過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產業(yè)政策，帶動社會融資總量增加，并進一步拉動投資和消費，在數量引導的基礎上影響市場中長期利率，屬數量與價格復合型。三是在資金去向上，美國QE大量購買中長期債券；歐版QE資金中一部分用于購買國債，另一部分成為家庭及非金融機構貸款；我國應對全球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資金主要用于支撐相關政策投資。四是在規(guī)模上，美國三輪QE總計3.58萬億美元；歐版QE為1.1萬億歐元，約合1.4萬億美元；我國應對全球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僅中央提出的經濟刺激計劃就達4萬億元人民幣，從2007年到2014年底，M2增加82.5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3.5萬億美元。截至2014年底，M2占GDP的比重，美國為65.6%，歐元區(qū)為383%，日本為751%，中國為293%。五是在應對的經濟問題上，美國是為應對次貸危機引發(fā)的信用違約所帶來的流動性陷阱；歐洲為了降低利率，引導銀行資金流向國債，緩解主權債務危機；中國應對全球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實質上是為了延緩經濟下行，為改革和轉型爭取時間。
第二，從實施過程看，主要經濟體量化寬松往往會影響他國的經濟表現，影響深度和廣度與貨幣國際地位息息相關，其他經濟體貨幣處于從屬、被動接受的地位。一是全球量化寬松對新興市場國家影響最大，部分“小國”貨幣政策陷入兩難。發(fā)達國家QE推動約5萬億美元資本涌入新興市場國家，美國QE退出導致部分新興市場國家資金外流、貨幣貶值、股市下跌。例如，2013年6月美國第一次表態(tài)擬退出QE，印度尼西亞股市即下跌17.3%，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的貨幣對美元貶值都超過7%。許多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提高利率，貨幣政策陷入兩難。二是引發(fā)全球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場劇烈動蕩。美國QE1期間，美元指數下挫5.3%，原油價格上漲23.5%；QE2期間，美元指數下降9.9%，原油價格上漲33.6%。隨著美國實質退出QE3，美元指數上升使大宗商品價格進入下降通道，截至2014年底原油價格下跌12%、鐵礦石價格下跌39%。特別是俄羅斯受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暴跌及西方經濟制裁的雙重影響，2014年通貨膨脹率高達11.4%，盧布貶值42%，股市暴跌42.3%。三是當前世界貨幣政策呈現“美英緊、歐日松”的局面，QE政策或因美國退出而中長期化。為應對美國QE退出，防止本國經濟下滑，歐元區(qū)QE還在擴大，日本甚至推出了質化量化雙寬松的“QQE”，成為國際貨幣政策對沖、協(xié)調的新動態(tài)。特別是1月22日歐版QE計劃推出之后，加之希臘再次出現債務危機跡象，歐元持續(xù)下跌，間接推高美元指數，導致多國貨幣被動貶值、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劇。
第三，從實施效果看，美國QE效果好、影響大、退出快；應對全球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成效大、影響小、退出慢；歐版QE啟動慢、退出隨對沖效果而定；日本QQE啟動最早，取得一定效果，暫時不會退出�？傮w來看，美國QE政策防止了金融危機向經濟危機演變，壓低了利率水平、增強了市場信心、推動了消費復蘇。2014年底失業(yè)率降到5.6%，維護了美國經濟霸主和強勢美元地位，也為美國貨幣政策正�；�奠定了堅實基礎。美國QE對世界影響大，是因為美國經濟體量巨大，美元是全球的主要貨幣，61%的國際儲備貨幣及81%的全球交易均使用美元，其QE政策對全球金融市場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更導致全球財富的再分配。從長遠看，QE結束后美國在財政政策保持中性的前提下，何時加息以及如何調整由于QE而急劇膨脹的美聯(lián)儲資產負債表至正常狀態(tài)，都將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為此，新興經濟體普遍強化了各自的宏觀政策框架，以應對美國QE退出后資產重新定價和資本流動變化等外溢效應。
我國情況與美國顯著不同。為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沖擊，我國實施了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提出4萬億元刺激計劃，并全面降準降息，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也間接導致M2同比增速一度接近30%，實體經濟產能嚴重過剩。在QE退出階段，我國結合國情，大膽創(chuàng)新，在穩(wěn)健中更加注重定向調控，瞄準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確定調控“靶點”，定向降息降準，實現M2增速漸進式回歸常態(tài)，減少負面影響。但由于人民幣不是硬通貨，我國應對全球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全球影響遠小于美國，更多是通過需求變化影響大宗商品價格，主要是長期影響�？紤]到為穩(wěn)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爭取更多的時間和空間，尤其是中國PPI、CPI持續(xù)下降，造成需求不足，通縮風險明顯加大，對投資貢獻度不足，我國應對全球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要比美國持續(xù)更長時間。
歐元區(qū)已有19個成員國，雖有歐洲央行，但無統(tǒng)一的財政部，在解決主權債務危機的過程中，已充分暴露出相關政策協(xié)調機制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在歐元區(qū)內部推行廣泛的QE將產生道德風險，希臘等弱國依賴德法救助，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負面效果，拖累德國經濟。這一反向機制影響了歐版QE的啟動，弱化了政策效果。歐洲經濟復蘇乏力迫使歐版QE的退出將是長期過程，要視對沖美國QE退出的情況而定。實際上，從歐洲QE的經驗可以看出，量化寬松政策的實際效果像“四條腿的椅子”，即QE+財政政策+結構改革+傳導機制缺一不可。
作為“安倍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的量化寬松政策在刺激經濟尤其是刺激短期經濟方面被賦予重任。從實際執(zhí)行效果來看，量化寬松政策的確發(fā)揮了一定作用。然而，其為日本經濟帶來的負面效果也是顯見的。隨著量化寬松政策的逐步加碼，日本經濟對其依賴程度越來越大，債務量也不斷攀升，但是其政策的邊際效果卻越來越小，同時量化寬松政策也加大了日本經濟的波動性和潛在風險。此外，日本的通脹率未能達到日本央行的預期，經濟增長前景仍然較為不確定，全年增長可能不足1%，2015年很可能會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環(huán)境。
二　各國量化寬松政策帶來的啟示
首先，誰掌握了全球貨幣發(fā)行權，誰就能獲取量化寬松的最大收益。QE政策能否提振經濟，關鍵在于如何使用新注入的“流動性”，能否在較短時間內將資金注入有競爭力的經濟盈利部門。在全球普遍發(fā)生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市場首先要考慮的是資金的安全性，美元自然成為避險的首選。美聯(lián)儲通過實施QE，大規(guī)模購買美國國債和MBS，向美國金融機構和實體經濟注入大量流動性，降低了長期利率水平，拉低美國國債發(fā)行成本，也使美國企業(yè)以更優(yōu)惠的融資成本渡過難關。由于美元是全球主要流通貨幣，美國QE溢出的負效應可由其他國家來化解，而其他國家不僅要處理好本國量化寬松產生的各種問題，還要被動承擔美元泛濫的各種成本。
為減弱QE退出給全球市場帶來的震動和沖擊，美聯(lián)儲也采取了一系列緩沖手段：從力度上看，采取漸進模式逐步退出QE，并將退出的政策依據與經濟表現緊密聯(lián)系。從深度上看，美聯(lián)儲每月均通過議息會議的前瞻性指引，增加透明度，與市場進行充分溝通，給市場明確可預期的信號，有利于市場逐漸消化美聯(lián)儲貨幣政策的沖擊。同時十分注重美、歐之間的政治同盟和經濟連帶關系�？傮w看，在整個QE提出和退出過程中都沒有出現金融危機再度爆發(fā)的跡象，說明美聯(lián)儲應對QE退出沖擊的緩沖手段是有效的，這一經驗也值得我國借鑒。
其次，加強政策協(xié)調，才能防止金融危機再爆發(fā)。危機期間各自為政不僅無助于經濟恢復，而且極有可能導致經濟和金融出現“自由落體”式的系統(tǒng)性崩潰。因此，各國必須重視協(xié)調貨幣政策，并堅持結構性改革、有效投資和全球治理機制的調整，強化復蘇趨勢。國際貨幣政策協(xié)調的工具可以包括：一是流動性支持，各國央行應該在危機時加大對金融機構的流動性注入；二是資產購入，各國應該協(xié)調購入政府債券和金融資產，降低借貸成本；三是轉移杠桿，各國央行可以同步擴張自身資產負債表；四是強化預期管理，各國承諾在較長時間內維持較低利率；五是高度關注重大突發(fā)事件對經濟復蘇的沖擊。尤其在當前各國QE退出不同步的情況下，各國都要做好對他國政策調整的預研、預判、預案。國際貨幣政策協(xié)調是一個動態(tài)調整的過程，需要在獨立性主權和責任約束機制之間搭建可信賴的制度性框架，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jiān)測，必要時各國要采取一致行動來應對復雜局面，如發(fā)揮好G20和IMF的協(xié)調作用，對宏觀政策采取審慎原則。特別的，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世界經濟仍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要趨利避害、順勢而為，防范各類風險。
最后，對我國而言，應對全球量化寬松需要提前謀劃金融體系安全。2013年6月19日美聯(lián)儲宣布擬退出QE政策，6月20日我國就爆發(fā)了“錢荒”，這為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的金融安全敲響了警鐘。全球量化寬松對我國金融安全的影響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攪動全球外匯市場，導致匯率波動加劇，影響出口，加大外儲管理難度。二是刺激國際熱錢流動，加劇我國資產泡沫。三是通過外匯占款等渠道影響基礎貨幣投放、結構和資金周轉速度，降低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美國貨幣政策通過金融和貿易渠道對我國貨幣政策產生巨大影響，國內貨幣政策被迫與美聯(lián)儲保持同步收放節(jié)奏，但實體經濟周期并不同步，從而影響了貨幣政策實施的效果。面對當前外匯占款作為基礎貨幣投放的條件已發(fā)生巨大變化、外匯占款新增減少的局面，我國央行綜合施策精準發(fā)力，加強貨幣政策定向調控，變被動應付為主動應對。比如，加大對“三農”、小微企業(yè)的定向支持力度，通過PSL（抵押補充貸款）、SLF（常設借貸便利）、SLO（短期流動性調節(jié)工具）、MLF（中期借貸便利）等創(chuàng)新工具向銀行注入流動性，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同時，積極修改貨幣政策框架，推動貨幣政策從以數量型工具為主回歸以價格型工具為主的正常狀態(tài)，增強中國金融市場的實力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三　對維護我國金融穩(wěn)定和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思考
第一，借力使力，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主動權與影響力。進一步創(chuàng)新貨幣政策工具，加大對“三農”、小微企業(yè)、棚改、科技創(chuàng)新等領域及中西部等地區(qū)定向差異化降準、降息的力度，繼續(xù)提高PSL等工具的操作頻率和規(guī)模，減少貨幣政策對外匯占款的依賴，形成包含短期及中長期政策利率在內的基準利率政策體系，加強熱錢監(jiān)控。減小國際套利資本對我國金融穩(wěn)定的影響。同時，加強全球協(xié)調及政策溝通，敦促主要經濟體增強責任感，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和可預見性，加快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多邊機構改革，不斷提升發(fā)展中國家的話語權。
第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成為國際規(guī)則的建設者。人民幣國際化程度越高，全球量化寬松政策對國內的負面作用就越小。人民幣國際化提速與我國“一帶一路”國家戰(zhàn)略和世界貨物貿易第一的地位相適應。一方面，應借鑒美元、日元國際化的經驗教訓，積極開展與世行等國際機構合作，以貿易、項目和資本為三大抓手開展國際化工作，推進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機構設立，鼓勵發(fā)展多層次人民幣離岸市場；以“一帶一路”、海外能源資源和糧食基地等重大建設項目、對外援助和企業(yè)“走出去”為平臺，擴大境外人民幣投資、貸款和配套援外規(guī)劃等資本輸出，使我國海外直接投資（ODI）大于外國對我國直接投資（FDI），成為資本凈輸出國，豐富人民幣交易品種，逐步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另一方面，審慎開放我國資本賬戶，先從保持政府良好財政狀況入手，逐步實現金融市場化，處理好傳統(tǒng)產業(yè)與現代產業(yè)關系，培育出成型的市場機制和穩(wěn)定的銀行體系，加快推動滬港通和深港通類似開放渠道可在人民幣利率與匯率市場化機制基本形成后，通過滬、粵、閩、津等自貿區(qū)先行先試積累經驗，再穩(wěn)步實現資本賬戶有條件定向開放。通過簽訂雙邊投資協(xié)定，將中國金融市場準入資格作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策略工具。同時積極推動人民幣加入IMF特別提款權SDR，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和話語權。
第三，保持經濟健康可持續(xù)發(fā)展，增強維護金融安全的基礎。當前，要加快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努力實現三個結合，做好三項重點工作，即將產業(yè)轉型和技術改造相結合，重點做好信息消費升級，使第三產業(yè)、消費需求逐步成為經濟結構的主體；將新型城鎮(zhèn)化與民生、農業(yè)現代化相結合，重點做好棚戶區(qū)和舊城基礎設施改造；將結構調整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結合，重點發(fā)展健康養(yǎng)老等新興服務業(yè)。依靠自身發(fā)展擴內需、穩(wěn)增長，不僅能防止短期國際資本大量流出造成的沖擊，也有利于保證我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
第四，制定應對全球量化寬松的預案，防患于未然。風險的事前預防遠重于事后應對，防范全球量化寬松政策的風險，要做到“預防為主、應急為輔”，“治于未病”。而一旦出現風險，應對方式是否正確決定了化解風險是否有效。要加快構建金融安全體制，金融與商務、財政、發(fā)展改革等部門要建立聯(lián)合預警機制，形成部門聯(lián)動，對風險的傳染性早做預判，制定不同情形下防控風險的預案�？紤]到美國QE退出及加息周期與我國利率、匯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改革期重疊，我國要加強對利率形成和傳導的調控能力，防范境內外的套利行為干擾境內資金價格。同時要強化正面宣傳引導，穩(wěn)定市場心理預期，削弱國際不利因素對我國的影響。

（原載《金融時報》2014年11月20日，第002版，作為本書前言有增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