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官員們談?wù)劇靶摹?br>
　　歷史上，以好色兼殘暴而著稱的領(lǐng)導(dǎo)干部很多，但人們印象最深的，大概非商紂王莫屬。此君荒淫無度，甚至為了自己的荒淫，不惜動用龐大的財政經(jīng)費，修建史上最奢華的行樂之所——鹿臺。如此這般，廣大“干群”自然看不下去，而紂王對此則早有預(yù)料，事先為持異見者準備了酷刑。

《史記殷本紀》說到，“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于是紂王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炮格之法便是傳說中的“炮烙”，操作方法是：用炭火燒熱銅柱，令受刑人爬柱，受刑人忍受不了灼燙便會掉入炭火……如此，自然沒人敢對紂王所作所為說三道四了。但是，也有不怕死的。此人名叫比干，他說，“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強勸紂王收斂。紂王怒曰：“吾聞圣人心有七竅”。于是命人剖開比干身體，挖出其心臟來觀賞、把玩。

　　但凡荷爾蒙旺盛者，在生理上對男女之事會特別敏感；對紂王而言，他的過度敏感則來自心理。他深知拿公款過度縱欲且不理政事，有失公理，見不得人。但在生理上，他又欲罷不能，最終他選擇了掩耳盜鈴的方法來逃避——封民之口，使耳根清凈。但是，比干的挺身而出，表明民意是封堵不住的。

　　時間過去了五百余年，來到春秋后期的齊國。

　　據(jù)《晏子春秋》載，這年冬天，連下了三天雨雪。齊景公身披狐白之裘，舒舒服服地端坐于朝堂側(cè)階。此時，晏子入見。景公對他說：“怪哉！雨雪三日而不寒”。晏子反問：“真的不寒嗎？”晏子接著說：“臣聽說古代賢君，自己雖吃飽了卻知有百姓在挨餓，自己溫暖了卻知有百姓在受凍，自己安逸了卻不忘百姓的勞苦�？涩F(xiàn)在，君王卻不知道這些�！本肮�聽后很慚愧，于是命人發(fā)衣發(fā)糧給那些挨餓受凍的百姓。同時還規(guī)定，只要是在路上遇見的窮苦人，不必問他籍貫和姓名，一律無差別地發(fā)放衣物。

　　天寒地凍，齊景公不覺得冷，緣于他的麻木。麻木是與敏感相反的一個概念，在生理上，指身體某個部位發(fā)麻或失去知覺；在精神上，則指對外界事物反應(yīng)不靈敏，易引發(fā)“麻木不仁”現(xiàn)象。一個“麻木”的領(lǐng)導(dǎo)人，身著狐皮大衣、居于溫室，而不思考缺衣少食的民眾如何過冬，自己當然感受不到寒冷。所幸，齊景公不是商紂王，他只是麻木了些，沒有“敏感過度”的毛病，且知錯就改。這不失為歷史的一個進步。
　　又過了兩千余年，時間來到1942年。

　　這一年，河南發(fā)生了嚴重旱災(zāi)，全省夏秋兩季糧食幾近絕收。大旱之后，又來蝗災(zāi)，由此引發(fā)了世所罕見的大饑荒。中原大地，草根樹皮被吃光，赤地千里，餓殍在道，犬獸食之。到后來，人吃人的現(xiàn)象，也是屢見不鮮。根據(jù)美國《時代周刊》駐華記者白修德的采訪見聞，有位母親將其兩歲孩子煮吃了，有位父親則先后勒死了自己的兩個孩子，以他們的肉來充饑……據(jù)史料記載，是次大饑荒，共餓死大約三百萬人。

　　災(zāi)情一開始就上報到了重慶的國民政府。但是政府不但無動于衷，而且下令對災(zāi)區(qū)的稅賦與糧食征收照常進行。蔣委員長甚至責罵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虛報災(zāi)情。沒有媒體公開報道這場大饑荒，觸目驚心的天災(zāi)人禍就在無人關(guān)注的封閉言論環(huán)境中上演著。直到半年之后的1943年2月1日，《大公報》頂住壓力，發(fā)表了該報戰(zhàn)地記者張高峰采寫的新聞通訊《豫災(zāi)實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次日，《大公報》又發(fā)表了總編王蕓生親筆撰寫的社論《看重慶，念中原》，批評官員身在溫暖的重慶官府，不理會饑寒交迫的河南災(zāi)民。坐在寬敞明亮的辦公室，品嘗著咖啡的蔣委員長看到了《大公報》的兩篇文章，勃然大怒，悍然下令罰該報�？�三天。但是隨后，國民黨主辦的中央通訊社記者所寫的內(nèi)參密件卻提到，河南的情況其實比《大公報》所說的還要壞。

　　時隔一個多月，美國《時代周刊》也發(fā)表了該刊記者白修德采寫的關(guān)于河南大饑荒的報道，舉世為之震驚。那一期報道除了文字，還配發(fā)了照片。其中有兩張照片并排放在一起：一張照片上，是一個面容悲凄的婦女坐在地上，無助地看著被餓得奄奄一息的孩子；另一張照片上，是蔣介石身著筆挺的軍裝坐在辦公室看一本書，書名：《中國之命運》，著者：蔣中正……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的宋美齡看到了這篇報道，甚為惱怒。她馬上打電話給《時代周刊》的老板，要求開除“造謠生事”的白修德，遭到后者拒絕。

在河南大饑荒這個問題上，蔣介石同時犯了“過度敏感”與“過度麻木”兩個毛病——對新聞言論過度敏感；對災(zāi)民的死活過度麻木。無數(shù)上報的材料可證明，蔣介石對災(zāi)情了如指掌……可以說，三百萬亡命的災(zāi)民中，有相當一部分正是死于領(lǐng)導(dǎo)人的這兩個毛病。

又過了二十余年。中國進入了長達十年的非常敏感和非常麻木的時期。

這個時期，除了嬰幼兒與神經(jīng)病患者之外，幾乎所有國人的嘴巴和耳朵，都變得異常敏感。那時候，有一個叫作“上綱上線”的東西，在人們的日常工作與生活中，飄忽不定，無所不在。在其影響下，人們不敢說話了。要是想說話，會先將要說的話在大腦中醞釀、修改一番，然后才讓它從嘴巴里出來；聽話的人，則仿佛治學(xué)嚴謹?shù)恼Z言學(xué)家，將聽到的話代入“綱”和“線”的公式，仔細推敲那話語是否“病句”，以便決定是否告發(fā)說話的人，從而謀取獎賞。這種富有我們特色的敏感傳統(tǒng)，至今還或多或少地留存于部分人的思維與行動之中。

過度敏感，催生了過度麻木。十年之中，親人和朋友相互出賣，成了家常便飯。親情、友情、愛情、工作、生活，基本上都得為政治讓路。最近，北京一名律師通過《新京報》懺悔說，當年他做紅衛(wèi)兵時，曾舉報自己的母親在家中發(fā)表“反革命”言論，結(jié)果導(dǎo)致母親被槍決。同他一起舉報母親的，還有自己的父親。

又過了數(shù)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