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武指出，從1895年到1930年代的40余年之間，中國可謂是以《天演論》所主導的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代。進化論，特別是社會進化論，作為最早被系統(tǒng)傳入近代中國的西方思想，在清朝末年聲勢浩大地涌入中國社會，直到民國時代依然長期保持著影響力。故而研究翻譯這個進化論傳播的起點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因此，本書聚焦清朝末年進化論思想的翻譯，重點考察經(jīng)由西方與日本的進化論傳播路徑。各章要點如下。

第一章考察了中日兩國進化論翻譯的歷史背景。中國的進化論翻譯史和傳播史是中國的近代社會科學翻譯史乃至近代翻譯史的一環(huán)，與日本的翻譯史密切相關(guān)。綜觀兩國近代翻譯史，二者都是在西方的威壓下開國；都受到西方的強烈影響；在翻譯領域上呈現(xiàn)出相似的推移順序；并且都沒形成統(tǒng)一的翻譯規(guī)范；存在文言譯口語譯的對立；都對社會各方面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其中，關(guān)于社會科學翻譯史，兩國都將焦點集中在法學、政治學領域，在吸收西方文化、引入譯詞等方面存在相互影響的關(guān)系。以此為背景，正是在中國進化論翻譯史系統(tǒng)展開的幾乎同一時期，中國開始經(jīng)由日本引入西方思想，于是，中國的進化論翻譯史不僅與日本的進化論翻譯史存在諸多共同點，而且中國受到了日本的巨大影響。也就是說，除了直接翻譯日本人的進化論相關(guān)著作以外，還出現(xiàn)了另一條翻譯路徑，即，轉(zhuǎn)譯日文譯本，經(jīng)由日本渠道間接引入西方的進化論思想。

第二章聚焦率先系統(tǒng)引入進化論思想的嚴復，他是從西方直接引入進化論思想的代表性人物。嚴復在同一時期連載了兩部譯作，分別為《天演論》與《斯賓塞爾勸學篇》。本章通過對比《天演論》與赫胥黎的原著《進化與倫理》，《斯賓塞爾勸學篇》與斯賓塞的原著《社會學研究》，指出兩部譯作存在著嚴復自己的相似的政治思想，并且潛藏著相當大的矛盾。嚴復受到斯賓塞社會有機體論、社會進化論的啟發(fā)，變得重視民種素質(zhì)的提高。他羨慕英國人的自治能力和近代意義上的愛國心，在譯文中模糊了英國的相關(guān)負面信息，從中可以管窺到他對英國的憧憬。另一方面，他強調(diào)了由封建國家統(tǒng)治者主導的民種素質(zhì)的提高，并且要求喚起民眾的忠誠。原因在于，英國式的近代化需要漫長的歲月及沉淀，而中國沒有那么多時間可以等待。理想是理想，現(xiàn)實是現(xiàn)實。于是，他在譯文中暗示兩個階段的發(fā)展觀，試圖將彼得一世主導的俄國作為第一階段的政治模型，將英國作為第二階段的模仿對象。

第三章分析了加藤弘之的著作為何被廣泛翻譯成中文，又是怎樣被譯者加工的。加藤弘之是日本進化論思想的代表性學者，其著作的中譯本共有9部，約有一半與�；逝傻牧簡⒊�相關(guān)，另一半與革命派的戢翼翚相關(guān)。本章主要關(guān)注革命派的翻譯活動。中國早期留日學生楊蔭杭與楊廷棟同在戢翼翚主持的譯書匯編社擔任譯者，也都曾在戢翼翚創(chuàng)辦的《國民報》擔任主筆。通過對比加藤弘之的原著《強者之權(quán)利之競爭》與楊蔭杭的譯本《物競論》，發(fā)現(xiàn)楊蔭杭在譯文中發(fā)出了與加藤不同的政治信息。概括而言，楊蔭杭認為人種的優(yōu)劣是可以發(fā)生變動的，弱者具有變?yōu)閺娬叩目赡苄�，他在譯文中穿插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包括對立憲君主制等專制制度的反感，以及對民主主義的高度評價。接著，本章還比較分析了加藤弘之的原著《道德法律之進步》與楊廷棟的譯本《政教進化論》，指出楊廷棟為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故意扭曲加藤弘之的主張。在楊廷棟的加工下，加藤弘之成為催促弱者奮進、反對忠君思想的人物。

第四章主要關(guān)注在日本掀起熱潮的斯賓塞著作是如何被翻譯成日語，又是如何被轉(zhuǎn)譯成中文的。本章選取了一個經(jīng)典案例，考察了以斯賓塞原著《政治制度論》為底本的兩個日譯本《政體原論》（大石正巳譯）與《政法哲學》（濱野定四郎、渡邊治譯），以及以日譯本《政法哲學》為底本的中譯本《政法哲學》（譯者佚名）與《原政》（楊廷棟譯）。大石正巳為了尋找有利于支撐自由民權(quán)運動的理論，翻譯了斯賓塞的著作；濱野定四郎和渡邊治也對斯賓塞的政治理論頗感興趣。并且，大石正巳的譯作并非全譯本，沒有受到太大的關(guān)注；全譯本的《政法哲學》則通過內(nèi)容、譯筆、營銷等挑起了日本讀者的興趣，很快出版到第三版，同時引起了中國譯者的關(guān)注。中譯本《政法哲學》和《原政》的譯者在翻譯該書之前早已閱讀了《天演論》，然而前者沒有表現(xiàn)出對和制漢語的抵觸，后者則常�；钣脟缽偷淖g詞。不僅如此，前者表達了對清末新政的期待，后者則試圖在譯文中傳達譯者自身的革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