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我們所代表的印度人民，我呼吁你們懷著信念與信心加入我們的偉大事業(yè)。沒有時間去關注微不足道的消極批評，沒有時間去怨恨或譴責他人。我們必須建造自由印度的高樓廣廈，讓她的孩子們安居其中。①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
　　印度獨立初期，作為首任總理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積極推行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混合經濟模式，但卻沒有使印度經濟獲得預期的快速增長。相反，日益膨脹的官僚體系卻帶來效率低下、貪污腐敗等一系列弊病。人們對于新國家的理想與期望漸漸消失，壓抑、失望以及對社會的不信任感在印度社會中彌漫著。進入20世紀60年代，隨著中印邊境沖突（1962）、尼赫魯去世（1964）以及第二次印巴戰(zhàn)爭（1965）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的相繼發(fā)生，印度開始面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潛藏已久的各類社會矛盾相繼浮出水面，民主與世俗的核心理念受到挑戰(zhàn)，印度在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困難重重。印度當代印地語作家室利拉爾·修格勒的長篇小說《宮廷曲調》正是對這一歷史時期印度鄉(xiāng)村面貌與社會心態(tài)的反映。
　　室利拉爾·修格勒1925年12月31日生于英屬印度聯合省勒克瑙地區(qū)阿特勞利村一個貧窮的婆羅門家庭。盡管年少家貧，家中長輩對教育的重視以及勒克瑙地區(qū)自莫臥兒時代傳承下來的濃厚文化氛圍，促使修格勒順利考入阿拉哈巴德大學。阿拉哈巴德大學在20世紀曾一度成為印地語文學的重要陣地，默哈德維·沃爾馬（Mahadevi Vetma）、格姆雷什瓦爾（Kamleshwar）等一大批著名的印地語詩人、作家先后求學于此。在文學氛圍濃厚的校園里，修格勒學習英語文學、梵語和印度歷史，并開始嘗試文學創(chuàng)作。和多數文學青年一樣，修格勒最初也曾嘗試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但很快便發(fā)現自己不如那些新詩派的朋友，于是轉而投入小說創(chuàng)作的懷抱。1947年修格勒畢業(yè)，獲文學學士學位。畢業(yè)后的修格勒原本打算在勒克瑙攻讀文學碩士學位，然而父親的突然離世使他不得不放棄了繼續(xù)求學的計劃，轉而參加北方邦的公務員資格考試。在談到自己的職業(yè)選擇時，修格勒坦言，自己最初并未想過以公務員為業(yè)，但“揣著學士文憑考上北方邦公務員是當時條件下的最佳選擇”。
　　1949年修格勒正式進入北方邦公務員系統(tǒng)，此后長期在北方邦政府擔任公職，直到1983年退休后才成為一名真正意義上的職業(yè)作家。雖然文學創(chuàng)作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僅僅是修格勒的副業(yè)，但這絲毫沒有影響他在當代印地語文壇的影響力。自1957年第一部長篇小說問世以來，修格勒先后發(fā)表長篇小說10部、諷刺雜文集9部、短篇小說集4部、回憶錄2部以及文學評論集3部。他的作品針砭時弊，以諷刺見長，敢于抨擊印度政治與社會的陰暗面。2008年，為表彰其對印度文學與文化做出的貢獻，印度政府授予室利拉爾·修格勒三等蓮花裝勛章（Padam Bhushan）。2011年9月，修格勒榮獲印度文學界的最高榮譽——格楊比特獎（Jnanpith Award）。就在獲獎結果公布不久之后的10月28日，修格勒病逝于勒克瑙，享年86歲。
　　《宮廷曲調》創(chuàng)作于1962～1967年，1968年首次出版，1970年獲印度文學院獎（Sahitya Akademi Award）。小說以大膽辛辣的筆法描繪了20世紀60年代前期印度北方邦一座名為希夫帕爾根杰（Shivpalganj）的虛構村莊的整體風貌，展現了印度獨立后社會價值體系的崩壞以及民主失效等眾多社會問題。小說名稱“Raag Darban”（意譯《宮廷曲調》）本為印度古典音樂中的一種曲調名稱。該曲調適用于深夜演奏，主題莊嚴、深沉，并且難于掌握。作家以此為題具有雙關之意：一方面，“宮廷曲調”的字面之意對應了小說中大量政治操縱與權力爭斗的情節(jié)，切合小說的主題；另一方面，“莊嚴、深沉的主題”與小說中處處展現的印度鄉(xiāng)村的愚昧、落后與骯臟形成鮮明對比，加深了諷刺的意味。
　　對于印度而言，城鄉(xiāng)之間巨大的貧富差距，帶來的不只是生活水平的差距，更是文化與觀念的隔閡。在大眾傳媒與流行文化中，印度農村同落后、愚昧、無知、種姓政治、性別歧視、強奸等種種被現代文明視為罪惡的詞匯聯系在一起。在此之前的20世紀50年代中期，印地語文學界出現了以帕尼什瓦爾·那特·雷努（Phanishwar Nath Renu）創(chuàng)作的小說《骯臟的邊區(qū)》（MailaAnchal）（1954）為代表的“邊區(qū)小說”。該類型小說多以特定地理空間范圍內的整體鄉(xiāng)村生活為對象，在敘事上淡化情節(jié)主線，重視歷史地理環(huán)境的描寫，并且大量使用方言。《宮廷曲調》在敘事方面延續(xù)“邊區(qū)小說”上述特征的同時，不再將目光局限于偏遠地區(qū)，而是把故事置于作家所生活的北方邦。作為印度政治與文化的核心地區(qū)之一，北方邦擁有印度數量最龐大的人口，在印度人民院（議會下院）中占有的席位最多，對整個印度政治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正如一些評論所說，《宮廷曲調》中的希夫帕爾根杰并非偏遠的“邊區(qū)”，在北印度任何一個村子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宮廷曲調》代表了印地語“邊區(qū)小說”向普遍意義上的鄉(xiāng)土小說的轉型。在創(chuàng)作思想方面，《宮廷曲調》以反映印度鄉(xiāng)村愚昧、落后的狀態(tài)以及尼赫魯時代農村合作社改革和鄉(xiāng)村民主建設中出現的問題為目的，呼應了20世紀60年代印地語文壇興起的以揭露社會弊端、反映現實問題為主旨的“新進步主義”潮流。就文學史意義而言，《宮廷曲調》兼具了獨立后印地語文學“邊區(qū)小說”與“新進步主義”兩大潮流的特征，在印地語小說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宮廷曲調》同樣也是當代印度為數不多的印地語暢銷經典小說之一。自初版問世以來，該小說在長達50多年的時間里一直受到印地語讀者的歡迎。截至2021年，《宮廷曲調》的印地語版已經過7次修訂與12次印刷。此外，它還被翻譯成15種印度語言在全國各地發(fā)行。小說的同名英譯本由英國記者、旅行作家吉莉安·懷特（Gillian Wright）翻譯，于1994年由企鵝出版社出版發(fā)行，在印度國內外的英語讀者中同樣獲得關注。2012年，該英譯本入選《企鵝現代文學經典》（Penguin Modern Classics）系列叢書，再次出版發(fā)行�！秾m廷曲調》之所以能夠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受到讀者持續(xù)關注，一方面得益于作家高超的語言駕馭能力所帶來的流暢閱讀體驗；另一方面，小說對于印度民主政治陰暗面的無情揭露，即便是在經濟高速發(fā)展、生活方式劇烈變化的今天仍然具有啟示意義。
　　作為一部文學經典性與暢銷性兼具的長篇小說，《宮廷曲調》揭示了獨立后印度農村社會民主失效、道德墮落等一系列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它從一定程度上展現了印度農村乃至整個基層的政治生態(tài)環(huán)境。盡管進入21世紀的印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然而直到今天，印度農民——這些“沉默的大多數”作為印度人口的主體，卻始終處于邊緣化的地位，被人們長期忽視。在這種背景之下，小說《宮廷曲調》向不了解印度鄉(xiāng)村社會的人們提供了新聞報道與學術著作之外的觀察途徑。與傳統(tǒng)的現實主義批判不同，《宮廷曲調》用深入骨髓的諷刺和辛辣的調侃，以藝術的形式展現了一個近乎真實的世界。從某種程度而言，《宮廷曲調》就像是一部人類學民族志，將希夫帕爾根杰的風土、歷史、語言都記錄其中。4、說圍繞著村委會、合作社與學院三個20世紀60年代印度農村的主要公共機構，逐層向讀者剖析了鄉(xiāng)村政治的運作機制，為讀者展現了法律、民主等現代文明機制在向傳統(tǒng)社會深入過程之中的異化，以及社會機制失效時，人們在精神與道德層面的墮落。印度學者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曾盛贊《宮廷曲調》是“有史以來最好的印度民主讀物之一”。①梅塔認為，《宮廷曲調》的意義不在于粗暴地展示“理想主義屈服于物質利益”，而是在半個世紀之前為印度政治“意義危機”敲響警鐘。小說中的人物可能無力改變狀況，卻都確切地知道發(fā)生了什么，甚至比任何政治理論家都能更快地解釋思想背后的動機和利益。當民主成為虛偽和無意義的符號，學術研究淪為政治現象的純粹提煉，除了權力的自我陶醉，現代政治能否為社會進步創(chuàng)造條件？這或許是每個發(fā)展中國家都需要思考的問題。
　　作為當代印地語經典文學著作，《宮廷曲調》匯集了諸多帶有鮮明歷史文化與地域特征的術語，將古印度六派哲學、經典寶萊塢電影、尼赫魯時代的宣傳話語、英國殖民時期的黑話等諸多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內容雜糅成團，翻譯難度較大。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添加了大量注釋，以供讀者參考。在對文中的不同印地語方言和俗語的翻譯上，譯者參考了英譯本的處理方法，通過用詞差異，盡可能展現方言背后傳遞的人物性格與權力關系等信息。遺憾的是，受制于譯者能力，小說精妙之處未能充分展現。書中或會有翻譯紕漏，還望讀者不吝指教。最后，感謝我的恩師姜景奎教授與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諸位老師的幫助，使得本書得以呈現給中國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