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強調的是，我十分高興地看到我的著作《中世紀文明（4001500年）》將能夠為讀者所閱讀。我曾經在1984年本書最新法文版的參考書目中補充了一些東西，我也同樣愿意對此做些介紹。
在這些年歷史學研究最重要的發(fā)展中，總的來說，除了那些與考古發(fā)現(xiàn)有關的、與物質文明領域有關的，包括營養(yǎng)學領域、心態(tài)學歷史的發(fā)展和歷史證據的新形式，如手勢和形象的使用等，我更想集中論述一些有助于擴展著作中已經闡發(fā)的主要思想的東西。恐怕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關于我對家族和血緣關系研究的興趣，包括聯(lián)姻制度、女性的角色和血親的問題，這成為理解中世紀社會的中心論題。從這一角度來看，封君－封臣關系越來越被視為人為的親屬關系。同樣，在封建社會中，類似一個家族基本單位的領主制的形成已經產生了與以領主為首的微型社會組織過程有關的種種假說。皮埃爾·圖伯特（Pierre Toubert）用來描述拉丁姆（Latium）的詞匯incastellamento（即在城堡范圍內的中心聚居村）曾經被羅伯特·福西耶（Robert Fossier）用encellulement的表述方式廣為應用。由沃爾特·烏爾曼（Walter Ullmann）和科林·莫里斯（Colin　Morries）提出的關于12世紀至13世紀個人能力的逐漸發(fā)展問題，則特別由阿龍·古勒維齊（Aaron　Gurevitch）、卡羅林·拜努姆（Caroline Bynum）和我自己的研究而深化了。在我的著作中相當欠缺的、關于政治史復興的問題，曾經強調過權力的象征性和人類學方面的因素，而且，它也受益于人類學思想中關于權力形成的理論。對于歷史學家來說，人的肉身作為一種新的關注對象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曾經是中世紀研究領域中具有決定意義的，這是由于如下的事實：在這個由武士和農民組成的社會中，人們看到了在輕視肉身的基督教思想的壓力下的、在宮廷社會中至少是在文學形式上萌生的當代愛情觀盡管肉身在最后的審判時將會復活的預言迫使人們尋求肉身的救贖。
就我而言，對于中世紀時期之認識的發(fā)展以及人們研究和反映程度的深化，已經強化了這本書的兩個基本觀點。一方面，被自然所掌控的中世紀是一個暴力的時期，一個生活艱難的時期，也是一個具有特別的創(chuàng)造力和為西方文明奠基的時期。另一方面，也許西方中世紀社會只能在人們揭示了它的物質、社會和政治事實是如何被符號和想象的世界所滲透時，才能被人們所理解。只有研究了人們如何表現(xiàn)他們自己、如何思想和感受，才能使我們理解這個我們已經久違多時的，卻仍然在影響著我們的意識和想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