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這些講課記錄由幾位英國文學課的學生錄音，為了讓其他因為工作需要而不能前來上課的學生也能學習這些教材。這些錄 音的文字版由同一批學生抄錄，構成了本書的基礎。
原始錄音帶已經(jīng)遺失，也許被用去為其他科目的課程錄音。 這樣的草率馬虎在我們今天看來似乎不可原諒，然而，我們應當理解在一九六六年講授這門課程的那一年豪爾赫 路易斯 博爾赫斯尚未像今天那樣被視為無可爭議的天才人物。鑒于阿根廷不斷變化的政治形勢，他對當時事件的評論比他的文學作品獲得了更多的公眾關注。對于他課堂上的許多學生而言，博爾赫斯盡管已經(jīng)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國家圖書館館長大概也只不過是另一位教授而已。因此，這些課堂錄音筆記是為學習教材而制作的，很可能倉促而成，為了應付考試。
實際上我們也許應該為此而心懷感激：無人嘗試去修飾博爾赫斯的口頭語言，也沒有修訂他的句子，我們拿到手的是免不了重復和套話的原始記錄，這種忠實性可以通過對比博爾赫斯此處的語言與其他口頭論述文本的語言例如他的許多講座和公開訪談而得到證實。抄錄者在每一堂課錄音筆記的結尾都標注有這樣的話：原文照錄。幸運的是，這種忠實不僅表現(xiàn)在記錄博爾赫斯的陳述，而且表現(xiàn)在記錄了教授對他的學生說話時的偏題話和口頭用語。
另一方面，因抄錄者受限于時間且缺乏學術訓練，每個專有名詞、標題或者外語用詞都用注音標注，因此大部分作者名和作品標題都寫錯了；原始記錄中的盎格魯撒克遜語和英語原文摘錄以及順帶的詞源解釋均完全無法辨識。 出現(xiàn)在文中的每一個名稱都必須詳細核對。要辨認出Roseti 是但丁 加布里埃爾 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并不難，但是要猜出Wado Thoube實際上是詩人羅伯特 騷塞（Robert Southey）則花費了更多時間。抄錄者在每次哲學家喬治 貝克萊（George Berkeley）被提到的時候都將其寫成Bartle。許多 這樣的名稱需要花費大量精力查找，例如十八世紀耶穌會士馬丁 多布雷茲霍夫（Martino Dobrizhoffer）在原始記錄中寫 作Edoverick Hoffer，還有利文斯頓 洛斯（Livingston Lowes）教授，他的名字被寫成一本書的名稱，Lyrics and Lows。
顯然許多情況下抄錄者不熟悉課上談到的文學作品，像杰基爾博士和海德先生這樣盡人皆知的名字在原始記錄中有著奇怪的拼寫，幾乎可以將角色可怕的雙重身份變成多重身份。例如，杰基爾博士（Dr. Jekyll）分別寫作Jaquil 、Shekli、Shake、Sheke 和Shakel ，海德先生（Mr. Hyde）則是Hi、Hid和Hait， 這些變異有時出現(xiàn)在同一頁上，甚至同一段話中。有時很難確定是否所有的變異指的是同一個人。因此英雄亨吉斯特（Hengest） 在上一行里拼寫正確，在下一行里就變成了Heinrich；哲學家 斯賓格勒（Spengler）躲在Stendler、Spendler這樣的名稱 后面，甚至跑得更遠，變成了Schomber。
博爾赫斯列舉的詩歌內(nèi)容也同樣難以分辨。有些分辨出來后，結果令人覺得很有喜劇性。也許最值得一提的是出自 《草葉集》的一行詩，原本是：Walt Whitman, un cosmos, hijo de Manhattan（沃爾特 惠特曼，和諧一體，曼哈頓之子），結果在原始記錄中變成了Walt Whitman, un cojo, hijo de Manhattan （沃爾特 惠特曼，瘸子，曼哈頓之子），這樣的變異肯定會讓詩人感到不安。
在課堂上，博爾赫斯經(jīng)常要求學生全神貫注大聲朗讀詩歌， 學生朗讀時，博爾赫斯會對每一節(jié)詩加以評論。在原始記錄中，學生朗讀的原文被省略了，在缺乏原文的情況下，博爾赫斯對每一節(jié)詩的評論上下連續(xù)出現(xiàn)，完全無法解讀。為了恢復前后一致性，我們找到了這些學生朗讀的詩歌原文，將博爾赫斯的評論穿插在其中，這的確是一項費力的編輯和復原工作。
這樣的工作要求恢復先前按照原文發(fā)音抄錄的古英語的原文摘選內(nèi)容。盡管有很多舛誤，這些還是可以辨識的，我們用原文替代了。
博爾赫斯文本的標點符號在倉促而成的原始抄錄中必須全部更改，原則上總是令其符合上課說話的節(jié)奏。
這項編輯工作要求修訂所有的事實，糾正抄錄錯誤，在必要時進行更正。大部分文本的原始資料都已經(jīng)找到，我們還添加了尾注，提供了詩歌原文（如果簡短的話）或者片段。
在有些情況下，為了方便讀者，做了一些必要的小修改：
一、添加了遺漏的詞（連接詞、介詞等等），博爾赫斯說話時肯定會用到的，盡管在原始抄錄中沒有出現(xiàn)。
二、有些連接詞的確出現(xiàn)在口語中，但會使書面文本更難理解，則予以刪除。
三、有幾處地方有必要使主語和動詞更加貼近彼此，因為博爾赫斯有時會熱情洋溢地長時間偏題這在口語中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書面文本中，討論的線索就會完全中斷。我們改變了一些句式中詞語的順序，但沒有刪去任何說過的詞。

鑒于這些修訂并未改變博爾赫斯講課的用詞和主旨，我們沒有注明這些修訂之處，以免打擾讀者。在其他情況下，如果添加博爾赫斯沒有說過的詞，則將其置于方括弧內(nèi)，以方便理解。
尾注大多提供有關作品、人物或事件的信息，為了充實閱讀材料。我們基本上沒有試圖將這些課程中的主題與博爾赫斯的其他作品相關聯(lián)，否則作家博爾赫斯與教授博爾赫斯之間的關系 是如此緊密，會需要幾乎無限量的注釋，何況，我們的目的并非對文本進行批評或分析。
許多注釋都只是生平簡介；篇幅的相對長短并不反映我們對人或事的價值評判，而是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均由兩個因素決定：一、具體所指不為人所知的程度，二、與課程的相關程度。 因此，例如烏爾菲拉這位哥特神職人員，還有冰島歷史學家斯諾里 斯圖魯松有幾行文字介紹；而年代更近或更加為人所知或者只是順便提到的人物的注釋則只包含生卒年份、國籍以及便于讀者識別的少量事實。
讀者將會發(fā)現(xiàn)許多這樣的短小生平注釋對應著名人物，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認為讀者不熟悉他們。這些注釋有利于讀者對具體人物進行歷史定位，考慮到博爾赫斯常常在不同世紀、不同大陸之間來回跳躍，進行對比和比較。
我們不知道博爾赫斯是否知曉存在這些教材筆記，但是可以肯定，他會很高興得知有這些紙張來傳承他作為教師的工作。 無數(shù)讀者現(xiàn)在可以加入那些學生的行列，博爾赫斯曾經(jīng)多年滿懷深情兢兢業(yè)業(yè)地親自向他們面授英國文學。
衷心希望讀者也像我們享受編輯本書一樣，在閱讀中獲得享受。

馬蒂恩 阿里亞斯
馬蒂恩 哈迪斯
布宜諾斯艾利斯
二○○○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