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質上，最高法院堅持認為，通過國會議員的選舉以及州長和市長的影響，各州都充分參與了國家立法過程，從而在政治上使自己卸下了繁瑣的立法重任。既然如此，關于聯(lián)邦政府是否可以在那些先前被認為是保留給各州的權力領域內(nèi)行事的問題，應該通過立法而不是司法行動來決定。因此，各州的權利被視為產(chǎn)生了政治問題而不是司法問題。
　　在“南卡羅萊納州訴貝克案”（South Carolinav.Baker，1988）中，最高法院形成了類似的論點。當時，許多人將這個案例看作是對憲法第十修正案關于各州權利的蓋棺定論。南卡羅萊納州質疑聯(lián)邦政府是否有權利對各州發(fā)行的債券的形式發(fā)號施令。最高法院不僅回答“是”，還表明聯(lián)邦政府有權收取免稅債券掙得的收入稅。顯然，如果聯(lián)邦政府有這一權利，那么各州將不得不直接與發(fā)行債券的私人公司競爭。雖然政治領導人盡力向債券市場保證，聯(lián)邦政府不會通過侵犯各州發(fā)行免稅債券能力的方式來平衡其預算，但是一些此類提議被引進了國會。正如你能想象的，各州和地方對國會侵犯州財政的關鍵領域是多么的憤怒，但是，各州再一次被排除在司法糾正之外，并且被迫依賴其政治權力來確保國會不對州和地方債券實施征稅。
　　加西亞案和南卡羅萊納州案為聯(lián)邦政府進入曾被認為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范圍的領域開了先河。當然，州和地方官員見證了聯(lián)邦政府所實施的從控制老鼠到限定最低飲酒年齡的諸多行為，從而懷疑國會的自我約束力。至少，加西亞案和南卡羅萊納州案為針對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而擴大的聯(lián)邦行動設定了先例。
　　然而，我們不應該急于做判斷，因為過去十年里所傳承下來的最高法院判決大多是通過4到5票來決定的，而且在一些關鍵案例中，多數(shù)判決都清楚地重申了州政府的主權，例如，“紐約訴合眾國案”（1992）、“佛羅里達州塞米諾爾部落訴佛羅里達案”（Seminole Tribeof Floridav.Florida1996）、“普林茲訴合眾國案”（1997）以及“奧爾登訴緬因州案”。事實上，近來有關正在形成的司法聯(lián)邦主義的評論表明，大多數(shù)意見堅持主張“州主權不可侵犯，不僅是因為它扎根于國家的憲法結構之中，而且是因為這種侵犯從根基處損壞了美國民主的運行”（Wise2001，p.354）。
　　這些案例處理的是聯(lián)邦政府對各州和地方的權力問題，但是有關州對地方政府的權力，有人提出了一些不太復雜的問題。正如我們所注意到的，政府間關系的體系沒有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配置各自獨立的權力范圍，而只是把地方政府看作“州的產(chǎn)物”，它們僅僅擁有州所賦予的權力。1868年，狄龍（John Dillon）大法官在著名的“狄龍規(guī)則”①（Dillon's Rule）中宣布，城市只擁有他們所持的特許證里所授予的那些權力，和那些經(jīng)由公示的權力所完全默認的權力，以及那些對于授予他們特許證的目的具有重要意義的權力。換句話說，根據(jù)“狄龍規(guī)則”，地方只擁有狹窄的活動范圍，在這一狹隘范圍之外，州掌控著一切�！暗引堃�(guī)則”已經(jīng)有所放松，尤其是在那些通過“地方自治條款”（home-ruleprovi-sions）賦予城市更大自主權的各州，但是地方政府的權力仍然直接來源于州政府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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