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明天的教育，會好嗎？

第一次見程介明先生，應該是26年前的1994年11月1日。

當時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學，應邀去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作了一場《中國高等教育的轉型》的學術講演。在那里，見到了老朋友張民選兄，他正在香港大學跟隨程介明先生攻讀博士學位，由此結緣了程介明教授。那時我正在蘇州大學擔任教務處處長，程教授告訴我，他的母親也是蘇州人。我感到很親切，于是開始叫他程老師。

名師出高徒。民選兄學成以后，先后擔任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教育 部國際教育研究與咨詢中心主任、上海師范大學校長、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教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等重要職務，成為在國際教育舞臺上非�；钴S的一位教育家。

六年前，我在發(fā)起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的時候，首先想到的人選之一，就有程老師。在論壇相關工作中，我們有了較多的交往、深度的交流和密切的合作。他擔任主席的世界教育前沿峰會，每次都選擇國際教育界關注的重大問題，邀請世界各國的名家討論交流，每次都邀請我作主旨演講，躬逢其盛，讓我不僅能夠學習國外教育家的成果，也領略了程老師在國際教育界的號召力、影響力和領導力。

程老師學問很大，為人低調、謙和。他是我見到的很少的既熟悉世界教育動向又了解中國國情的教育家，他曾在世界銀行、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聯(lián)合國兒童基金會、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及亞洲開發(fā)銀行等多個機構任職，也深入過我國貴州等多個貧困地區(qū)做田野調查，還擔任了國家基礎教育課程與教材專家咨詢委員會成員，他的許多教育觀點既有前瞻性又很接地氣。如在這本書中他對于高考制度的分析：高考，是一個選拔過程；它承擔著社會功能。這個功能，不是我和你可以朝夕改變的，也不是通過教育可以解決的。但是這樣的考試，卻往往對于學生個人的學習與成長很不利。人生下來就是不一樣的，偏偏要逼著他們按照統(tǒng)一的步伐、統(tǒng)一的內容、統(tǒng)一的要求進行篩選，那其實是極為殘忍的。既指出了高考的弊端，又分析了高考改革的難度。
程老師不僅學問好，對國家前途命運也非常關注，有著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我曾經(jīng)說過：中國教育有弊端，但怒目金剛式的斥責和鞭撻，雖痛快卻無濟于事。對于中國教育而言，最需要的是行動與建設，只有行動與建設，才是真正深刻而富有顛覆性的批判與重構�？吹竭@段文字，程老師第一時間反饋說：對極了，這才是正能量。怒目金剛，太普遍了，也太容易了�？赡芤舱�因如此，他對我發(fā)起的新教育實驗格外關注，給予諸多支持。

我還記得第一次聽程老師在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上講演，非常震撼。那次演講的主題，就是這本書中的一些主要觀點：社會變了，教育也應該變化。學習是人類的天性，教育卻不是。受了教育，也就是進了學校，并不一定就會有學習。

程老師的這本書是他近20年在香港《信報》發(fā)表的50余篇文章的合集，雖然體量不大，但是內容非常豐富，也自成體系。內地與香港政情與文化不完全一樣，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對世界教育思潮有著春江水暖鴨先知的便利，又和內地有著共同的文化根源。書中討論的問題，對于我們更好地認識當下和未來的教育，有著特別的意義。

1918年11月7日，即將過60歲生日的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教師的兒子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明天的教育會好嗎？程老師的這本書以教育之變?yōu)轭}，正是在探討這一問題。我們的回答，應該與100多年前梁漱溟先生的回答是一致的。

當然，明天的美好不會自然而來，教育的美好明天需要我們共同努力。

朱永新
2020年12月15日晨，寫于福州悅華酒店

代 序
自白

我主要是研究教育政策的。20世紀70年代，在香港辦學，從數(shù)學、物理教師轉而注意教育行政；又因為后來香港發(fā)展公立中學，所在的私立學校面臨嚴重的危機，因而關注教育的宏觀發(fā)展，也就是關注教育政策。一次，在一家書店看到一本書的書脊：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1（《教育經(jīng)濟學導論》），覺得不可思議教育怎么會與經(jīng)濟扯上關系呢？從此對教育的宏觀現(xiàn)象產生興趣。

開始的時候，（我關注的）是傳統(tǒng)的政策研究，也就是當時熱門的教育規(guī)劃，主要是看數(shù)據(jù)、看統(tǒng)計、看趨勢、看管治、看結構、看財政，等等。因此研究入學率、在校率、畢業(yè)率、升學率、就業(yè)率；研究人口變化、內部效益（資源的高效使用）、外部效益（資源的社會效用）。在這些前提下，研究體制結構、資源分配、學校領導、課程發(fā)展、質量保證、教師評估、學生考核等教育行政方面的措施政策。

這里忍不住向讀者介紹一下我對這個問題認識的過程，也是一個學習的歷程。上一輪教育改革，啟發(fā)了我，開始看教育以外的大環(huán)境。最記得1999年1月25日，當時梁錦松做主席的教育統(tǒng)籌委員會，啟動教育改革，在香港大會堂聚集了800位社會精英，我的啟動演講，題目是教育問，用了大約40分鐘，全部都是問題，沒有答案。當時臺下沸騰，紛紛訴說教育的不是，而且大都拋開了自己的社會職務，不知不覺地都以家長身份，近乎控訴。其中至今歷歷在目的，是馮可強先生的一番話，大意是：引起家庭中不愉快的，往往就是孩子的功課。另一位（忘記了是誰）甚至說，夫妻之間引起爭拗的，往往也是因為孩子的功課。

教育改革，放眼目的

回想起來，當年教統(tǒng)會（香港非法定組織，負責按社會的需要而向香港政府提供有關整體教育事務）做對了一件事：沒有急于提供答案，而是動員全社會，用了一年的時間，討論教育目的。還記得在每家小學豎立一棵紙板做的樹，每名學生掛上一只紙?zhí)O果，上面寫I have a dream. Education should be...（我有一個夢想，教育應該是 ）。用了一整年的時間，他們收到一萬四千多份來自社會各界的建議書。后來就提出了樂于學習，善于溝通，勇于承擔，敢于創(chuàng)新的樂、善、勇、敢四字作為臨時的教育改革目標。

全社會討論教育目的，里面隱含的思路：在教育的目的與手段兩個方面，在這個時候必須同時改革；不能假設目的沒有問題，只談手段。不是期望在手段上做多些、做好些，而是從目的著眼。假如目的不一樣了，原來的手段就要作根本的改變。這是當時香港教育改革的基本思維。近年有機會觀察、咨詢、參與世界不同地方大大小小的教育改革，可以說，絕大部分的體系，都只不過是在原來的教育形態(tài)上面，修修補補。花了龐大的人力物力，結果就像修車一樣，修完還只不過是原來那部車。我把這叫作補缺思維（deficit model）�，F(xiàn)在環(huán)顧，在這方面，香港、上海、新加坡市等城市可以說是例外。芬蘭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教育改革也是面向新的目的。

恰巧當時在OECD（經(jīng)濟合作發(fā)展組織）主持終身教育的老朋友（David Tuijmann）路過香港，他介紹的北歐終身教育景象，給了我兩方面的啟示：一個是教育與社會的關系，尤其是變化了的社會對教育的影響；另一個是貫穿教育制度的主軸，應該是學習�，F(xiàn)在回想起來，他所介紹的情況，其實并無特別驚人之處，但是這兩個方面，卻成了我此后思考的兩個主要方面，近年在各地作演講，通常PPT的第一張是：教育的最終目的學生的未來；教育的核心業(yè)務學生的學習。不厭其煩，一個宏觀，一個微觀。這是我學習心得的最簡單的概括。

重點觀察，教育以外

從那時候開始，我才開始注意教育以外的社會。因為假如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學生的未來，那么，未來的社會將是怎么樣的？今年小學一年級的學生，16年以后就要進入社會了（假設人人都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16年以后的社會將是怎么樣的？要知道未來，先要知道現(xiàn)在。稍微接觸，我就已經(jīng)大吃一驚。

首先注意的是workplace。這個單詞，一般譯作職場，我把它譯作工作形態(tài)。并非直譯，但認為使用起來更加貼切。英文的place，其實并不一定是一個實體的場。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投資銀行，也是緣分，一個偶然的機會，發(fā)覺他們不是按傳統(tǒng)的科層結構操作，而是每一個客戶設立一個工作組。我也在大學教過學校管理，這與馬克斯·韋伯經(jīng)典的工業(yè)社會科層架構完全不一樣。后來才知道，許多比較新的行業(yè)和機構，都是如此�？康牟皇敲骷毜牟块T分工，而是綜合性的一站式服務。工作組以外，也有被叫作deal team, project team, account team（交易小組、項目小組、客戶小組）。也有一些采取所謂矩陣式結構，也可以說是部門分工與一站式之間的中和。

由于在大學擔任的職務，我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負責籌款，經(jīng)常有機會與商界的朋友交往，基于他們口中的描述，社會的工作形態(tài)景象愈來愈清晰。我又有幸在大學當了18年的學生宿舍舍監(jiān)，學生畢業(yè)后的動態(tài)、畢業(yè)前的思考，都大大幫助了我不只是認識了社會的變化，也認識了年輕人的變化。這些認識過程，不是一兩個研究項目可以代替的，而是一個長期觀察、反復求證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假設，不斷推翻自己的過程。

身邊事物，蘊藏智慧

舉兩個例子。聽美心集團的創(chuàng)始人伍沾德先生的分析，才感覺到，傳統(tǒng)的規(guī)模效益，已經(jīng)不一定是一家公司擴展時的基本考慮。美心在香港有600多家店，各類中國菜、外國菜、咖啡、面包、快餐，都有，但只有少數(shù)還帶著美心的招牌。這正應了文獻中l(wèi)ess of more（少量多款）的論述。聽田北辰先生來大學講他們G2000的兩句座右銘：When it works, its obsolete�。ㄎ业姆�譯：流行的，已經(jīng)過時了�。┻�有一句：Customers dont know what they want.（顧客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這也是世界上有關創(chuàng)新的文獻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這兩個例子，都說明生產并不一定是為了滿足需求，更重要的是營造購買的欲望。這兩個例子都充滿著對于現(xiàn)代社會我稱為后工業(yè)時代的深刻認識與智慧。

與此同時，剛好又有機會看到一些傳統(tǒng)工業(yè)社會典型的流水作業(yè)式的工廠，比如早期香港的玩具廠、改革開放初期東莞的工廠，以及非洲萊索托與斯威斯蘭的制衣廠，親眼看到了查理·卓別林《摩登時代》的現(xiàn)代版。

同時，也看到這些傳統(tǒng)工廠的式微，深圳一些工廠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里，就要不斷轉型，否則就難以生存從幾乎全部是操作工，轉型為生產、設計、營銷人員各占三分之一。也可以看到這些工廠對人員學歷要求的轉變。

經(jīng)年累月，不斷地假設與推敲，慢慢就形成了一個立體的教育觀從生產形態(tài)、機構形態(tài)、工作形態(tài)，到個人的職業(yè)形態(tài)，以至于人們的工作意識形態(tài)，都產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的、全面的、不可逆的變化。一句話：變得認不得了！

總的來說，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學生的未來，也是為了社會的未來。我在過去幾年，不斷提出一個看法：學習是人類的天性，教育卻不是；教育是人類為人類設計的體系，因而不同時代的教育體系，必然帶有該時代的經(jīng)濟、社會、政治、文化，乃至宗教的特點。在不同時代，人類對于教育會有不同的觀念，也就是說，教育是會過時的！這是我們的教育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

原載《信報·教育評論》（20190125）（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