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后記

隨著《城邦與人》中譯本的出版，施特勞斯主要著作的中譯本均已問世。但在國內(nèi)學界，正如在國外學界一樣，施特勞斯可謂毀譽參半，而且學者們對他的態(tài)度通常呈現(xiàn)出兩極分化的趨勢：要么非常喜愛，甚至崇拜；要么非常厭惡，甚至痛恨。幾乎很難看到一種客觀、中立的態(tài)度，這點頗讓筆者感到驚奇。當然，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狀況，一方面和施特勞斯的具體觀點有關(guān)，比如他表面上似乎反現(xiàn)代、反民主以及高揚古典；但另一方面也和他的研究、寫作方式有關(guān)，比如他幾乎無視通常的學術(shù)寫作規(guī)范，也很少引用和他同時代的名家，尤其自《城邦與人》以來的晚期著作中，他更加顯得神秘莫測以及絮絮叨叨，習慣了現(xiàn)代學術(shù)表達的我們，往往初讀一過，根本不知道他想要說什么。
不過，晚近以來，施特勞斯在西方主流學界的影響可以說是日益凸顯。比如，目前在對他的貢獻及意義的綜論方面，《劍橋施特勞斯指南》業(yè)已出版；在古希臘哲學和古典學研究、尤其是柏拉圖研究方面，《劍橋柏拉圖<理想國>指南》中隨處可見他的方法論影子；該指南的主編費拉里（G. R. F. Ferrari）甚至認為，施特勞斯并沒有那么神秘，他最大的貢獻就是高揚柏拉圖的文學性，讓柏拉圖著作中的每一個細節(jié)服務(wù)于整體的論證，這也是如今的柏拉圖學界受惠于施特勞斯，卻經(jīng)常羞于承認的。
對此，筆者想補充兩點：一是施特勞斯在解讀柏拉圖對話時，不僅深刻揭示了其文學性或戲劇性，而且對論證部分的分析或闡發(fā)也極富洞見和力度，對他來說，柏拉圖對話的文學內(nèi)容和哲學論證乃是一個有機的統(tǒng)一體，二者不可偏廢。但從總體上來看，施特勞斯學派在這點上沒有很好地繼承施特勞斯，他們往往偏重于戲劇解讀，而于哲學論證方面則用力不多。二是盡管西方柏拉圖學界經(jīng)常偷師施特勞斯且羞于承認，但我們中國學者沒必要如此，我們沒必要加入他們歷史形成的敵對陣營，也沒必要分沾他們由來已久的積怨，因為無論施特勞斯學派也好，還是非施特勞斯學派也好，對于我們中國學者來說，都是認識西方文明的有效途徑，借此可以最終達成對中國文明之過去、現(xiàn)在乃至未來的認知。
本書的翻譯始于筆者在中山大學哲學系讀博期間，當時正致力于古希臘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方面的研究，甘陽老師建議我從沃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納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等人讀起，然后再讀施特勞斯。但從他們轉(zhuǎn)向施特勞斯后，我首先覺得眩暈，然后痛苦，因為仿佛面對著兩個截然不同的學術(shù)世界，無從選擇，更無從下手，不過等平靜下來后終于感覺到了喜悅，因為這兩個世界的碰撞所產(chǎn)生的火花仿佛讓我看到了一片新天地。后來博士論文選擇以柏拉圖對話為研究對象，結(jié)合主流學界以及施特勞斯、克萊因等人的進路來處理《理想國》，與此同時，也開始著手翻譯《城邦與人》。期間，甘老師創(chuàng)辦了博雅學院，我便投入到學院的日常事務(wù)中，后來又一直忙于教學、科研、當班主任等等，一直到博雅學院成立十周年之際，才稍得喘息，于是才最終完成了此書的翻譯。前后拖拖拉拉近十年，想來甚感慚愧。
在本書的翻譯過程中，劉小楓老師多次催促或鼓勵，我的同事劉海川幫忙解答了一些近現(xiàn)代哲學術(shù)語的翻譯問題，趙偉、何祥迪校對過本書的導(dǎo)論以及第三章的部分內(nèi)容，在此一并深表感謝。此外，由于《城邦與人》一書極為著名，因而有不少熱心讀者自己翻譯了全書或部分章節(jié)，并分享到網(wǎng)上，筆者參考了賀晴川、何祥迪、陳克艱等人的某些譯法，在此謹表感謝。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本書從完成譯稿到出版頗費周折，在付梓之際，我要感謝甘陽老師、舒煒師兄的信任，讓我獨自承譯此書；感謝三聯(lián)書店的編輯王晨晨女士，感謝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的責任編輯王旭以及彭文曼女士細致和耐心的編校工作。
當然，譯本中的文責概由筆者自負。施特勞斯的行文密集晦澀，筆者盡力做到使之流暢可讀，但限于學力，錯漏之處在所難免，懇請諸位讀者不吝指正。

黃俊松
2022年1月8日
中山大學博雅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