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一生中，他好像總是坐在轟鳴的火車上，凝望著窗外，向未知之地奔去。又一次，他坐在直接掛在火車頭后面的黑人隔離車廂里，忍受著柴油機散發(fā)出的難聞的熱氣。律師仍然穿著他瀟灑的雙排扣西裝，腰板挺直，嶄新的、壓緊的手帕露在口袋外的，柏樹沼澤、棉花田、刷成白色的鐵皮房子這些南方的景物忽閃而過。他一個人旅行，弓著那一米八八的身體，埋首在案件卷宗里，嘴里叼著一根煙，在一本黃色的拍紙簿上做著筆記。他想在打印出來之前重新修改一下草稿；他一絲不茍地做著這件事。一位聯(lián)邦法官助理曾告訴他，只要看一眼訴狀上涂改的痕跡，他就能判斷出這出自白人還是黑人之手。瑟古德?馬歇爾永遠都不會忘記這句話。在像他這樣的案件中，有太多重要之處他需要注意，以免被歸為黑鬼的辯護摘要。
他所乘坐的火車都有著華麗的名字，比如橙花特快、銀色流星和 冠軍，而它們隆隆作響的韻律流淌在馬歇爾的巴爾的摩的血脈中。他的父親威利和叔叔菲爾里斯都是巴爾的摩和俄亥俄鐵路公司的搬運工，而為了付大學學費，年輕的瑟古德自己也曾在巴爾的摩和俄亥俄鐵路公司的餐車上當過服務員。鐵路對他和他的家族來說是驕傲和地位的源泉，但這樣的孤獨的旅行，總是觸發(fā)馬歇爾的舊痛。他的妻子巴斯特無法懷上他渴望已久的孩子，有一年他過生日時，她送給他一個電動火車的模型，希望有一天作為給她丈夫和兒子的禮物。而馬歇爾以這個火車以及頭上戴著工程師的帽子款待到他們哈萊姆公寓的男孩。
20 世紀 40 年代中期，混血奴隸索尼?古德?馬歇爾的孫子馬歇爾，正在推動自重建時期以來美國偉大的社會轉型。十多年來，他致力于克服憲法固有的缺陷在法律上允許社會對黑人的不公正，黑人不僅沒有投票權，在教育、住房和就業(yè)方面也沒有獲得平等的權利和機會。由于他在美國法院辯護的一系列重大案件所取得的意義深遠的勝利，瑟古德?馬歇爾實際上重新界定了一個多民族國家中正義的含義，并且如一個民權運動先驅所描述的那樣，成為新美國的開國元勛。然而，在取得這些勝利之前，他已經在由白人至上主義統(tǒng)治的令人窒息的戰(zhàn)前法院為人權進行過無數(shù)的斗爭。在種族隔離的南方，無論是法官還是陪審團都對馬歇爾關于憲法的精微論述不感興趣。對馬歇爾來說，為這些沒錢沒勢的、被錯誤指控犯了死罪的黑人辯護，給了他機會去證明，對美國的民主而言，法庭上的平等與爭取教室和投票站里的平等同樣重要。
在馬歇爾的旅途中，當月光照亮飛逝而過的南方的風景時，他喜歡喝著波旁威士忌，享受著夜班搬運工的陪伴他們在被隔離的車廂里有說有笑，下面是行李箱，偶爾還有棺材�；蛘�，坐在車廂里，伴著火車頭吟唱的催眠曲，馬歇爾睡睡醒醒，火車經過一個又一個十字路口，發(fā)出悲傷的呼號，它一路向南狂奔，越來越靠近有著充滿敵意的檢察官、兇狠的警察和三 K黨的愚昧的小鎮(zhèn)。隨著火車的節(jié)奏吹來的風又讓他進入夢鄉(xiāng)，夢中，巨大的黑色旗子在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ACP）辦公室外迎風飄揚，好像罩在曼哈頓第五大道上的幕布。他再次看到黑旗上的白字：昨天，一個男人被私刑處死。照片總是很恐怖：赤膊的黑人受害者，身上流著血，眼球突出。在馬歇爾看過的所有那些私刑照片中，魯賓?斯泰西被勒著脖子，掛在佛羅里達一棵松樹上的情景，頻頻驚擾馬歇爾南下旅途的夜晚。使他大汗淋漓、夜不能寐的不是這位死去男人下巴下面繩子的勒痕，也不是穿過他身體的彈孔，而是那些有著天使般面容的白人孩子，他們穿著主日學校的衣服，咧嘴笑著，在魯賓?斯泰西搖晃的尸體旁圍成一個半圓。那種對人類苦難的漠不關心將作為遺產傳給下一代的白人孩子，而下一代又將無知無覺地延長另一個種族的痛苦。馬歇爾時常說起一個夢魘：我看到在我的尸體躺在某處，而他們讓白人孩子走出主日學校，看著我，一起歡呼。
17 歲的諾爾瑪?李?帕吉特穿著她好的衣服，從證人席上緩緩起身，下巴抬起，雙唇緊閉，向陪審團指認那三個佛羅里達州格羅夫蘭市的男孩，她指控他們強奸。和哈珀?李的小說《殺死一只知更鳥》中那個年輕白人原告梅耶拉?尤厄爾發(fā)誓說真話一樣，諾爾瑪?李指控格羅夫蘭男孩的夸張證詞使這個縣產生分裂。她伸出白皙的食指，挨個指向這幾個男孩，一一說出他們的名字，仿佛一名年輕的老師正在課堂上點名，而她的氣息在法庭中散發(fā)著寒意，
……黑鬼謝菲爾德……黑鬼歐文……黑鬼格林利……。
和哈珀?李小說中的英雄律師阿提克斯?芬奇一樣，瑟古德?馬歇爾發(fā)現(xiàn)自己身處一場風暴的中心。訴諸武力的暴徒將成百上千的黑人驅離他們在格羅夫蘭的家園，隨后還引發(fā)了四起駭人聽聞的殺人事件，在無辜的被害者中，有一位是著名的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的領導人。這場風暴終使國民警衛(wèi)隊開進了佛羅里達州萊克縣。盡管馬歇爾把這個格羅夫蘭案件上訴到美國法院是事實無疑，但無論是民權史、法律教科書還是諸多關于瑟古德?馬歇爾的傳記都很少提及這個案件。然而，凡是和馬歇爾共事過的法院的大法官，以及擔任過他的助手的律師，無一例外都聽過他講述格羅夫蘭的故事，而且總是講得繪聲繪色。這個案件是讓馬歇爾意識到自己是一名民權斗士的關鍵；為了拯救那些被錯誤指控犯了死罪的年輕人的生命，作為一名律師，他愿意勇敢對抗有種族主義傾向的法官和檢察官，殘暴的執(zhí)法者，以及三 K 黨哪怕這會使他喪命。而格羅夫蘭案就差點兒讓他丟掉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