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前言

在過去六年中，我有幸收集和編輯了以賽亞?伯林過去六十多年里大量未發(fā)表的作品：
論文、致辭、演講、廣播稿和討論（這些種類當然并非彼此毫無重疊）。我掌握的有時很難懂的原始資料包括手稿、打字稿、錄音（常常沒有稿子），以及后來沒有保存下來的那些錄音的準確性各異的轉寫稿。我收集起來準備有選擇地發(fā)表的打字稿在文字量上（大概有一百萬字），幾乎和伯林迄今已發(fā)表的作品相當。
從匯集的這些材料中抽出來的、分別關于約瑟夫? 德 ?邁斯特和 J. G. 哈曼的兩篇專題長文已經(jīng)出版，本書所選的九篇文章也出自這些材料。它們與之前的文章有三個相同的特點：
，它們是以差不多已完成了的手稿的形式存在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大部分手稿在寫作的時候伯林還是認為能夠發(fā)表的，但出于某種原因后并未出版。第二，在我看來，并且在其他讀過的人看來，恰當?shù)卣f，這些文章完全應該加入伯林已發(fā)表的作品當中去。第三，它們在主題上都是相互關聯(lián)的，都以實例說明了他對觀念及其歷史的核心關注，正如我給這本書[1] 我已經(jīng)將錄音的拷貝存在倫敦國家聲音檔案館。
一篇是《約瑟夫?德?邁斯特與法西斯主義的起源》，與其他七篇已發(fā)表但未成集的文章被收在《扭曲的人性之材：觀念史篇章》（倫敦， 1990；紐約， 1991）一書中；另一篇收在《北方的占星家： J. G. 哈曼與現(xiàn)代非理性主義的起源》（倫敦，1993；紐約， 1994），現(xiàn)收入《啟蒙的三個批評者》（見下注）。
所加的副標題表明的。我的希望是，更多未發(fā)表的材料在不久都會順利面世，而且伯林更多的已發(fā)表但迄今未成集的作品能夠結集出版。還有，除了少數(shù)例外（主要是他關于蘇俄和猶太復國主義的文章），現(xiàn)在這本書，加上以前的八本 [1]，能夠完整地收集他寫得比較成形的、相對較長的文章。
我現(xiàn)在談談這些文章的來源�！冬F(xiàn)實感》是首次伊麗莎白?卡特爾?莫羅講座的基礎，1953 年 10 月 9 日在馬薩諸塞州北安普敦的史密斯學院以《史學中的現(xiàn)實主義》為題發(fā)表；其中討論的一些問題伯林已經(jīng)在別的文章，比如《刺猬與狐貍》《科學歷史學的概念》等作品
當中有所涉及，但這是他對這個問題的明確討論，顯然在這本集子中值得占一席之地。
《政治判斷力》一文和《現(xiàn)實感》有某些關聯(lián)點，不過完全是從政治學的角度出發(fā)；這是 1957 年 6 月 19 日在英國廣播公司（ BBC）的第三套節(jié)目首播的一次談話（以《思考政治》為題的七次系列談話中的第六次）：文章內(nèi)容是基于事先準備的講稿和廣播錄音之上的。
《哲學與政府壓制》是一次演講，是為一個主題為人類思考和表達的自由的系列講座準備的，那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建校兩百周年紀念活動的一部分。演講時間安排在 1954 年 3 月24 日，但是伯林的父親于 1953 年 12 月去世，伯林感到無法參加校慶。
《社會主義和社會AJ1AJ5AJ44AJ7主義理論》與其他各篇都不一樣，它一寫出來就發(fā)表了：初發(fā)表在《錢伯斯百科全書》（倫敦， 1950：紐恩斯出版社；紐約， 1950：牛津大學出版社），經(jīng)過修改后又發(fā)表在同一部書的下一版里（牛津、紐約等， 1966：帕格蒙出版公司）；現(xiàn)在的版本加入了為一個后來未能問世的新版百科全書所做的修改，它被收入本書，部分是緣于此，部分是因為它以前從未被收入文集，部分也是因為它的主題合適。
《馬克思主義和 19 世紀的國際工人協(xié)會》是 1964 年在斯坦福大學國際工人協(xié)會一百周年紀念會議上發(fā)表的演講的基礎。伯林原始的口述錄音保存在錄音帶上，我為本版聽了一下。這讓我得以更正打字員的少量十分情有可原的聽錯和聽漏之處。伯林的打字員奧利弗?謝爾頓在這一艱巨的工作中總體上的準確度極為令人欽佩。
《浪漫主義革命》是為 1960 年 3 月在羅馬的一次會議而寫的，在那兒是經(jīng)過意大利語翻譯后發(fā)表的：在本書長久的醞釀過程中，此文的意大利文版發(fā)表在斯蒂芬?魯克斯所編的伯林文集《在哲學與觀念史之間：傳論式訪談》（佛羅倫薩，龐特?阿爾?格拉齊出版社）一書中，英語原文的荷蘭語和德語譯稿分別發(fā)表在《關系》和《國際文學》上。
《藝術的責任》是 1962 年當著 J. F. 肯尼迪總統(tǒng)的面，在白宮（專門）為羅伯特?F. 肯尼迪的�？死锷接懻撔〗M所做的一次談話的修訂版。
《康德：一個鮮為人知的民族主義源頭》是首次許馬云?迦比爾紀念演講， 1972 年在新德里發(fā)表。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與民族意識》是 1961 年 11 月 13日也在新德里，在一次紀念泰戈爾百年誕辰的大會上發(fā)表的。
新版增添了一篇蒂莫西?斯奈德專門寫的序言；還有兩篇伯林的文章，我加在了附錄里。后面這兩篇文章，一篇寫的是別林斯基，題目是《偉大的俄國評論家》，原本是一篇講座底
稿，伯林于 1962 年基于它在英國劍橋開了一場講座。對別林斯基進行完整的研究是伯林從 20 世紀 40 年代開始投入的一系列項目之一，但是始終沒有出什么成果。不過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維薩里昂?別林斯基》（《俄國思想家》里輝煌的十年那四場講座中的第三場）；較短一些的《被神化的那個人》，收錄于《觀念的力量》；還有此次再版新收錄的這篇文章，以前沒發(fā)表過這三篇文章都關聯(lián)著藝術的責任這個問題，而別林斯基正是這個問題下的重要人物。 [1]1955 年，伯林對牛津大學萬靈學院院長說，他正在寫一本關于別林斯基的書稿，已經(jīng)寫完九章了。若他所言不差，那這九章的內(nèi)容就是不幸散佚了。但可以推知，我們現(xiàn)在能看到的伯林關于別林斯基的作品應該源自且足以體現(xiàn)那個研究項目的主體部分，而且從1949 年開始，伯林在哈佛任教的數(shù)年間就俄國社會和政治觀念的發(fā)展而開設了兩個系列講座，為這些講座所做的筆記（保存在伯林的文件里）也受到了這項研究的影響。別林斯基的名字還散見于伯林的書信中，足見伯林對他很感興趣。我們在 1974年給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布魯斯?菲利普斯寫的一封信中，可以一窺伯林有多么重視別林斯基：

別林斯基始終都在說教，正是他那真誠到令人心痛的情感深度、那無可挑剔的正直品格，還有他向不斷變換的立場傾注的道德激情，才使他的個性、人生和文字得以深刻影響他的同代人；在他于 1848 年逝世后，他的直接影響和激起的反應在接下來的那個世紀里改變了俄語寫作的方向。

附錄里的另一篇文章名為《完美社會理念的終結》，初是 1975 年伯林在新南威爾士大學的一場即席演講，經(jīng)轉寫編輯而成。有鑒于此，它的風格和本書其他文章有所不同：它沒那么正式，更口語化一些，所以讀起來的感覺和《自由及其背叛》與《浪漫主義的根源》這兩本同樣也是由無稿公開講座轉寫編輯而成的文集更接近。對于這樣的文章該不該出版，某些人持有保留意見，而且許多類似的講稿確實仍未出版（盡管可以在網(wǎng)上找到文本）。我自己的看法是，保留伯林講座那獨具一格的風格和氣氛是很有必要的，更不要說這些講座的內(nèi)容還很有趣，它們可以為伯林那些準備得更加充分、打磨得更為精細的文章增光添彩。 [1] 何況既然已經(jīng)有人把這個講座轉寫成文字、不加編輯地出版了，那么把它編輯一下收入這本文集里似乎也就沒什么問題。
這本文集中的所有勘正記錄均可見于 http：//berlin.wolf.ox.ac.uk/published_works/sr/corrections.html；一俟發(fā)現(xiàn)新的問題，我會盡快將勘正信息添加到這個網(wǎng)頁上。
新版的頁碼編排不同于舊版，因而會給參考舊版的讀者帶來些許不便。考慮到這個問題，我在 https://berlin.wolf.ox.ac.uk/published_works/sr/concordance.html 整理了一份新舊版頁碼對照表，讀者可以借助該表檢索兩版相互對應的頁碼。
和以前幾本書的情況一樣，我得到了一些學者慷慨的、不可或缺的幫助，我非常感謝他們。羅杰?豪舍爾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迪納閱讀了我選出來的所有文章，包括一些我沒有
選的他們也都讀了，而且?guī)臀易隽隋噙x，解決了一些具體的文本問題。已故的 G. A. 柯亨教授閱讀了有關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那些篇章，并做了評論，而且?guī)臀艺f服伯林，讓這位對[自己的作品有著無可救藥的懷疑的作者相信，應該把它們收進去；特雷爾?卡佛教授以其豐富的學識給予我許多慷慨幫助，包括協(xié)助我給兩篇文章加注。 加納?貝克博士關于費希特、安德魯?羅賓遜關于泰戈爾、弗蘭克?西黎教授關于屠格涅夫、拉爾夫?沃克爾博士關于康德、海倫?拉帕波特關于幾個俄國問題，都給予我非常寶貴的幫助。德瑞克?奧弗德隨時向我提供關于別林斯基和其他俄國作者的專門知識，顯示了真正可敬的慷慨、耐心和效率，使我尤其受益良多。塔季亞娜?波茲尼亞科娃、娜塔莉婭?薩拉納和約瑟芬?馮?齊特茨維茲解決了《偉大的俄國評論家》中的各種問題。我還（不是次）受益于列奧弗蘭克?霍爾弗德-斯特里文思博士的淵博學識。格里高里?克雷斯、安吉?古德蓋姆、杰米?梅爾羅斯、奈吉爾?里斯和埃德蒙?韋納為我解決了多個難題。
伯林本人以相當大的忍耐閱讀并同意了我編輯的所有文章的文本，并在此過程中做了幾處修改。如果沒有他的秘書帕特?烏特金，我不可能取得這些成果；同樣，沒有無比慷慨的贊助者1990 年以來對我在沃爾夫森學院的研究的資助，以及布洛克勛爵促成我的這個研究員職位，這些成果也是不可能的。后，我要感謝我在查托和文多斯出版社的編輯威爾?薩爾金和詹妮?烏格羅的幫助和支持；以及伊麗莎白?西弗頓、斯特勞斯和吉魯克斯
對打字稿的仔細閱讀，使得書稿有了很大的改進。
亨利?哈代
牛津， 1996 年 4 月
赫斯沃爾和日本， 2018 年 4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