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感屈辱的日本

幕末時期，日本面對動蕩而云譎波詭的國際局勢，盡管內(nèi)心倍感屈辱，它卻不得不在艱難中挺身前進，未曾心灰意冷、意志消沉。為了重新崛起，懷揣著擺脫屈辱的強大決心，日本積極地應對復雜的國際形勢，以求正面解決自身的問題。

1853 年（嘉永六年）六月三日，佩里攜帶美國總統(tǒng)要求日本開國的國書來到日本，第二天，未經(jīng)允許即開始對江戶灣內(nèi)海進行測量。六日，佩里下令以密西西比號航船護衛(wèi)測量船靠近小柴沖。密西西比號航船搭載著新型的佩克桑炮，而江戶城正位于射程內(nèi)，根本無法阻止佩里的測量行動，縱使竭盡全力也不過是多次派官員乘小船進行抗議。

舉國一致

佩里叩關不僅讓日本認識到兩國軍事實力的巨大差距，也讓日本人體會到不戰(zhàn)而敗的屈辱感�？墒牵�面對這一難以接受的現(xiàn)實，日本也不能采取什么有效的手段。堅決反對日本開國與對外通商的前水戶藩主德川齊昭主張，要盡可能曖昧地拖延對美國的答復，但對當下而言重要的是，上至武家、下至百姓與町人應該齊心協(xié)力地對抗外敵。

此外，彥根藩主井伊直弼也建言，應以開國與對外通商為策略，購入軍艦、學習軍事技術(shù)，人心一致也尤為重要。德川齊昭與井伊直弼在對于日本是否應該開國的問題上持相反意見，但為了日本的將來考慮，二人都主張日本在當時亟待解決的問題，是為了團結(jié)人心而構(gòu)筑舉國一致的體制。作為貫穿了日本幕末時期的口號和國家重要的課題，舉國一致便在此時應運而生。

再度讓日本感到屈辱的是《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簽訂。歐美各國作為近代國家，從國家自身的立場出發(fā)，主張貿(mào)易雙方應保留對進出口商品的征稅權(quán)（關稅自主權(quán)），并在認同這一共識的基礎上進行互相間的貿(mào)易往來，這一原則至今依然通行。但是，美國總領事哈里斯并不認可日本的這項權(quán)利。他的理由是，日本作為半文明開化的國家，不能與近代歐美國家在平等的地位上簽訂條約。

將破約攘夷作為國家目標

為了全面廢除上述屈辱的條約，繼而與歐美各國重新締結(jié)平等的條約，日本力圖把該方針定為國家重要的目標（國是），構(gòu)建以天皇為中心的舉國一致體制，再與外國方面進行交涉。1862 年（文久二年）中期，這一主張以京都為中心盛行開來，即尊王攘夷論。幕末時期沒有條約改正的說法，不論是希望修改條約的主張，還是修約所需的外交交涉，簡而言之，都是攘夷的觀點。幕末時期的攘夷論與明治時期的條約改正論是一致的。

然而即便能舉國一致，若不反抗列強也無法從根本上掃除屈辱感。舉國一致需要構(gòu)筑朝廷、幕府和藩密切合作的體制，使公家、武家與庶民融為一體，實現(xiàn)這一目標本身已實屬不易。長州藩堅持以破約攘夷為中心的強硬論，而薩摩藩堅持現(xiàn)實論（或稱穩(wěn)健論），兩藩之間形成了尖銳對立。禁門之變使長州藩一夕間成為叛賊，幕府為處分長州藩，不顧輿論民情，強行發(fā)動了長州征討戰(zhàn)爭。至此，舉國一致體制徹底崩潰，反而走向了分裂之路。

就這樣，幕末的日本成為新美國，與巖倉具視志同道合的公家中御門經(jīng)之稱，他將訴諸武力來擺平時下的事態(tài)。若日本成為美國的殖民地，并不代表日本對美國有特殊的作用，而是意味著日本將作為歐美列強的代名詞存在于世。

避免重蹈清國的覆轍

早與日本簽訂通商條約的國家有美國、英國、俄國、法國與荷蘭，暫不論這些國家是否制定過在日本建立殖民地的政策方針，僅就當時東亞所處的現(xiàn)實國際環(huán)境來看，歐美列強確實有強烈的殖民傾向。

孝明天皇向日本的廷臣呼吁，為了避免重蹈印度的覆轍，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例如，清國曾是東洋的霸主，如今也面臨衰頹之勢，日本須視此為前車之鑒。清廷借助英軍之力鎮(zhèn)壓太平天國叛亂，導致英國愈發(fā)頻繁地介入清國內(nèi)部，此時日本正審慎地應對著國際局勢，清國的處境讓日本看清了東亞的殖民化進程。

1862 年（文久二年）的夏天，長州藩士高杉晉作加入幕府派出的上海市場調(diào)查團，在上海駐留了約兩個月。在那里，他注意到清國人對英國人的卑躬屈膝，清國大廈將傾的景象映入他的眼簾。于是，他愈加確信，相比對外戰(zhàn)爭，內(nèi)亂才是國家覆滅的真正原因。不僅是高杉晉作，大多數(shù)日本人持有同樣的觀點。不能重蹈清國的覆轍，就這樣成為了幕末時期日本的口號。

內(nèi)亂的危機

日本國內(nèi)也有內(nèi)亂的危機。1863 年（文久三年）八月，在長州藩發(fā)動下關攘夷戰(zhàn)爭（長州藩炮擊外國商船，遭到列強的報復攻擊）期間，對岸的小倉藩袖手旁觀，未對長州藩予以支援，幕府以此為由召開朝廷會議（朝議），內(nèi)部決定了對小倉藩的處分（剝奪了藩主小笠原忠干的官位，并沒收了十二萬石的領地）。實際上，這一處分是滯留在京都的長州藩士與真木和泉等強硬論者逼迫朝廷內(nèi)的攘夷強硬論者，如三條實美強行決定的。

但是，身處京都的鳥取藩主池田慶德、岡山藩主池田茂政、米澤藩主上杉齊憲等人就幕府對小倉藩的處分表示強烈反對。他們擔心，小倉藩無法接受如此苛刻的處分，極有可能演變成小倉藩與長州藩的對立乃至戰(zhàn)爭，進一步造成國家的內(nèi)亂。他們以自身對攘夷論的理解來游說諸大名，稱其中的要旨就是避免國家的內(nèi)戰(zhàn)、內(nèi)亂。京都的政局正處于千鈞一發(fā)之際，為了使國家恢復理性狀態(tài)，這些藩主聯(lián)合起來發(fā)動了八月十八日政變，將攘夷強硬論者驅(qū)逐出京都，小倉藩也因此免于一劫。

幕府與長州藩的戰(zhàn)爭（第二次征討長州）醞釀著更深層次的危機。不論譜代大名、外樣大名，還是強勢藩，都堅決地反對國內(nèi)戰(zhàn)爭，在此背景下，民眾運動紛紛興起。大阪和江戶的民眾因為米價暴漲產(chǎn)生了騷亂。要求政府派發(fā)面包的呼聲高漲，民眾暴動頻發(fā)，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的消息也經(jīng)由民眾傳到日本。內(nèi)亂已現(xiàn)苗頭，但幕府視而不見，強行發(fā)動了長州征討戰(zhàn)爭。

朝廷和幕府的危機狀態(tài)

然而，朝廷對長州征討戰(zhàn)爭的贊成決議是一橋慶喜以其鐵腕力排眾議而造成的直接結(jié)果。朝廷內(nèi)因為接連不斷的政治斗爭，人才極度匱乏，導致朝廷與幕府無法做出理性的判斷。作為舉國一致的中心和國家的支柱，幕府和朝廷就在這種情況下陷入了嚴重的危機。

如何才能使日本從這一危機的狀態(tài)中解脫出來，成為當時的重大課題，未來的方向似乎也可以預見。西鄉(xiāng)隆盛斷言：幕府會自動倒臺。（見 1865，慶應元年八月，西鄉(xiāng)隆盛寄給大久保利通、蓑田傳兵衛(wèi)的書信）大久保利通回復朝彥親王稱朝廷大限已至（見《朝彥親王日記》1865，慶應元年九月），之后便離他而去，因他對朝廷已不再抱有任何期待。西鄉(xiāng)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此刻已經(jīng)預知到，幕府和朝廷都無法再以自身的力量挽救岌岌可危的統(tǒng)治了。

在他們看來，值得依靠的只有雄藩（勢力強大的藩）。雄藩能團結(jié)到何種程度，是重建日本的關鍵。西鄉(xiāng)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的構(gòu)想大體也是如此。首先應聯(lián)合薩摩和長州兩藩，可是兩藩的力量仍不足以重建日本，因此必須聯(lián)合其他志同道合之藩，擴大這一同盟的勢力。

著眼未來的誓約

薩長兩藩的利益，實則是他在思考了日本的將來之后，認為在薩長兩藩間結(jié)成牢固的同盟將有助于日本未來的道路，并以此為出發(fā)點展開了行動。西鄉(xiāng)隆盛與木戶孝允理解了坂本龍馬的深意，薩長誓約也得以順利締結(jié)。

薩長誓約（也可稱之為薩長同盟或薩長盟約，之后才被命名為薩長誓約）并非秘密協(xié)定。它旨在助益于日本的將來，呼吁有志之藩及有志之士的加盟，不問身份，上至雄藩、幕府、朝廷，下至庶民皆可加入其中。薩長誓約確實吸引了一批真正理解其高遠志向的人才，壯大了同盟隊伍。

幕府強行發(fā)動的征長戰(zhàn)爭將朝廷也卷入其中，國家分裂的危機愈發(fā)嚴重，由此，批判幕府以及要求實行大政奉還的呼聲更加強烈。強勢藩相互合作，有志之士的聯(lián)合逐漸發(fā)展壯大。

在這樣的背景下，1867 年（慶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薩摩藩和土佐藩在盟約中揭示了他們的共同目標，即廢除將軍一職、建立新的政府（日本國家的行政機關）。至此，幕末日本的國家構(gòu)想和政權(quán)構(gòu)想初具雛形。

新政府的誕生與課題

王政復古（1867，慶應三年十二月九日）是實現(xiàn)上述構(gòu)想的必經(jīng)之路。它旨在廢除幕府和朝廷這樣的政治組織，拋棄兩者此前的基礎而建立起全新的行政機關。此時，距離各藩全部達成一致意見還需時日，但政變已初具規(guī)模。因政變而聯(lián)合起來的雄藩諸大名對實現(xiàn)上述政權(quán)構(gòu)想的熱情仍有所差異，但是他們對于創(chuàng)建新政府這一基本路線的意見幾乎是一致的，在廢除將軍德川慶喜的問題上也沒有異議。新政府絕不是薩長討幕派的政府一類的機構(gòu)。

為了將來，這樣的話語對于今天的日本已經(jīng)難有影響。

但在幕末時絕非如此。在幕末的危機中應運而生的這句話，極大地影響著當時的國人和國家。不論是試圖支援長州藩的人，還是對幕府心存感激的人，都超越了自身的立場，為了日本的未來并肩而立、攜手作戰(zhàn)。幕末時期的日本包容了各種不同的論調(diào)，不斷向前邁進。

第二年（1866，慶應四年）一月十五日，新政府公布了以改革為目標的外交方針，在此前日本與外國的交往方針是親善，但這一方針指導下簽訂的通商條約對日本的切身利益多有損害。曾作為幕末日本國家重要課題的破約攘夷（或稱條約改正）也被視為新政府的方針而繼承下來。新政府很清楚，修改條約是極困難的。他們也認識到，只要歐美列強不承認日本屬于近代國家，日本就不可能同他們進行修約談判。

此時，近代化成為日本國家的重要課題，而完成近代化的目標是實現(xiàn)官民一體化。通過廢藩置縣而成立統(tǒng)一的國家、建立一人元首制的政治體制，保持政府和國民在國家目標上的一致，日本一步步地實現(xiàn)著舉國體制下的近代化目標。于是，日本從幕末的肩輿時代發(fā)展到汽車時代，僅僅花了十幾年的時間，世界上很少有像日本這般如此迅速地完成了近代化的國家。

1899 年（明治二十二年）日本正式開設國會，在此之前日本曾宣稱要制定國家憲法。英國回應了日本修約的訴求，此舉可視為英國對日本近代化進程做出了肯定的評價。至此，將佩里來航之后就附著于日本內(nèi)心的屈辱感一掃而光的日子已經(jīng)指日可待。

后 記

本書講述了一個建設國家的故事。日本這個面對英美列強手足無措的軍事弱小國家，以屈辱為發(fā)條，復興并實現(xiàn)了近代化。在幕末的史料里不太能看到屈辱這個詞，只因為這是個說出來都令人痛苦的詞語。

我對那些被寫成倒幕，或者說討幕運動的幕末史，很早就開始抱有強烈的違和感。明明西鄉(xiāng)隆盛斷言幕府會自動倒臺，明言過薩摩藩不會討幕。并沒有什么可信的解釋，能夠證明他是以倒幕，或者說討幕為目標的。真木和泉雖然激烈地批判過政府，但從沒說過要打倒幕府。因此我明白了，他之所以被稱為尊攘倒幕運動的巨頭，不過是有人抱著先入為主的觀點去讀史料得出的錯誤理解罷了。

我的結(jié)論是，需要重新去讀一讀史料。譬如說，從重新解讀被先入為主觀污染的史料這個工作開始，與此同時，嘗試著把史料上的語言轉(zhuǎn)換為自己的、便于闡釋理解的語言。因為幕末時期的史料都是漢文語法的文章，漢和辭典是品。我愚直地在辭典書頁間一天天地消耗時光。

在這樣的工作中，我發(fā)現(xiàn)了攘夷。這個詞包含著各種不同的意義，正如本文已經(jīng)詳述過那樣。但在當時，中央政局的論點是破約攘夷，也就是指近代的修改條約。

所謂尊攘派的長州和公武合體派的薩摩，在必須憑舉國體制修改不平等條約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基于共通的理解做出行動，兩者的差別只在于實現(xiàn)手段、方法。正因如此，他們才有可能為了日本的將來，為了復興、復蘇日本，締結(jié)薩長盟約。

大約 5 年前開始，我萌發(fā)了要試著把幕末史作為一個建設國家的故事來書寫的想法。構(gòu)思的一個來源是《幕末政治與薩摩藩》（2004 年刊行），該書以舉國一致為關鍵詞之一，但沒觸及屈辱。這本書是在有志舍的代表永瀧稔的協(xié)助下出版的。在永瀧先生的推薦下，我從京都大學退休數(shù)年之后，擔任明治維新通史的執(zhí)筆工作，大概寫到了四分之一左右。

但是我這邊出了一點狀況。在能看見海的杜美術(shù)館里收藏著與巖倉具視相關的史料，我在協(xié)助他們進行翻印出版。這批史料主要是殘留于巖倉家的文書原本，再加上為了編纂巖倉傳記而搜集的文書，可謂巖倉具視相關文書原本的核心，已經(jīng)被指定為重要文化遺產(chǎn)。我覺得，將這些貴重史料翻刻出版，對今后的明治維新研究有極大幫助，必須提高其完成度。出版我自己的書這件事，在重要性上無法與此相比，因此我中斷了通史的寫作，決定專心于這件工作。編者諸兄（藤井讓治、三澤純、谷川穰）在百忙中的不懈努力下，史料翻印大致按照預期（2012 年 12 月）順利出版了，真是非常幸運。

作為一個眼睛老化加劇、頭腦回轉(zhuǎn)也變鈍的老人，校正原文書和復印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我完全沒有感到痛苦。花了好幾天讀不出來的字突然被解讀出來的時候，感覺好像回到了大學讀書的時代。但是我得注意身體狀況的變化。舉辦重要文化遺產(chǎn)指定的紀念活動時，我遞交美術(shù)館的展覽解說原稿之后就緊急入院了（2013 年 6 月）。由于大腸癌形成了腸梗阻，被診斷為危險情況。等待著腸道恢復運動，在一個月后進行了手術(shù)。他們告訴我的治療方針是，雖然設置了人工肛門，但考慮到體力方面的大風險，沒有切除癌變區(qū)域，而是采用了化學療法（抗癌劑點滴）。

幸運的是，抗癌劑點滴很成功，現(xiàn)在癌已經(jīng)變得很小了。當初我躺在床上想自己不知道還能剩下多少時間，現(xiàn)在還繼續(xù)活著。這個時候，我收到了筑摩圖書的編輯小船井健一郎先生懇切的信件，問我是否有意寫一本名為幕末史的新書。雖然覺得對永瀧先生不太好意思，但僅憑整理后變少的藏書和我手頭的資料，寫明治維新的通史比較困難，我對此差不多放棄了。在這樣的時候收到了小船井先生的信。如果有一年左右的時間來寫新書的話，是有可能的，應該也有這個體力，手邊還有為了寫通史作的筆記。沒花多少時間，我給小船井先生回信說，想寫寫看。為了縮短執(zhí)筆時間，變成了在體力上很費勁的工作，但是我想要傳達幕末的日本復興的姿態(tài)，這種想法變成了我的動力。作為一個 74 歲的、與癌癥共生的、蹣跚而行的老人，這是我活著的證明。

佐佐木克

2014 年 9 月后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