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感謝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本書，并同時刊行《西學與晚明思想的裂變》（1998年、2013年）與《南宋儒學建構》（2004年、2013年）的第三版，這版校正了若干錯別字，三書合成我的著作集。

本書是我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群經統(tǒng)類的文獻整理與宋明儒學研究（13&ZD061）的結題成果之一。整個項目的結題成果包括文獻整理與系列研究兩個部分，文獻整理部分的成果已作為馬一浮編選《群經統(tǒng)類》整理叢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從2017年起陸續(xù)刊行，系列研究的成果共五部專著，本書是其中一本。天津人民出版社林雨編輯一直關注本項目的研究進展，在獲知本項目結題后，就表示希望由該社出版結題成果�？紤]到系列研究中的其他四部專著屬于分論，合之可以并恰好成為經學與理學叢書，而本書原來的設計偏向于總論，終的成果也屬于專題研究，可以單列刊行。我與林編輯至今也未曾見過，但她慨允我的提議，接受四本分論的專著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刊行，對此我深表感謝。當然，我也要感謝課題組的同事，大家不僅支持我完成了整個項目的研究，而且還接受了我這樣的出版處理。

這樣的處理，除了上述原因外，實緣于我的一點心曲。2003年胡小靜先生在通知我上海人民出版社將刊行《南宋儒學建構》時，對我講，出版社應該跟蹤一些學者的研究，持續(xù)出版這些學者的著作，他是把我列入這樣的學者中的，并向出版社領導作了這樣的推薦。我聽了自然很是感動，心里便念想著今后如還寫專著，都只交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對我是非常親切的。1998年小靜先生責編《西學與晚明思想的裂變》時，曾問我有什么要求，當時社里正在出版當代中國哲學研究叢書，擬將拙書列入，事實上整個書也已這么排版設計了，但我希望能單獨刊行，不列入任何叢書，小靜先生毫無二言，請美編專門設計了封面。后來，小靜先生不幸病故，社里又為晚明與南宋二書出了第二版。因此，本書完成后，我便向二版時的責編張鈺翰兄表達了自己的心愿，鈺翰兄報告社里后很快接受了。我對鈺翰兄表示感謝，并對他講，如果我還寫專著，仍然希望接著這樣刊行。我也借此向原王興康社長、齊書深副總編輯與現任的王為松社長表示感謝，并懷念亡友胡小靜先生。

其實想來真的非常慚愧，本書的刊行距上一本專著竟已過去十七年了。上次書稿呈交時，我還未及不惑，余先生還特意寫了序，臨別時語重心長地鼓勵我潛心向學，但歲月蹉跎，這次交書稿，我已快近耳順了。起初，我想繼續(xù)沿著思想史的路徑由南宋轉向晚唐至宋初的研究，甚至擬定了《思想家缺席時代的思想從韓愈到歐陽修》的題目。記得有一次侯旭東兄來杭，我還專門向他報告這一想法，向他請教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未料因緣際會，中國計量學院邀我去創(chuàng)辦人文社科學院，一忙乎，便過了五年。本來，五年過去，2009年葛兆光先生邀我去復旦文史研究院訪學，并用心安排我調入，都妥了，我念及滬杭奔波，擱下了。接著，就去了杭州師范大學做副校長，一忙乎，又過了八年。直到2018年辭去行政職務，到復旦哲院任教。本書所屬的項目于2013年立項，原本應該在2018年結題，但我的研究完全陷入斷續(xù)之中，若非2018年的歸去來兮，去年底是絕無可能完成的。我借這一后記寫下這段經歷，并不想表示后悔之類的矯情話語。本來這也是求仁得仁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事實上學到了許多東西，認識了許多朋友，也做了一些事，算是某種程度上印證了成己成物。因此，我真心感謝這些年來我曾工作過的學校與共事的同事。當然，我更要感謝我現在的工作單位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這里給我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環(huán)境。我寫下這段經歷，除了聊寄雪泥鴻爪之意，主要為了提醒自己，在分工越來越細化的時代，今后還是要更專心一些。

我在中國哲學研究的路徑選擇上，一直偏向思想史。但我對學術史的路徑也非常關注，只是從何處切入頗多猶豫。馬一浮先生的群經統(tǒng)類編目及其六藝論給予我極大啟發(fā)，讓我對宋明理學研究的學術史路徑在經學史上獲得了一個具體的落實。本書的撰寫經過數年之久，除了前述外部境遇的因素以外，研究本身的難度也是重要原因。本書所論遍涉群經，為了不流于空泛，各聚焦于一書甚至一篇，但為此一書或一篇，則無論對整個經學還是單經的研究，都必須作深細的研究，盡管其結果仍然十分有限。這個過程非常不容易，但收獲亦非言語能表，所謂甘苦自知。當然，在本書中，我有意識地在部分章節(jié)中仍然兼容了思想史的路徑。

此外，需要向讀者說明的是，雖然本書的結構是整體考慮的結果，但每一部分的內容卻是分散作業(yè)的，每一章節(jié)幾乎都以單篇論文先后刊發(fā)過。這既是研究的實際過程，也是適應考核的結果。后者自然是一種不得已的無奈。雖然后統(tǒng)稿時我作了一定的梳通，但分散作業(yè)的痕跡終究難以完全消除。不過，我必須感謝那些刊發(fā)我單篇論文的所有刊物，《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新華文摘》《光明日報》《中國哲學史》《周易研究》《學術界》《浙江社會科學》《北京大學學報》《四川大學學報》《杭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與文化》等，以及邀請我宣讀研究成果的學術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中國哲學研究室、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七十周年校慶學術講座暨第十一屆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它們讓我的研究能夠及時地獲得同行的批評。

后，我想對陳來教授為組長的項目結題專家組專家，楊國榮教授、吳震教授、董平教授、樂愛國教授，表示衷心感謝。這五位專家是我?guī)资�年來的良師益友，過去與現在，我的學術成長一直得到了他們的支持與關懷。他們對項目的研究成果給予了充分肯定，項目亦終經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的審核，給予優(yōu)秀等級。這對我與整個課題組無疑是很大的勉勵。當然，專家組也提出了中肯而富建設性的問題，有些問題甚至已超出項目研究本身，而指向包括宋明理學在內的整個中國哲學研究的問題。事實上，提出問題也正是本書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