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我的家鄉(xiāng)在浙西一個有些偏遠的山區(qū)小鎮(zhèn)昌化,東距杭州100公里,曾經(jīng)是一個縣,杭州府屬下的一個末邑小縣。當?shù)赜嘈盏淖迦穗m不少,但都無籍籍名,不過倒有一位生活于清后期的出家的先人,在家鄉(xiāng)留下了不少很有些來頭的傳說。他叫法云,曾于19世紀后半葉擔任京師城南的夕照寺住持20余年,因為擅長書法,而與賀壽慈、翁同龢和袁昶等達官貴人交好,在當時京城頗有些聲名,可謂風光一時。然而他畢竟只是一位沒有多少文化修養(yǎng)且無著述留世的小人物,時過境遷,雖有一鱗半爪的記載留存于浩瀚的史籍中,但其聲名早已淹沒于歷史的長河中。他的故事,若無我這個從事歷史研究的族中后人的鉤沉,大概已全然無人知曉。無意中看到的有關法云的史料,和記憶中有關法云傳說的關聯(lián),激起了我探究的愿望,經(jīng)過一段時間廣泛的資料搜集,我終幸運地較為完整地梳理出了這位族人的生命軌跡。透過這位族人的生命軌跡,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個時代人們?nèi)粘Ｉ�活的狀�?也看到了一些令人未曾料想的時代場景和風氣。
站在當下,以歷史的眼光視之,法云無疑是一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不過至少在普通人眼里,其生前的日子顯然是有些風光的。而盛清揚州的醫(yī)生李炳,雖然也可謂是小人物,但在醫(yī)學史上則頗有些聲名(著名溫病學家),從文獻中看,稱其為盛清揚州名醫(yī)亦不為過。不過其生前卻窮困潦倒,乃至身后無余財。何以如此?以往的解釋都是因為他醫(yī)德高尚,有仁義之心,喜歡為貧賤之人治病而不愿伺候富人。這樣的解釋顯然過于標簽化,有違日常的情理。當我透過文本,進入李炳的生命世界,便很容易發(fā)現(xiàn),這一解釋不僅缺乏說服力,而且也不真實。之所以如此,主要緣于當時職業(yè)醫(yī)生地位低下,而他又是個性情耿直率真,行事比較偏執(zhí)甚至孟浪之人。拙于求富,巧于濟貧之類的話語,不過是受其恩惠的友人在特定的文本中為其窮困潦倒所做辯解修飾之詞而已。
這些都不過歷史長河中細微的個案,從個案入手探究歷史,早已成為歷史研究十分常見的做法,毫不新鮮。作為專業(yè)的研究者,大概沒有人愿意就事論事,就個案而個案,而都希望通過個案來呈現(xiàn)更宏大的歷史。那如何將個案和大歷史勾連起來?現(xiàn)有做法往往是努力引入整體史的視野,將自己探究的地方和案例置于較大的區(qū)域、全國乃至世界的歷史文化背景中來討論。然而這種結構式的處置,真的可以讓自己以及他人(即便具有整體視野)努力呈現(xiàn)的歷史片段,終成功地拼成一幅整體的歷史圖景嗎?這顯然值得懷疑,事實上,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降,已有不少日常生活史和微觀史的研究者對此作出了他們的思考,主張通過全面史取代整體史來解決這一問題。[1]對此,我甚感認同,不過與此同時,通過多年來自己在社會文化史領域中的研習和對這些個案的探索,更為感觸良深的是,若能跳脫以往過于關注直接關乎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宏大主題、熱衷宏大敘述的思維,將對歷史的認識與理解拉回到日常生活的情境中來,真正將生命置于歷史研究的中心,立足生命并透過生命來探究歷史的狀貌和演變脈絡,那一定可以讓我們看到不一樣的歷史面相,讓我們可以更深入細致地觀察到生命歷程與體驗,并書寫出更接地氣、更具情理也更能激活讀者內(nèi)心的記憶、體驗與經(jīng)驗的歷史。
幾年前,受中華書局出版的《新史學》編委會委托,我主編了一卷醫(yī)療史研究的專輯(第九卷),名之為《醫(yī)療史的新探索》。完成組稿開始撰寫序言時,在對生命的關注中彰顯歷史的意義這句話突然就冒了出來,感覺這實乃我探究醫(yī)療史的主旨,遂將其作為序的題名。事后細想起來,感覺關注生命,其實并非醫(yī)療史的專利,如前所述我對族人法云和尚的探究,無疑也是對生命的關注。但將這類關注生命的史學,稱為生命史學,似乎是恰當?shù)�。自從我開始探究疾病醫(yī)療史起,就一直覺得是在關注生命,但應該說早期的關注基本是概念性的,既沒有理論的自覺,也缺乏真切的體認。近十幾年來,我在從事醫(yī)療史的實證性研究之余,也一直在反省自己以往的研究,思考醫(yī)療史研究的趨向和可能,思路和理念開始越來越向以具象的人為中心的新史學靠攏。應該與此有關,三年多前,當《人民日報》理論版約我寫一篇有關醫(yī)療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的小文時,我首先就想到了生命史學的概念,并將其作為醫(yī)療史研究的趨向。文章刊出后,我突然覺得,這對于當今中國史學的發(fā)展來說,應該是一個有一定指向性意義的概念,于是便特別去查詢了這個概念在國內(nèi)外史學的應用情況,發(fā)現(xiàn),雖然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國際史學界關于歷史研究中人的缺失的反思和批評很多,但生命史學的提法并不多,更少見有人明確提出生命史學的概念來對此加以救濟。李建民先生曾出版過一本名為《生命史學:從醫(yī)療看中國歷史》的著作,他在該書的自序中稱:《生命史學》旨在建構一個完整的古典醫(yī)學研究體系,同時也發(fā)掘真知識。[2]在書中,他并沒有特別解釋這一概念,但通讀全書,感覺他應該是將其當做醫(yī)學史的另一種稱謂,而之所以以此名之,大概是因為醫(yī)學直接關系生命,希望通過其研究,從中國歷史和中國醫(yī)學出發(fā),來體會生命是什么。我所謂的生命史學,在理念上似與該著不無一致,但顯然有著非常不同的旨趣。
在我看來,生命史學并不只是醫(yī)學史或醫(yī)療史的代名詞,而且也絕不僅限于醫(yī)史,不過也毫無疑問,醫(yī)史是生命史學為重要的實踐領域之一。生命史學的核心是要在歷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識,讓其回到人間,聚焦健康。也就是說,我們探究的是歷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僅要關注以人為中心的物質(zhì)、制度和環(huán)境等外在性的事務,同時更要關注個人與群體的生命認知、體驗與表達,我們固然要用學術的理性來梳理歷史的脈絡,但也不能忘記生命的活動和歷史并不是完全用理性所能理解和解釋的,更不能忘記一直以來生命對于健康本能不懈的追求及其種種的體驗與糾結。更進一步說,我想或許可以用三句話來加以闡發(fā)。(1)歷史是由生命書寫的。這就意味著我們探究歷史時關注生命,引入生命意識是理所當然的。(2)生命是豐富多彩而能動的。這就是說,歷史固然有結構、有趨向,但歷史的演變既不是所謂的結構可以全然決定的,似乎也不存在可以預見的規(guī)律。鮮活而能動的生命不僅讓歷史充滿了偶然性和多樣性,也讓書寫豐富、復雜而生動的歷史成為可能并且變得必要。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更多地關注文化的意義與影響,更多引入新文化史等新興史學思潮的理念和方法。(3)健康是生命的追求和保障。
這里結集的是我近十多年來圍繞著關注生命而展開探索的心得,雖然綜合起來,名之為追尋生命史似無不可,但因為完成于不同的時期,而且寫作的目標不盡一致,這方面的意蘊的濃淡,差異頗大,不過這也正好展現(xiàn)了自己學術道路上學習和探索的歷程。感謝譚徐鋒先生長期以來對筆者研究的關注和抬愛,讓自己有機會整理舊作,回顧、反省自己的學術歷程,并思索未來可能的進路。同時也謝謝我的博士生宋娟女士,她為本書的編排和核校付出了大量的辛勞。
不知不覺中,我已到了古人所謂的知天命之年,雖然遠不敢說自己對人生有什么通達的認識,但多年的生活和研究經(jīng)歷,確實讓自己日益真切地體會到,相比于那些歷史舞臺上轟轟烈烈的政經(jīng)大事和大人物,不起眼的民眾的生命狀態(tài)和日常生活,才是更能展現(xiàn)時代風貌的存在,也才是影響歷史演進更為基本而綿綿瓜瓞的力量。如是,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在以關注并呈現(xiàn)普通而具象生命為核心的生命史學的探究道路上繼續(xù)前行呢?!
余新忠
2018年8月4日草于津門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