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生活都由一系列對話組成。分析日常對話及其對人際關系的影響一直是我作為一名社會語言學家的職業(yè)生涯之重點。在這本書中，我傾聽的是女性和男性的聲音。我將解析那些困擾著我們關系的看似毫無意義的誤解，并展現出即使在沒有明顯誤解的情況下，男性和女性也可能會對同一段對話產生不同解讀的事實。我解釋了為什么真誠的交流意圖常常會遭到歪曲，以及我們如何預防或減輕由此產生的一些挫敗感。

我此前的一本書《我不是那個意思！》（That’s Not What I Meant!）展現了人們不同的會話風格。因此，當來自美國不同地區(qū)、不同族裔或不同階級背景的人們交談時，他們的話很可能無法完全被聽者按原意理解。然而，雖然很多人會與來自不同地區(qū)或不同族裔的人共同生活，但我們不一定會選擇這樣的生活。社會期望我們與異性組成家庭，許多人也是這樣做的，即使沒有投入一輩子，也投入了生命中的大段時間。盡管我們中許多人（雖然越來越少）在生命的大部分時光里無須與來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對象產生密切接觸，但就算是那些在生活中沒有伴侶，或主要與同性保持感情關系的人，也無法避免與異性展開密切的接觸，無論是作為朋友、親戚還是同事。

《我不是那個意思！》共有十章，其中有一章討論了溝通方式中的性別差異。但在我收到的采訪、文章和講座邀請中，90%都希望我主要講講只占書中10%的內容—關于男女差異的那一章。每個人都想了解更多有關性別與會話風格的知識。

我也想要探尋更多。事實上，我之所以決定成為一名語言學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羅賓·萊科夫教授的一門課程，這門課集中體現了她對性別與語言的研究成果。我第一項主要的語言學研究的內容就是間接表達中的性別和文化差異，而且我對其他人對這個話題的研究也比較熟悉。不過，我一直身處性別研究的外圍，并沒有跳進它的核心圈子，部分原因是這個領域內的爭議太大。

我每次寫到或談論男女溝通方式的差異時，就會火花四濺。大多數人會驚呼，認為我說的是真的，并會解釋他們自己的經歷。當他們了解到，他們的煩惱其實很常見，而他們自己、伴侶或他們之間的關系并沒有什么嚴重的問題時，他們都會松一口氣。他們曾將伴侶的溝通方式歸咎為個人的缺點，現在，他們可以將其重新定位為另一種溝通體系的體現。而他們自己的溝通方式多年來一直受到伴侶的詬病，如今也可以得到維護和正名，被認為是合乎邏輯且合理的。

然而，盡管大多數人都發(fā)現，我對溝通方式中性別差異的解釋為他們的自身經歷提供了解釋，他們也渴望提供自己的例子來證明，但有些人一聽到關于性別的論調就會變得焦躁不安。一些人僅僅聽到認為女性與男性不同的論斷就會感到憤怒。這種反應可能來自女性，也可能來自男性。

在有些男性聽來，關于女性與男性的任何言論，只要發(fā)自女性之口，就都成了一種指責—仿佛她們是在用這種可笑的方式放棄了講道理，只會抱怨說：“你們這些男人��！”他們覺得，哪怕自己沒有遭到詆毀，僅僅成為旁人談論的對象，就是被物化了。

然而，會對關于兩性的言論感到憤憤不平的不僅是男性。一些女性擔心，任何有關性別差異的論斷都在暗示女性是不同的—不同于男性制定的標準。這種擔心是有理由的。男性被看作是規(guī)范的，女性被看作是偏離規(guī)范的。而從“不同”到“更糟”只是很短的一步，也許還是不可避免的一步。

此外，如果證據顯示，女性和男性的風格是不同的，需要改變的通常是女性。我在對我研究工作收到的反饋中就看到了這種情況。在為《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撰寫的一篇文章中，我記錄了一對夫婦在車里進行的一段對話。妻子問：“你想停下來喝一杯嗎？”丈夫誠實地答道：“不用。”于是他們就沒有停下。后來，在得知妻子本想停下來喝一杯，卻因為自己沒眼力見兒而氣惱時，他感到很沮喪。他不明白：“她為什么不直說她想要什么？她為什么要和我玩游戲？”我解釋說，那位妻子之所以生氣，并不是因為她沒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是因為她的偏好沒有得到考慮。在她看來，她對丈夫的愿望表示了關心，而他卻沒有對她的愿望表現出絲毫在意。

我的分析強調的是，這個例子中的丈夫和妻子有著不同但同樣有效的溝通方式，而《多倫多星報》（The Toronto Star）上的一篇對我的文章進行了大量編輯的稿件中，這一點遺失了。我的建議變成了：“這位女士應當領悟的是，當丈夫回答‘是’或者‘不是’時，他并不是提出了一個沒有商量余地的要求�！蔽以谠�文里寫的是“為理解哪里出了問題，這位男士必須明白的是，當她問他想要什么時，她不是在詢問一個信息問題，而是在開啟一場協(xié)調雙方愿望的談判。而這位女士應當領悟的是……”，而《星報》的這位編輯刪除了這部分文字。

這位編輯揮舞熟練的編輯之刀，把我關于女性和男性都應該做出調整的主張，扭曲為女性必須單方面做出努力以理解男性的觀點。告訴女性應該“領悟”的只有她們，暗示著男性的方式是正確的，而女性的方式是錯誤的。這個編輯過的版本被重印上了教科書，于是錯誤擴增了。

我們都知道自己是獨一無二的個體，但我們往往會將他人視為群體的代表。這是一種自然的傾向，因為我們必須看到這個世界的模式才能理解它。如果我們無法預測相關人和事的許多信息，不能確信自己知道他們是誰，是什么，我們就將無法應對日常生活中人與事的沖擊。然而，這種能發(fā)覺相似模式的天生能力雖然有用，卻也有不幸的后果。將一個個體納入一種類別具有冒犯性，也具有誤導性。將女性和男性歸納為兩種類別可能會強化這種還原主義（reductionism）。

在捕捉相似性時，我們會進行一般化的概括，這種概括模糊了差異性。每個人都是由數不清的因素塑造的，這些因素包括民族、宗教、階級、種族、年齡、職業(yè)、他們及其親人居住的地理區(qū)域，以及其他許多群體身份—所有這些因素都與個體的個性與偏好交織。人們傾向于用一個或幾個類別來概括他人，例如 “南方美人”“紐約猶太知識分子”“波士頓婆羅門”或“脾氣火暴的意大利人”。盡管這些類別或許可以預測其描述的對象的某些行為，但這些詞語遺漏的關于這些人的信息遠遠多過其能捕捉到的。在無數個方面，每個人都與他人截然不同，哪怕是來自相同類別的他人。

盡管存在這些危險，但我還是加入了日趨增長的有關性別和語言的討論中，因為忽視差異的風險實際上大于指出差異的風險。把這么大的東西掃到地毯下面并不能讓它消失，它只會在你大膽冒險穿過房間時絆倒你，讓你摔個狗啃泥。否認真正的差異只會讓這個男女關系正在歷經轉變與重組的時代中已經普遍存在的混亂情形惡化。

假裝女性與男性完全一樣的做法傷害了女性，因為社會對待她們的方式是建立在男性標準上的。這也傷害了一部分男性，他們用和男性溝通的方式與女性對話時，心中懷有的是良好的意愿。然而，他們的話語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甚至引發(fā)了怨恨和憤怒，這讓他們感到困惑。

美國印第安裔女性艾比·阿比南蒂（Abby Abinanti）就表達了這種矛盾。她解釋了為什么她覺得法學院生涯對她而言是一段艱難而受人疏遠的經歷：人們不喜歡，或是不接受印第安人或者女性也可以成為律師的想法。有些人無法確定他們更討厭哪種。有些人則假裝印第安人或者女性沒什么特別的，我們和他們一樣，就好像我也可以成為“男孩中的一員”“白人男孩中的一個”似的。但那是不可能的。這兩種偏見都給我制造了難題。

我們很容易看出，對讀法律的印第安裔女性來說，那些反感女性或印第安人成為律師的人是一種阻礙；而我們較難看出的是，那些希望將她們看作平等的個體來接納的人同樣如此。設想女性與男性一樣，是一種具有毀滅性的觀點，因為女性就是不同的：直接照搬那些反映并證實了男性身份的設想、價值觀和風格，會對女性造成損害。

想證實兩性平等的愿望使得一些研究者不愿意展現女性與男性的不同點，因為有人會用不同來為不平等的待遇和機會辯護。盡管我理解并同情那些人—他們希望男女之間不存在差異，只存在可修復的社會不公，但我的研究、他人的研究以及我自己和他人的經驗告訴我，事實絕非如此。說話方式是存在性別差異的，并且我們需要識別和理解這些差異。如果沒有這樣的理解，我們就注定要因為我們大相徑庭的會話風格造成的難解、消極的影響，去責怪他人、自己或這段關系。

對性別差異的認知將我們從作為異常個體的負擔中解放。許多女性和男性都對他們的親密關系感到不滿，而當他們試著與伴侶溝通時，他們甚至會變得沮喪。用一種社會語言學的方法來處理人際關系，可以讓我們給這些不滿一個解釋，而不必指責任何人瘋狂或是有錯，也不必怪罪或放棄這段關系。如果我們能認識并理解我們之間的差異，我們就能顧及這些差異，適應并學習彼此的風格。

我在本書中采用的社會語言學方法表明，許多摩擦的產生是因為男孩和女孩的成長過程本質上發(fā)生于不同的文化中，所以女性與男性之間的談話屬于跨文化交流。在處理溝通方式中的性別差異時，跨文化研究法與性別及語言研究不同，后者認為，兩性間的對話中之所以出現不和諧音，是因為男性試圖支配女性。沒有人能否認，男性作為一個階級在我們的社會中占主導地位，許多男性個體在他們的生活中都試圖支配女性。然而，男性的支配地位并不是事實的全部，它不足以解釋對話中的男女之間發(fā)生的一切，尤其是在雙方都真誠地、帶著關注和尊重試圖與對方建立聯(lián)系的對話中。支配的效果并不總是由支配的意圖產生的。這就是這本書提出的新論點。

在這個機會開放的時代，女性開始走上權威的位置。起初，我們設想她們可以像以往那樣說話，但這常常行不通。另一個合乎邏輯的舉措是她們應該改變自己的風格，像男性那樣說話。但女性會對強制改變產生抵觸，而且這種舉措也沒有用，因為像男性一樣說話的女性會遭到不同的乃至嚴酷的評判。我們別無選擇，唯有審視我們的選擇及其影響。只有在了解彼此的風格和我們自己的選擇之后，我們才能認識到我們不同的機會，進而逃離單一會話風格的牢籠。

溝通方式的差異并不能解釋男女關系中出現的所有問題。人際關系有時會受到心理問題、愛與關懷的缺席、真正的自私以及政治和經濟方面不公平性的實際影響的威脅。但是，在數不清的情況下，人們對這些失敗進行了毫無根據的指控，原因僅僅是伴侶們在用不同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想法和感受，以及他們對如何溝通的設想。如果我們能夠根據對話風格來解決分歧，我們就能更好地面對真正的利益沖突，并找到一種共通語言來解決這些沖突。

在提筆寫《我不是那個意思！》的序言時，我講過一位學生的故事，她說我在喬治城大學教授的一門課挽救了她的婚姻。就在前不久，還是這位女士—現在已經成為教授，并維持著婚姻—給我寫了一封信。她寫道，她和丈夫本來正在交談，不知怎么，談話變成了爭吵。吵到一半時，他惱怒地說：“泰南博士最好快點兒寫完那本新書，沒什么比男人和女人對話這個問題更大了！”在這篇前言的最后，我把本書獻給這位丈夫，也獻給世界各地正在盡最大努力與彼此溝通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