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責任與行為責任的區(qū)分，首先發(fā)端于德國民事證據(jù)法理論。德國民事訴訟實行的是一種當事人進行主義的訴訟構造，這有些類似于英美刑事訴訟的對抗制構造。按照德國證據(jù)法理論，只有當法庭審理后待證事實仍然難以明確時，才會產生證明責任分配的問題。具體而言，在法庭審理進行到最后時，法官有時會面臨所要證明的事實無法澄清或者難以查明的情形，對此“事實不明”的案件，法官要進行裁判，就必須遵循一套認定案件事實的規(guī)則。其中，證明責任的分配規(guī)則就是旨在解決“待證事實最后不明時如何分配法律效果”的規(guī)則。
　　所謂結果責任，又稱為客觀的證明責任，就是指這種法官在審理后無法確定待證事實或者對事實存在疑問的情況下，確定由何方承擔敗訴后果的責任。在當事人進行主義的訴訟構造中，負有結果責任的一方當事人，必須承受最后事實不明時的敗訴后果。但是，結果責任與當事人的舉證活動并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法官的裁判直接取決于客觀上“什么事實被澄清了”，而不是主觀上“什么人澄清了這件事”。正因為如此，承擔結果責任的一方在事實不明情況下最終要承受不利的敗訴結果。①
　　在當事人進行主義的訴訟中，行為責任是由結果責任所衍生出來的概念。也就是說，當事人為避免敗訴后果，負有提出證據(jù)證明待證事實的責任。這種行為責任也稱為主觀的證明責任。但是，這種行為責任是由結果責任所派生出來的證明責任，承擔證明責任的一方為避免敗訴的結果，才向法官提出證據(jù)，論證待證事實的真實性。正因為如此，這種行為責任并不具有獨立性，其主體和范圍都取決于結果責任。②
　　但是，大陸法國家的刑事訴訟采取的是職權主義的訴訟構造。這一訴訟制度確立了實質真實原則和無罪推定原則。根據(jù)實質真實原則，法官對案件事實負有查明真相的責任，所認定事實的依據(jù)不限于控辯雙方提交的證據(jù)，還可以自行收集新的證據(jù)。而根據(jù)無罪推定原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應由公訴方承擔，被告人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在檢察官無法證明被告人有罪或者所證明的案件事實不清楚的情況下，法官應作出被告人犯罪事實不成立的無罪判決。③
　　在這兩個原則的影響下，那種“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由于法官負有調查義務，即使控辯雙方不提出任何證據(jù)，法院仍然要依據(jù)職權調查案件事實，而不能直接作出裁判；法院所調查的證據(jù)也不以控辯雙方當庭提出的為限，而可以自行調查新的證據(jù)。正因為如此，那種建立在訴訟主張基礎上的行為責任就無法發(fā)揮作用了。盡管如此，在大陸法國家的刑事訴訟中，結果責任的概念仍然是可以適用的。也就是說，法官在審理后如果沒有對被告人有罪這一點達到內心確信無疑的程度，就應遵循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作出被告人無罪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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