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美學的多民族融合

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是一個意涵十分豐富的時代命題。

當下中國，正行走在民族偉大復興的大道上。而民族文化的復興，是民族復興的根基。近代中國面對裹挾著船堅炮利侵門踏戶而來的西方現(xiàn)代性，由排拒而接納，百年間飽嘗主權淪喪、文化失語的痛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七十年甘苦備嘗憂喜交加的社會主義實踐，使中華民族在經濟、政治、軍事等各方面洗雪了百年屈辱，昂首挺立于今日的世界。然而，文化失語的狀況尚未根本改變，面對依然強勢的西方文化，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尚待恢復和樹立，中國的文化形象仍然十分模糊。把目光投向歷史深處，傳承和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正是為了汲取歷史的思想和智慧，重拾中國文化的自信，使文化在民族復興的途程中發(fā)揮關鍵效用。因此，對傳統(tǒng)文化的重估和揚棄，既有歷史性，更有現(xiàn)實性；同時，它又是指向未來的。

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中國文化是多民族的文化。同樣毫無疑義地，中華美學是多民族的美學。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認識中華美學的多民族性質，發(fā)掘中華美學的多民族內涵，實現(xiàn)中華美學的多民族融合，使中華美學的豐富性、多樣性最大程度地得到呈現(xiàn)，成為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寶貴的審美智慧和思想文化資源，是我們討論這一時代命題的重要意義所在。

美學精神來自對美學事象的審視、研究和提煉，是美學事象的抽象結晶。從豐富多彩的少數(shù)民族美學事象即自古迄今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藝術來考察，中國少數(shù)民族美學絕不是中華美學的點綴和附庸，而是中華美學的有機和重要的構成。僅就文學而論，中國的三大史詩均為少數(shù)民族詩歌，即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英雄史詩《瑪納斯》�！陡袼_爾》長達兩百萬行，不僅是中國，也是世界最長的史詩�！陡袼_爾》和《瑪納斯》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江格爾》的申遺也已啟動。少數(shù)民族民歌和民間長詩，極大地補充了漢族民間詩歌和長詩偏少的不足，使中華文學的結構顯得更為完整。在小說方面，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曹雪芹的《紅樓夢》，創(chuàng)造了中國古典文學的高峰。

儒釋道美學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諧包容等等觀念，被視為中華美學精神的精義。然而中華美學精神的核心內涵，還應納入少數(shù)民族的美學思想和特質。少數(shù)民族的美學與漢族美學有其共性，都體現(xiàn)著對真善美的追求；但也有差異性和異質性，非儒釋道美學所能涵蓋。

以同為南北朝時期產生的民間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為例。前者是南朝漢族詩歌，后者是北朝少數(shù)民族詩歌，兩部作品被譽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樂府雙璧”。而這兩篇作品所蘊含的審美意趣和呈現(xiàn)的美學特征卻是大相徑庭�！犊兹笘|南飛》敘述的是焦仲卿和劉蘭芝兩位男女主人公的愛情悲劇，“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詩中所呈現(xiàn)的家庭關系是嚴酷的，長幼尊卑秩序不容冒犯，父母、兄長可以隨意干涉子女和弟妹的生活和精神自由。在家長專制的煎逼之下，劉蘭芝“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悲憤自盡。而焦仲卿即使身為官府的吏員，在森嚴的宗法秩序之下也是無力掙扎，最終“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追隨劉蘭芝的幽魂而去。兩位主人公的自殺，不能說與儒家道統(tǒng)沒有關系。即使解釋為一種對封建宗法秩序的反抗，這種反抗也未免過于孱弱。《孔雀東南飛》通篇彌漫著陰郁、哀傷的氣息和氛圍。而《木蘭詩》所展現(xiàn)的家庭關系，卻要自由得多�；�木蘭從軍和解甲歸田，完全是出于個人的意志。她代父從軍，是出于對父親和家人的愛�！暗┺o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边@種對父母和家人的熱愛與思念，始終伴隨著她的戎馬行軍。十年征戰(zhàn)，立下赫赫軍功，但她婉拒朝廷的利祿封賞，自愿解甲還鄉(xiāng)，回到父母和家人的身邊，享受“脫我戰(zhàn)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云鬢，對鏡帖花黃”的普通人生活的快樂�！赌咎m詩》所表現(xiàn)的自由、陽剛和健朗的審美精神，富于浪漫主義的理想光輝，更易于喚起人性的共鳴，因此它走向世界，被改編為好萊塢電影，絕不是偶然的�！赌咎m詩》的美學特質，如果用儒釋道美學加以闡釋，將會顯得十分牽強�！赌咎m詩》的闡釋，期待一種有別于儒釋道美學的少數(shù)民族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