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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人”方面，隨著國家監(jiān)察體制改革的穩(wěn)步推進，在消滅腐敗存量方面已經取得了矚目的成就；但是在“管財”方面稍顯不足，抑制腐敗增量的堤壩仍需進一步筑牢。探索財稅反腐的實踐路徑，實現(xiàn)法治理財、制度控權，與其他國家制度一起形成監(jiān)督合力，既是對當下腐敗治理的現(xiàn)實關照，同時也是構建法治國家的內在要求。本書從財稅法的視角，為新時期依舊嚴峻的腐敗治理困境突圍，提供相應的參考，同時能夠為豐富財稅法學的學術理論，作出貢獻。

序　　言

腐敗隨著國家的誕生而出現(xiàn)，探尋腐敗問題的治理之策，是古今中外國家治理的重要課題。腐敗問題的產生有著極其復雜的制度背景與時代背景，因此，腐敗的治理實質上是一種事實與規(guī)范之間的互動。21世紀以來，伴隨國家的現(xiàn)代化進程，腐敗犯罪已經成為中國社會轉型中廣受關注的重大現(xiàn)實問題。我國的腐敗治理逐漸呈現(xiàn)理性化、規(guī)范化、常態(tài)化的趨勢。以法律為依托，構建制度化的反腐敗體系，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已經成為各方共識。應當看到，腐敗治理是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需要多方協(xié)力才能將其建成，這也就意味著，治理腐敗的路徑并非單一的，而是多重的，沒有唯*和絕對的范式，只有綜合和多元的范式。
將腐敗問題置于現(xiàn)代化的場域中，剖析腐敗與現(xiàn)代化進程與國家治理策略選擇之間的內在機理，是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學代表人物塞繆爾·P.亨廷頓的理論洞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的重要命題，全面提升國家腐敗治理能力，成為實現(xiàn)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重要意涵�！稕Q定》還將財政定位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這意味著財政與財稅體制已經同國家治理緊密對接。在這一背景下，如何實現(xiàn)財稅制度與腐敗治理之間的互動，是完善腐敗治理路徑的重要內容。
從本質上來看，國家治理體系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銜接的國家制度，各個制度之間有著內在聯(lián)系。古今中外，財政可謂是國家的“神經”，是國家的“生命線”，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就曾指出，“財政乃庶政之母”。與國家治理體系其他方面的制度內容有所不同，財稅體制往往起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作用。政府的任何活動都必須以國家財政作為后盾，抓住了財政，就是扼住了權力的“咽喉”，就是射中了權力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Heel）。因此，從理財治國的角度來看，完善國家的財政制度，規(guī)范財政收支、管理，提高財政管理的透明度，強化財政監(jiān)督，能夠進一步壓縮腐敗空間，實現(xiàn)腐敗的源頭治理。
財稅反腐命題的提出，同時也與我國特定的時空語境相聯(lián)系。長期以來，我國“重懲治，輕預防”、重“治人”輕“理財”的反腐路徑并未產生很好的治理效果，腐敗在高壓態(tài)勢之下不斷進化，隱形腐敗、非典型腐敗的出現(xiàn)，意味著必須構建全方位的腐敗防治體系，用制度“管人”“管財”，實現(xiàn)“標本兼治”。在“管人”方面，隨著國家監(jiān)察體制改革的穩(wěn)步推進，在消滅腐敗存量方面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在“管財”方面稍顯不足，抑制腐敗增量的“堤壩”仍需進一步筑牢。探索財稅反腐的實踐路徑，實現(xiàn)法治理財、制度控權，與其他國家制度一起形成監(jiān)督合力，既是對當下腐敗治理的現(xiàn)實關照，同時也是構建法治國家的內在要求。
同時，財稅反腐的相關研究，既是對財稅法的主體職能（“合法組織政府收入，合理安排政府支出，規(guī)范財政資金管理”）的回歸，也是對該職能的超*，這同樣彰顯了財稅法學理論性和應用性的雙重特質。實際上，學科互涉已經成為學術意識的一部分，財稅法學如欲無愧于這個時代的重托與厚望，必須立足中國語境研究和解決現(xiàn)實問題，并不斷提高自身的理論層次，使財稅法的理論思辨成為時代本質的思辨，與時代變革的脈搏跳動合拍。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理論未有窮期，道路始于足下，學術探索是一個永恒的過程。對財稅反腐的研究，本書僅是一個開端，以期引起學術的爭鳴，并將財稅法理論的研究引向深入。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夠為新時期依舊嚴峻的腐敗治理困境突圍，提供相應的參考，同時能夠為豐富財稅法學的學術理論，作出貢獻。
是為序。
周佑勇，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政法部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2020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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