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敲側(cè)擊掘真知，融會貫通鑄汗青

漢末三國歷史，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之林中一座龐大的“寶庫”。在文藝創(chuàng)作方面，有羅貫中的通俗小說《三國演義》及其多部影視劇廣為宣揚，而致東亞民眾耳熟能詳；在史實典籍方面，亦有《后漢書》《三國志》《晉書》等巨著交相輝映，令人得其精華之涵澤而深以為益。

我于十八年前確定寫作《司馬懿吃三國》《三國終結(jié)者司馬昭》兩部貫穿整個漢末三國時期近百年的長篇歷史小說，從那時候起便與魏晉三國的歷史研究工作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因為，再優(yōu)秀的歷史小說，也必須有豐富而準確的史料以為骨干支撐，否則寫出來只會謬誤橫生、貽笑大方。

當時，我直接從史學(xué)原典入手，以《后漢書》《三國志》《晉書》《資治通鑒》這四本書為基礎(chǔ)性資料。然后，再找到田余慶老師的《秦漢魏晉史探微》《東晉門閥政治》，王夫之大師的《讀通鑒論》，陳寅恪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錢穆大師的《國史大綱》《秦漢史》《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以及多位現(xiàn)當代史學(xué)家的三國論文集為參考書，借為龜鑒，邊研邊寫。同時，我在網(wǎng)上還加入二十余個三國迷 QQ 群，隨時從中汲取三國史的前沿研究新知識，并將自己的心得體悟放到 QQ 群里與網(wǎng)友們切磋交流，取長補短。

記得我在《司馬懿吃三國》小說初稿中曾把時人的坐具寫成了“紅木椅”，立即被網(wǎng)友們指出了謬誤：那時的坐具是榻和席，椅子要到唐宋之際才會出現(xiàn)。我又寫到書中的人物角色吃紅薯，其實這也錯了：紅薯是在明代由西方傳入中國的。我還把荊州刺史的官階寫成了“三品大員”，后來才知道刺史一職在三國時期的別稱是“州牧”，其官秩為二千石，而不是用品級來劃分的。這些細節(jié)方面的錘煉，促使我在探史洞幽之際愈發(fā)嚴謹求實，絲毫不敢虛妄。

而且，在寫司馬懿、司馬昭系列歷史小說的同時，我也漸漸對三國歷史中云遮霧罩的各種問題產(chǎn)生出了不少隨想和受到不少啟發(fā)，也探索出點點滴滴的新穎見解來。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整整做了四大本的心得筆記。而這些記錄下來的隨筆感悟，便成了今天這部《一看就停不下來的三國史》的雛形和藍本。

寫這些史籍心得見解之時，我牢牢堅持了三個原則：別人寫透寫爛了的題材，無論多么熱門，我絕不會跟風(fēng)再寫；別人窺而不深或探而不入的重要論題，我可以寫得更深更新；自出心裁而又有據(jù)可證的題材，我便緊抓不放、深耕細作。例如“西涼武人集團”，這個歷史名詞被不少史學(xué)家提起，但此前并沒有一個史學(xué)家將它的來龍去脈寫深寫透。我自己就在史書中多方查找資料、整理線索，終于把這個題材盡量寫了個明白透徹。又如“中原名門世族集團”，陳寅恪和田余慶二人只是一筆帶過，其他史學(xué)家也對此語焉不詳。我便抓住“黨錮之士”“汝南袁氏”“弘農(nóng)楊氏”和潁川系世族集團等關(guān)鍵角色，一路縱深追蹤，直到還原了他們的歷史面貌與命運走向。

在這三個原則之上，我反復(fù)咀嚼消化各種史料，多次修改自己的歷史論文。以我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而論，我覺得寫歷史小說其實更加容易一些，因為它可以允許“自圓其說”的適度虛構(gòu)。但寫歷史論文不行。它必須要百分之百的求真求實，它必須要邏輯嚴密、持之有據(jù)，而不能無的放矢、憑空捏造。這本《一看就停不下來的三國史》，我總共創(chuàng)作了兩年左右的時間，凝聚了我大量的汗水和心血。在完稿之日，我將自己的歷史論文寫作經(jīng)驗總結(jié)成了一首小詩：“覓史探幽溯本源，每有會意輒細評。絲絲入扣巧推理，尋章摘句來證明。”

我個人認為，要寫好一部史學(xué)著作，我們應(yīng)該做好三個角色：一是歷史資料的“采礦者”，二是歷史推演的“福爾摩斯”，三是歷史敘述的“還原師”。

首先，如何做好歷史資料的“采礦者”呢？我們知道，歷史的真相永遠是“碎片化”“多面化”“多維度”的，絕對的真實幾乎是不存在的。它散落在冠冕堂皇的正史中，也隱藏在光怪陸離的野史里。我們就應(yīng)該從各種資料中，把大大小小的歷史真相之“碎片”盡可能地找全、拼好。實際上，像陳壽、范曄、房玄齡、司馬光等這些古代歷史學(xué)家是非常聰明睿智的。他們在史書中既有旁敲側(cè)擊的“曲筆”，又有蜻蜓點水的“簡筆”，用以規(guī)避某些不可抗之因素。然而盡管如此，他們也不會刻意編造或扭曲真相，而是把真相寫得很簡略、很含蓄、很巧妙，留待有識之士的用心發(fā)掘。這就需要我們煉成一雙“火眼金睛”去洞察和剖析。我們要特別注意尋覓史籍之中的那些反常與蹊蹺之處。越是蹊蹺越是不合常理的史料，無論它多么新奇多么耀眼，就越是值得我們大挖深挖的“金礦”，就越是能夠幫我們找到真知灼見的“鑰匙”。

其次，如何做好歷史推演的“福爾摩斯”呢？在找到一串串“吉光片羽”式的歷史真相資料后，我們應(yīng)該學(xué)會由此及彼、舉一反三的聯(lián)動推理，力求抓準真相的主干。在這里，我愿現(xiàn)身說法，舉出一個我在深研三國歷史過程中嚴謹推論的例子來加以說明。我研究曹魏開國之初的政治權(quán)力格局版圖時，發(fā)現(xiàn)除了潁川系世族集團獨占鰲頭之外，青州系、兗州系、河北系、關(guān)中系等各大世族集團也各自據(jù)有“一席之地”。然而，唯獨荊州系世族集團卻似乎“整體缺席”了。在《三國志》的正傳記載中，荊州系世族名士代表有兩位：一是魏國首任尚書令桓階，他是荊州長沙郡人氏；二是韓暨，他是荊州南陽郡人氏�；鸽A晚年深得曹丕寵信，又身居“百官總領(lǐng)”尚書令之高位，顯然為荊州系世族集團之首腦而無疑。但他逝世之后，竟被陳群、司馬懿兩個豫州系的世族首領(lǐng)分別“瓜分”了尚書臺。以桓階之權(quán)勢威望，竟然至死也未能安插一個荊州系的名士進入尚書臺擔(dān)任要職。這是何等吊詭的一幕？即使是與桓階同出荊州系一脈而唯一冒出頭來的韓暨也是一直到魏文帝曹丕黃初七年才勉強做到了太常之官的虛職，而且直至臨終仍只是太中大夫，官秩始終停留在二千石。荊州系世族集團在魏國政壇居然遭到如此冷遇，實為大大的反常。

后來，我忽然翻閱到了東漢建安末年那一場牽涉數(shù)千人的“魏諷之亂”一案時，方才有所啟發(fā)。在《三國志》《資治通鑒》里明文記載了魏諷之案所牽涉到的部分人員：張繡之子張泉、文欽、劉廙之弟劉偉、宋忠之子、王粲之二子。觀閱這份名單，除去文欽之外，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共同點”：劉廙之弟劉偉、宋忠之子、王粲之二子及張泉（張繡、張泉之籍貫本為涼州，但他們都曾在劉表治下的荊州駐居過）等人都具有原劉表旗下荊州系世族集團的門戶背景，他們都是以降臣身份入魏從仕的。在建安十三年降曹前后，他們都和劉備集團有過或多或少的交往和聯(lián)系。例如宋忠，在劉琮決定降曹后才被派往劉備處說明情況，后為劉備大度地釋放而去�！埃▌ⅲ╃�令其官屬宋忠詣（劉）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fù)殺卿輩！’遣忠去�！保ㄕ�自《資治通鑒·卷六十五》）宋忠受此寬待，他的兒子自然難免亦對劉備集團有所好感。王粲之子的心態(tài)也可能如此。而建安二十四年秋季關(guān)羽自江陵發(fā)兵北伐曹操之際，他們遂同時追隨魏諷在鄴城掀起反曹之暗戰(zhàn)。這樣的巧合，只能證明這些原屬于劉表旗下的荊州系世族不甘魏室之冷遇或歧視，與關(guān)羽暗中通氣、遙相呼應(yīng)、合力抗曹，確是歷史的真相。而留守鄴城的曹丕則一手鎮(zhèn)壓了這場“魏諷之亂”，并以此作為自己立嗣之爭的政治資本，贏得了曹操的青睞。正是由于“魏諷之亂”是曹丕親力親為的欽案，所以后來才會牽連到魏國內(nèi)部幾乎所有出身于荊州系的官員、士人被打壓和冷遇。故而，以桓階之圓融練達、位高權(quán)重，也無力為荊州系世族集團的政治前途“解凍”。

這個結(jié)論，便是我以“福爾摩斯”式的歷史推演法而得出的。至于怎樣開展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推演，我所舉的這個例子應(yīng)該便是“活標本”。

最后，如何做好歷史敘述的“還原師”呢？我個人認為，把歷史的真相深入淺出、明白曉暢地擺到讀者的面前，其實很不容易。在這方面，田余慶先生、王夫之大師是做得極好的：他們的文章清澈如水、開闊似川，脈脈長流，娓娓道來，引人入勝而欲罷不能。我們正確的筆法，應(yīng)當如朱光潛先生所言：“思想條理必須清楚，情致必須真切，境界必須新鮮，文字必須表現(xiàn)得恰到好處，謹嚴而生動，簡樸不致枯澀，高華不至浮雜�！庇秩缤醴蛑�大師所言：“文章之用，以顯道義之殊途，宣生人之情理，簡則難喻，重則增疑。故工文之士，必務(wù)推湯宛折，暢快宣通，而后可以上動君聽，下感民悅。于是游逸其心于四維上下，古今巨細，隨觸而引伸，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為當世之所不能舍�！蔽ㄓ腥绱�，我們才能盡量還原真實的歷史，讓讀者在“曲徑通幽、山重水復(fù)”的文字美景中流連忘返。

歷史的探索是永無止境的。我們要學(xué)會在自己的頭腦中展開“虛擬辯論賽”，不斷地尋找反方的證據(jù)、證言來考驗自己作為正方立論、敘述的正確性與真實性，要讓自己的推論在千錘百煉之后依然能夠站得住腳。唯有經(jīng)得起懷疑、經(jīng)得起反駁、經(jīng)得起拷問，我們的知識才是正確而堅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