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致用之學

人們在評價劉詩白這一代經濟學家時總是會用到“傳奇”二字。他們很幸運，青年時學貫西方各家經濟思想，理論底蘊廣博深厚。壯年時在國家經濟改革的浪潮中大顯身手，一路披荊斬棘榮光滿身。某種程度上，他們又是不幸的，在本該安心治學的大好年華里，卻遭遇時局變化的狂風暴雨沖擊，以致年過半百才開始真正的經濟學研究。

種種際遇，皆因時代使然�；厥淄�事，劉詩白總是愿意往好的地方想。在他看來，自己這一代經濟學人享受到了改革開放帶來的時代紅利，遠比學界前輩要來得幸運。經濟學是一門致用之學，它自時代的發(fā)問中來，也必將走向時代深處。經濟學科引進中國大地雖不過短短百年，卻因恰逢一段跌宕起伏的歷史階段而備嘗曲折。

在大時代的劇烈變遷中，劉詩白這一代經濟學人和他們所熱愛的經濟學事業(yè)一樣歷盡風雨。從各路經濟學思潮百家爭鳴到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獨領風騷，從埋首盲學蘇聯(lián)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到經濟理論研究淪為政治的注腳，從再次引進西方經濟學到嘗試構建中國特色的經濟學說。雖是百轉千回，經濟學這株外來植物總算在中華大地上開出了自己的花朵。

其實，無論在東西方世界，相較之文學、數(shù)學、天文等古老學科，經濟學都可稱得上是一門相當年輕的科學。遠在中國古代，先人諸子間或遺留下的樸素經濟思想在歷史的夜空中一閃而過，如同流星般燦爛卻也短暫。秦漢后，“重農抑商”“崇本抑末”漸成國策。在這個歷朝歷代統(tǒng)治者皆壓制厭棄商業(yè)行為的封閉大陸上，經濟學思想根本無從找到生根的土壤。

當中國人還被牢牢束縛在土地上辛勞耕作時，在世界的另一端，來自藍色國度的冒險家們紛紛出海遠航。為了尋找傳說中富庶的東方國度，他們毅然賭上身家性命。當時，整個歐洲社會都處于對財富的極度渴求中，空氣里滿是狂熱的欲望因子。不久，這群瘋狂的賭徒就搶回了一船船金銀財寶。財富迅速累積起來，社會上層沉浸在金錢帶來的巨大喜悅里。在那些靠著對外貿易突然崛起的海權國家中，商業(yè)因其創(chuàng)造財富的驚人能量而備受推崇，由此開啟了人類歷史上的一系列重大變革。

1776 年3 月9 日，英國人亞當·斯密所寫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一書問世。在書中，斯密毫不客氣地批判了時興的重商主義，強調構建自由市場、發(fā)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他的這一經濟觀點除在英國本土引發(fā)強烈震蕩外，還一路波及歐洲大陸乃至大洋彼岸的美洲。不同于重商主義只側重于國民經濟某些方面的探究，斯密富有開創(chuàng)性地從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環(huán)節(jié)對正在形成中的資本主義經濟進行了全方位研究。自此，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正式建立起來了。

有趣的是，這位現(xiàn)代經濟學之父還在《國富論》里談及了遙遠的中國：中國長期處在靜止狀態(tài)，其財富在多年前已達到該國法律制度允許的大限度。如果改變和提高他們的水平，那么該國的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出很多。

從斯密的描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對中國空有發(fā)展商業(yè)的良好條件卻閉關鎖國的嘆惋之情。斯密沒有想到，中國這種混沌狀態(tài)僅僅在幾十年后就被具有入侵天性的資本主義經濟所打破。

20 世紀初的中國正處于風雨飄搖的暗夜，西方經濟學猶如一盞明燈，被留洋的愛國學子們作為強國御辱之術引入了。同已在資本主義樂土里安安穩(wěn)穩(wěn)生長百來年的母胎不同，西方經濟學科初進入中國多少帶有那么點兒破釜沉舟的悲壯意味。

1912 年，嚴復就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并創(chuàng)建經濟學門（系）。北大經濟學系是我國個經濟學科，開山鼻祖地位尊顯。隨后，私立朝陽大學、復旦大學、暨南大學、燕京大學、南京大學、上海大同大學、廈門大學、金陵大學等高校相繼設立商科或經濟學系。

對于這個外來的闖入者，國人剛開始并沒有展露出太大的熱情。據(jù)相關資料記載，在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的各所高校內，學習文法藝術的文科生數(shù)量遙遙領先，竟達學生總數(shù)的90% 以上，而攻讀工科、農科、商科等應用學科的學生卻寥寥無幾。

抗戰(zhàn)時期，這種學科人數(shù)分布不平衡的狀況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匯聚在救國興邦的滂滂大潮中，劉詩白和眾多來自大后方的學生紛紛選擇了更具現(xiàn)實意義的致用型學科。在一份武漢大學樂山時期各學院歷年招生情況的統(tǒng)計表a 上，可以看出，當時法學院、工學院兩院的學生數(shù)量遠超文理等基礎學科。

國立武漢大學及其經濟學系的歷史遠可追述至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張之洞創(chuàng)建的自強學堂及其商務門。光緒十五年（1889 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在鄂期間，這位晚清重臣一面籌建煉鐵、采礦、槍炮、織布等工業(yè)實務，一面創(chuàng)建起兩湖書院、湖北方言商務學堂、湖北算術學堂、礦業(yè)學堂、工業(yè)學堂、湖北駐東鐵路學堂、湖北農務學堂等新式學校。

1893 年11 月，張之洞向光緒皇帝上奏《設立自強學堂片》：“再治術以培植人才為本，經濟以通達時務為先。湖北地處上游，南北要沖，漢口宜昌均為通商口岸，洋務日繁，動關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緩，亟應及時創(chuàng)設學堂。茲于湖北省城內鐵政局之旁，購地鳩工造學堂一所，名曰自強學堂。分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門。”

清末推行學制改革，張之洞被當時的管學大臣張百熙稱許為“當今通曉學務之人”。在他的規(guī)劃里，方言學習泰西語言文字，為馭外之要領；格致兼通化學、重學、電學、光學等事，為眾學之入門；算學乃制造之根源；商務關富強之大計。然而開辦不久，自強學堂的商務門就出現(xiàn)了師資、材料短缺等問題，“多空談而少實際”，只得匆匆停課。

自強學堂商務門辦學失敗的經歷透露出一個關鍵性的歷史信息：清末的商科教學遠遠滯后于中國社會內部對經濟人才的需求。一百多年后，這依然是困擾著劉詩白等眾多經濟學教育者的難題。教書育人六十余載，劉詩白的目光總是熱切地追隨著中國經濟學教育的變化與發(fā)展。2007 年，針對高校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式微的現(xiàn)象，他尖銳地直指教學的三大積弊：教材內容狹窄、理論脫離當代實踐、課堂教學缺乏吸引力。

在其學術自傳里，劉詩白還就如何構建中國特色的經濟學這一新時代命題為學界晚輩指點迷津：中國經濟學的構建和形成，其性質已經不只是一般的理論聯(lián)系實際，“拿馬克思經濟學之矢，射中國經濟之的”，而是要大力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不僅要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且要研究、借鑒和改造西方經濟學理論，以豐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我們應該從中國改革的偉大歷史轉變出發(fā)，從經濟學大發(fā)展的高度出發(fā)，來認識中國經濟學的內涵以及它的現(xiàn)實任務和理論。a 鉆研了一輩子經濟學問，劉詩白從來遵循的治學思想就是“經世致用”，他認為一個經濟學家如果整日蹲守在書齋里是做不出好學問來的。劉詩白是的實踐派，早年在鄉(xiāng)村田野間采風調研，改革開放后到深圳、廣州、蘇南、溫州、上海等中國市場經濟具生命力的前沿地帶實地考察，晚年熟練使用iPad 和智能手機，雖足不出戶，但對國際經濟大勢卻是了然于胸。

然而，在小女兒劉莎的印象里，父親在家時卻是異常安靜的。他永遠埋首在自己的一方書桌前寫寫看看，對家里一應大小事情都處于自動屏蔽的狀態(tài)。

1979 年，劉莎的愛人次登門拜訪。那天，劉詩白仍是俯身在書桌前思考寫作，面對未來女婿的到訪，他只是抬頭淡淡掃了一眼就繼續(xù)投入到自己的事情中了。劉莎的愛人當即被老先生的態(tài)度弄得有點摸不著頭腦，事后回憶說：“我一來望了一眼書桌，家里只有一間房子，大家都在一起活動，他也不理我們就一個人在那兒鉆研。”從此以后，劉莎的丈夫每一次到家里來都會看見老丈人蹲守在書桌旁專心治學，漸漸地，也就對此見怪不怪了。這件事一度在家里被當作笑談，劉詩白做起學問來實在有股子書齋學者的癡狂勁兒。

在劉詩白的體內，流淌著實踐型學者的創(chuàng)新求變和書齋型學者的專注踏實這兩種學術氣質，它們和諧共生、交融。在中國經濟大變革的拐角處，他用雙腳丈量著中國市場經濟成長變遷的道路，用手用腦書寫出一部部的經濟學佳作。一動一靜間，這位經濟學旅人完成了時代交托的重大歷史。改革開放四十余年風雨激蕩，劉詩白不僅是這個逐夢時代的記錄者和實踐者，更是了時代的思考者和預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