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適夷先生九十歲的時候，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幾十年寫下的散文集，又獲得了中國作家協(xié)會中外文學交流委員會頒發(fā)的文學翻譯領域含金量極高的“彩虹翻譯獎”。這是對他一生為中國新文學運動做出的杰出貢獻給予的表彰和肯定。當老夫人拿來獎牌給我看時，適夷先生揮揮手，不以為然地說：“算了算了，都是浮名。”
　　我覺得適夷先生是當之無愧的。
　　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適夷先生還不滿二十歲，便投身于中國新文學運動，從他發(fā)表第一篇小說到發(fā)表最后一篇散文，筆耕不輟七十余年。僅憑這一點就足以令人欽佩了。
　　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社會面貌激變的偉大革命的年代，以魯迅為代表的一批受過西方先進文化影響的青年作家們，以詩歌、小說等文藝作品，掀起批判封建主義儒家文化傳統(tǒng)和道德觀念，謳歌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的狂飆運動。適夷先生在上海結識了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創(chuàng)造社浪漫派先驅，開始了詩歌創(chuàng)作。在五卅運動中，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參加了共青團、共產黨，一面從事地下革命活動，一面辦刊物，寫下了大量小說、劇本、評論，還從世界語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成為左翼文學團體“太陽社”的重要成員。
　　由于革命活動暴露身份，招致國民黨特務的追捕。1929年秋，他不得已逃亡日本留學。在那里他一面學習蘇俄文學，一面學習日語，還寫了許多報告文學在國內發(fā)表。1931年回國即參加了“左聯(lián)”，同魯迅先生接觸也多起來，在左聯(lián)會議上、在魯迅先生家中、在內山書店，領受先生親炙。他利用各種條件創(chuàng)辦報紙、雜志，以散文、小說的形式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號召人們起來抗爭，同時他又大量翻譯了外國文藝作品和馬列主義文藝理論。蘇聯(lián)是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國家，那是國內理想主義革命者們無上向往的國度。他們懷著極大的熱情謳歌蘇維埃人民政權，介紹蘇俄的文學藝術。但當時國內俄語力量薄弱，魯迅提倡轉譯，即從日、英文版本翻譯。適夷先生的翻譯作品大都是從日文翻譯的，如阿·托爾斯泰的《但頓之死》《彼得大帝》，柯羅連科的《童年的伴侶》《葉賽寧詩抄》，列夫·托爾斯泰的《高加索的俘虜》《惡魔的誘惑》，赫爾岑的《誰之罪》。他翻譯最多的是高爾基的作品，如《強果爾河畔》、《老板》、《華蓮加·奧萊淑華》、《面包房里》以及《契訶夫高爾基通信抄》、《高爾基文藝書簡》等。此外，他還翻譯了許多別的國家的作家作品，如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的《黃金鄉(xiāng)的發(fā)現(xiàn)》《瑪麗安白的悲歌》，英國作家維代爾女士的《窮兒苦狗記》，以及日本作家林房雄、志賀直哉、小林多喜二等人的作品。一次，和我聊天，他說解放前，他光翻譯小說就出版過四十多本。魯迅先生贊賞適夷先生的翻譯文筆，說他的翻譯作品沒有翻譯腔。適夷先生曾說翻譯文學作品，最好要有寫小說的基礎，至少也要學習優(yōu)秀作家的語言，像寫中國小說一樣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才能打動讀者。
　　其實，適夷先生的翻譯工作只是他利用零敲碎打的工夫完成的，他的主要精力都投在革命事業(yè)上，因此，老早就被國民黨特務盯上了。1933年秋，他在完成地下黨交給的任務，籌備世界反帝國主義戰(zhàn)爭委員會遠東反戰(zhàn)大會期間，因叛徒指認，遭到國民黨特務綁架，被捕后押解到南京監(jiān)獄。他在獄中堅貞不屈，拒絕“自新”“自首”，被反動派視作冥頑不化，判了兩個無期徒刑。由于他是在內山書店附近被捕的，魯迅先生很快就得到消息，又經過內線得知沒有變節(jié)屈服的實情，便把消息傳給友人，信中一口一個“適兄”地稱他：“適兄忽患大病……”“適兄尚存……”“經過拷問，不屈，已判無期徒刑”，對適夷先生極為關切。同時還動員社會上的名士柳亞子、蔡元培和英國的馬萊爵士向國民黨政府抗議，施展營救。那時正有一位美國友人伊羅生，要編選當代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草鞋腳》，請魯迅推薦，提出一個作家只選一篇，而魯迅先生獨為適夷先生選了兩篇（《鹽場》和《死》），可見對他尤為關懷和愛護。
　　適夷先生為了利用獄中漫長的歲月，學習馬列主義文藝理論，通過堂弟同魯迅先生取得聯(lián)系，列了一個很長的書單，向魯迅先生索要，有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藝術與社會生活》，梅林的《文學評論》，還有《蘇俄文藝政策》等中日譯本，很快就得到了滿足。他根本沒有去想魯迅先生那么忙，為他找書要花費多大精力，甚至還需向國外訂購。適夷先生當時是二十八九歲的青年，而魯迅先生已是五十開外的年紀了。后來，他每當想到這一點，心中便充滿感激，又為自己的冒失感到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