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駐留過的城市，我經歷過的異鄉(xi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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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說起我駐留過的城市，我將會回想起從石榴村走出的那個遙遠的年頭……請原諒我又一次套用《百年孤獨》這個經典的開頭句式，自1991年高中畢業(yè)離開我出生長大的石榴村算起，至2019年，時間過去了28年，我也由當初那個對世界和歲月茫然不明的少年，成為一個備經游歷與成長的開始走向衰老的男人，而生活或生命的狀態(tài)依然是“在路上”。人生注定是一場有終點的旅行，只是無人能夠預知自己終將會在哪一個點消失，我們所能做的不過是努力記取沿途的景致，為越來越多的流逝及湮沒留下一絲自己的見證。

在童年和少年時期，我無數次設想過長成之后的遠行，但那時出行的念頭總是跟返回牽連在一起，萬萬想不到會有難以返回甚至不可返回，再或是在命運的驅使之下越走越迷失歸途。在離鄉(xiāng)迄今近30年的人生行旅中，我或長或短駐留過的城市包括深圳、廣州、中山、佛山、南寧、桂林、貴陽、北京、銀川、沈陽等，這里所指的駐留并非浮光掠影的路過、觀光，而是契入時間與生命的生活、工作或者盲目、自由的居住，另外，以這些城市為軸點而展開的輻射游走，我已經無法調動殘損的記憶將之逐一說出。

上初中之前，我從未走出過山村的四周，連汽車都沒有親眼見過，遠行不過是無端的想象。小學教育是在村里一個僅有十幾名學生的復式學校潦草完成的，上初中時去到三十公里外的鄉(xiāng)上，高中則轉到另一個離縣城更近的鎮(zhèn)。初二開始，我不知受到了什么冥冥指引，無師自通地寫詩作文并自發(fā)投稿。高中期間，由于我連續(xù)有詩文變成鉛字，在縣、省的文藝報刊《紫藤》《南國詩報》《廣西文學》以及江蘇的《春筍報》、上海的《少年文藝》發(fā)表，兩次被邀請參加中學生作文夏令營，一次是在湖南韶山，一次是在河南安陽。神奇的是，其時僅有過從鄉(xiāng)上坐班車到縣城經歷的我，竟然一個人從家里出發(fā)，到縣城坐汽車去桂林，又從桂林轉乘火車，一路上不出絲毫差錯�；蛟S，正是這兩次少年時的單獨遠行，埋下了我此后無數次抽身上路、毫不猶豫奔赴遠方的伏筆。

1991年夏天，我高考落榜，回石榴村待了兩三個月后，不甘心就此成為一個屈居山中的農夫，于是收拾行囊投奔在省城工作的大哥。大哥托人幫我在南寧找了一份臨時的工作，雖然每月工資不足200元，由此展開的也未必是希望的道路和方向，但是對當時的我來說無異于打開了一扇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門。在南寧，工作對我而言只是慌亂的開始，值得一提的是我加入了其時在廣西頗具活力的“自行車”現代詩群，在寫作上獲得了有效的啟迪，在見識、視野及觀念各方面驟然產生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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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春節(jié)，回鄉(xiāng)下過年的我聽到幾位初中同學描述他們到深圳打工的圖景，諸多渲染，當即決定不再返回南寧。待節(jié)后重返廣東的人潮一過，我便跟隨同村一位小伙伴踏上前往深圳的未卜之途，最先抵達的是二線關外的龍華，一邊在老鄉(xiāng)的出租屋東一晚西一晚棲身，一邊按照公告欄或報紙上的招工啟事找廠。記得我頭次進入的工廠，是橫崗某工業(yè)區(qū)的一家港資皮具加工廠，做流水線工人，但我第一天就忍受不了那冗長無味的工作方式，不到一周就跑了出來。好在那時的高中學歷對出來打工還派得上用場，且我又會說白話，不久又進入了布吉的一家紙品彩盒廠，擔任倉庫管理及貨物運輸的文員，算是躋身了白領階層。

然而我注定是一個不安分的人，盡管折騰的結果往往事與愿違，但總是抑止不住內心的躁動。一年之后，由于在有意無意間賺了一點小錢，我辭去了那家港資紙品廠運輸部主管的職務，出來自己從事小生意。那時候我就這樣想，在工廠打工，只能作為一時的謀生之策，終究不是發(fā)展之計，因為那樣的一個生存空間和我所渴望的社會、時代是脫節(jié)的，更主要的是與我的愿望、志趣毫無相關。只可惜行動并不能印證想法，我的小生意維持了不到一年就慘淡收場，不得不背負債務再次遁入龍華，又因與聚攏在龍華的幾位自由撰稿人相遇，而深圳當時報刊興起，稿件需求量大，遂于黯然無奈之際執(zhí)筆造文，換取稿酬聊以維系生活，伺機尋求出路。

1995年5月，寶安文化局主辦的雜志《大鵬灣》由雙月刊改為月刊，并開始由內部贈閱走向公開市場，蒙該刊編輯郭海鴻的推薦，我進入雜志社擔任發(fā)行員�！洞簌i灣》有“中國最早的打工文學刊物”之稱，刊物定位非常明確，即直面前來深圳、珠三角、廣東打工的廣大外來務工者，營造一個“創(chuàng)世界者的港灣”。我算得上是《大鵬灣》的市場開拓者和內容締造者之一，見證了這本雜志從零起步到發(fā)行量達十幾萬冊、由無人問津到備受追捧的歷程。事實上我做發(fā)行員不過是半年的時間，第二年，由于有期刊發(fā)行商兼廣告商承包了雜志的市場業(yè)務，我隨即進入編輯部擔任記者、編輯，同時還兼任編輯部舉辦的文學培訓班的輔導老師。說起來，一些后來聲名漸起乃至在全國形成影響的打工作家，有不少都是《大鵬灣》早期的骨干作者或者是從《大鵬灣》文學培訓班走出來的。

1998年秋天，在《大鵬灣》雜志影響力達到巔峰的時期，我選擇了離開。離開的理由，在旁人看來或許有些費解，卻是我真實的心聲。因為雜志社在寶安區(qū)，可以說是遠離深圳城市中心，我的活動和交往范圍大多在二線關外，而觸摸這座城市富有代表性的繁華和內斂部分，在那段時間是我強烈的愿望。隨后，我轉到位于市區(qū)心臟地帶的《深圳人》雜志社，仍然從事記者、編輯工作，但所面對的環(huán)境和人群迥然不同。在此期間，我還和潘漠子、謝湘南等人創(chuàng)辦了民間詩報《外遇》，率先掀起接下來在國內波瀾起伏的“70后”詩歌運動。不能不這樣認為，隨著我進入《深圳人》雜志社上班，也展開了我在這座城市之中從住所到際遇、從身體到心靈的搬遷歷程，我與深圳的一個個地點不斷地遭遇、糾纏，產生種種莫名的回響，以短暫又漫長的親歷和所見描繪了一幅絕無僅有的深圳私人地圖。

1999年底，因為全國報刊大幅度裁減，《深圳人》雜志宣告�？��；蛟S不少當年的業(yè)內人士還有著記憶，那一時期，一方面是一批報刊停辦或被取消市場經營，另一方面是各地一些具有統(tǒng)一刊號而又欠缺辦刊經費的刊物被人承包，拿到經濟發(fā)達城市改頭換面進行市場化操作。廣州就集中了多家這樣的刊物，《深圳人》雜志社一解散，我就被一位朋友邀請到廣州出任一家“改良”雜志的執(zhí)行副主編，但又不想徹底離開深圳，由此來回奔走于廣深兩地之間。2001年元旦之后，我徹底搬離深圳，正式投入廣州。

實際上，進入世紀之交，受出版周期的局限，雜志在報刊市場上已經式微，那些被異地承包并以賺取市場利潤為主要方式操作的雜志，在大勢面前根本不可能維持多久，我到廣州接手的雜志也逃避不了這一命運，在第二年承包合同到期即放棄經營。隨后，我搬到廣州白云區(qū)一個名叫“圣地”的地方暫住，過了不久，受到中山市一家廣告公司邀請，前去出任副總經理。中山盡管也是珠三角的重要城市，但是比起深圳和廣州，無疑顯得欠缺生氣，主要是沒有我所渴望的文化活力，因此我很快就感到窒息的逼近。恰在此時，深圳的一家影視文化公司又向我拋出橄欖枝，邀請我過去擔任策劃人和撰稿人，然而中山的公司一再挽留，后來協(xié)商的結果，是在中山、深圳兩邊均采取半職的方式。這樣，在2002年底至2004年上半年那一段時間，我基本處于這樣的狀態(tài)，每月在中山、深圳各上班10天左右，余下的日子則返回廣州圣地。我成了一個珠三角的游走者，一次又一次樂此不疲勞地交叉走動。我常常會在這三個地方以及那里的朋友們中間適時出現，仿佛從未離開過。

2004年夏天，深圳的一個影視公司與香港某有線電視臺合作，承接了一個旅游文化項目，到貴州少數民族地區(qū)拍攝地方風情系列紀錄片。經受不住這樣的“出走”誘惑，我果斷辭掉了中山廣告公司的職務，作為攝制組的策劃人和撰稿人隨行西南地區(qū)。其后，我和攝制組多次深入貴州，拍攝了一系列的地方紀錄片，有時耗上半個月甚至一個月。這一經歷使我對貴州產生了不明的情愫，再后來，我還會一個人奔赴貴陽，無所事事地小住一陣。

2005年9月，我出版了專題散文集《我的深圳地理》，這部書以個人的視角記錄了我在深圳幾近全部的生活及心路歷程，內中關于青春、尋夢、理想、激情和失落、不安、混沌、破碎種種，以及對一座城市的指認、介入、隔閡、熱愛等，引發(fā)了廣泛的共鳴，被媒體稱為“一個人一座城市，一部書一段青春變遷史”。書出版后，我還以個人的名義在酒吧舉行了一場分享會，現場演繹觀念行為藝術《泡在深圳》，對“混在深圳”普遍遭遇的種種狀態(tài)作出藝術化的詮釋。借助這個行為藝術，我發(fā)出了這樣的聲音：“我終于走到了這座城市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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