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苗力田主持翻譯的《亞里士多德全集》出版以后，由王曉朝翻譯的《柏拉圖全集》又將陸續(xù)出版，對于我國學習和研究古代希臘思想史，這是值得慶幸的好事。
　　柏拉圖的對話是古代希臘留給我們的，最早由哲學家親自寫定的完整的著作。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家留下的只是一些殘篇，蘇格拉底自己沒有寫過什么著作，他的思想活動，主要只能從柏拉圖的對話中才能窺見。在近代，西方曾經有些研究者懷疑柏拉圖對話的真?zhèn)螁栴}，但現在學者們幾乎公認極大多數對話確實出自這位哲學家的手筆。
　　柏拉圖的對話無疑是希臘文化留下的瑰寶。它不但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在西方哲學史上最早的，也是兩千多年來影響最大的理性主義的哲學體系；而且在文學史上也是極其優(yōu)美的杰作，尤其是在他的早中期對話中，既充滿了機智幽默的談話，又穿插了許多動人的神話故事和寓言。他的對話可以與希臘古代的史詩、著名的悲劇和喜劇媲美，是世界上不朽的文學名著。因此不但為學習哲學和文學的人所必讀，而且是世界各國許多人所喜讀。我國從20世紀20年代起就有人翻譯柏拉圖對話了，但直到現在，可能還有柏拉圖全部著作的將近一半左右篇幅尚未翻譯出版，所以這部全集的出版是十分必要的、及時的。
　　一
　　關于柏拉圖的生平和著作的情況，譯者在導言中已經作了必要的介紹，我在這里只想補充談幾點自己的體會。
　　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他們生活的時代已經是雅典的民主政治從興盛繁榮走向衰落。一些政治野心家在公民會議上靠著蠱惑人心的演說煽動群眾，奪取政權，成為專制獨裁者，使人民從主人淪為群氓；雅典終于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中失敗了，政治和經濟遭受重創(chuàng)，國內道德淪喪。當時活躍在思想界的是一批自命為青年導師的智者，他們雖然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用以反對舊有的“神是萬物的尺度”，突出了入的尊嚴和地位，起了重要的啟蒙和革命的作用；但是他們又將“人”解釋為只是個別的個人，我感覺是甜的就是甜的，陷入了主觀主義和感覺主義，否認有客觀的真理，甚至提出只有維護強者的利益才是正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蘇格拉底挺身而出，以螫刺、驚醒雅典的“牛虻”自居。他經常和智者、青年們討論什么是正義、什么是勇敢等倫理問題，他們都以某一具體的實例作為回答，蘇格拉底挑出其中的矛盾，迫使他們承認自己的無知。這就是蘇格拉底使用的辯證法，也是“辯證法”一詞的原始含義。柏拉圖的早期對話幾乎全是這種蘇格拉底式的辯證法的具體運用和精采表述。
　　原來蘇格拉底所要探求的并不是某一特殊的可以稱為正義或勇敢的道德行為，而是正義作為正義或勇敢作為勇敢的普遍的本質定義，它不是依某個人或某些人的愛好，也不是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它應該是普遍適用的，在同類事物中只有一個，它是純粹的，是永恒不變的，是絕對的。這樣的正義或勇敢（的本質），是只有理性才能認識，感覺無法認知的。人從感覺產生意見，它是不確定的，甚至是虛幻的；只有從理性才能產生確定的真正的知識，才能認識客觀真理。柏拉圖發(fā)展了蘇格拉底的思想，將理性提高到最崇高的位置，可以說他將“人是萬物的尺度”又提到“只有人類理性才是認識和評價萬物的最高準則”的高度。
　　柏拉圖將每一同類事物的本質定名為Idea，一般譯為“理念”。柏拉圖在有些對話中是將它解釋為思想中主觀的“念”的，但在更多處卻說它是理性認識的對象，是客觀的存在，所以有入主張譯為“型”或“相”，本書均譯為“相”。對于蘇格拉底提出的什么是正義或勇敢的問題，柏拉圖認為正確的回答應該是正義有“正義的相”，勇敢有“勇敢的相”。他由此創(chuàng)立了被稱為“相論”的理性主義的哲學體系，主要見于他的中期對話《斐多篇》和《國家篇》。這在西方哲學史上，是現在能夠見到的最早提出的完整的哲學體系。兩千多年來，它在西方哲學史上的影響幾乎是無與倫比的，對世界哲學的發(fā)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柏拉圖的相論中出現了兩個世界：一個是相的世界，另一個是現實的世界；前者是真實的，后者是變幻的。這樣便發(fā)生了這兩個世界的關系問題：它們是不是相互分離的？這就是說，相的世界是不是也和現實世界一樣，是獨立自存的？早在柏拉圖的學園內部，在他的學生們中間就已經為這個問題發(fā)生爭論，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便有兩處批評柏拉圖將“相”和具體事物分離的學說，他認為普遍只能存在于具體事物之中，而不能在具體事物之外獨立自存。這個問題是哲學史上著名的所謂分離問題，兩千多年來許多哲學家一直圍繞這個問題爭辯不休。
　　這個相和具體事物的關系，從本體論說，就是普遍和個別的關系；從認識論說，就是理性認識和感性認識的關系；從政治和倫理生活說，也就是理想和現實的關系。這些都是歷代哲學家、思想家永恒討論的話題�！�…為準，不顧及任何被認為圣經賢訓。總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決于研究的對象，不自作聰明，隨意論斷�！�60年前，陳先生將當時歐洲大陸流行的這種嚴格的學術研究方法介紹進中國，他用這種方法研究譯注了這部柏拉圖的《巴門尼德篇》。
　　王曉朝告訴我：在翻譯這部《柏拉圖全集》以后，他們幾位年輕的學者還將對柏拉圖的對話，分篇進行研究注釋。我想，這將是大大推動我國希臘哲學史研究的好事。翻譯和研究本來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翻譯必須先對原著的邏輯有所研究和理解，所以是以研究為基礎；研究既然用中文寫出，也就必須對原著有所翻譯。現代西方學術界對于研究古典著作又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如分析法、解釋法等�，F在中西方學術交流日益頻繁，我國的年輕學者們既可直接接受西方的學術訓練，又經常參加國際學術活動。當然可能以新的研究方法創(chuàng)造出新的研究成果，既參考借鑒前輩學者的經驗，又超過前輩學者的成就。
　　從70年代我們開始編寫《希臘哲學史》起，王曉朝就參加了我們的工作，并為該書第一卷編寫“譯名對照表”。他在原杭州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期間，便已從嚴群先生修習古希臘文；后來在英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又專攻古希臘文兩年。他的希臘文根底，應該說是比較著實的，但他還謙虛地說：“譯者至今仍未能達到拋開辭典和各種已有西文譯本，僅依據希臘原文進行翻譯的水準�！彼�以婁卜叢書《柏拉圖文集》的希臘原文為基準，參考了學術界公認的權威英譯本。這種態(tài)度是實事求是的。我只讀了其中之一短篇對話，對他的譯文不能妄加評說。好在譯者以極為誠摯的態(tài)度，歡迎讀者的批評。我認為要使我國的學術研究繁榮起來，學術批評是必不可少的。不過學術評論必須建立在正確的態(tài)度上，應該是經過讀書研究，采取平等的切磋討論的方式；而不應該是盛氣凌人、毫無根據地扣大帽子的“大批判”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