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蘇聯在其遠東城市伯力城(Khabarovsk)就日軍在戰(zhàn)爭期間“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的罪行,對包括最后一任關東軍總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內的12名日本戰(zhàn)犯公開審判。這場審判首次全面揭示了日軍在中國東北進行活體實驗、實施細菌戰(zhàn)爭等嚴重罪行,是二戰(zhàn)后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針對細菌戰(zhàn)罪行的國際大審判,開創(chuàng)了人類公開審判細菌戰(zhàn)爭犯罪的先河,具有重大意義。遺憾的是,由于各種原因,這場審判長期湮沒,很少為國人所知。
本書根據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出版發(fā)行的《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中文版編校整理而成,記錄了伯力城審判全過程,資料原始,細節(jié)生動,國內罕見。本次重版再現,不僅為相關研究提供難得史料,更切盼世人不忘戰(zhàn)爭苦難,時刻警醒,避免重蹈覆轍,以進世界和平!
《伯力城審判》一書,全書40余萬字,完整記錄了1949年底蘇聯在其遠東城市伯力城公開審判12名日本細菌戰(zhàn)犯的詳細過程。這場審判首次揭示了日軍侵華期間在中國東北進行活體實驗、實施細菌戰(zhàn)爭等嚴重罪行,是二戰(zhàn)后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針對細菌戰(zhàn)罪行的國際大審判,開創(chuàng)人類公開審判細菌戰(zhàn)爭犯罪的先河。
下面列舉上述12名戰(zhàn)犯出生年份、軍銜、職務及刑期等:
(一)山田乙三,1881年生,陸軍大將,前日本關東軍總司令;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二十五年。
(二)梶冢隆二,1888年生,軍醫(yī)中將,醫(yī)生兼細菌學家,前日本關東軍醫(yī)務處長;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二十五年。
(三)高橋隆篤,1888年生,獸醫(yī)中將,化學家兼生物學家,前日本關東軍獸醫(yī)處長;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二十五年。
(四)川島清,1893年生,軍醫(yī)少將,醫(yī)生兼細菌學家,前日本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生產部長;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二十五年。
(五)西俊英,1904年生,軍醫(yī)中佐,醫(yī)生兼細菌學家,前日本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訓練部長;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十八年。
(六)柄澤十三夫,1911年生,軍醫(yī)少佐,醫(yī)生兼細菌學家,前日本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生產部分部長;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二十年。
(七)尾上正男,1910年生,軍醫(yī)少佐,醫(yī)生兼細菌學家,前日本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第六四三支隊長;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十二年。
(八)佐藤俊二,1896年生,軍醫(yī)少將,醫(yī)生兼細菌學家,前日本關東軍第五軍團軍醫(yī)處長;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二十年。
(九)平櫻全作,1916年生,獸醫(yī)中尉,獸醫(yī),前日本關東軍第一○○部隊工作員;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十年。
(一〇)三友一男,1924年生,上士官,前日本關東軍第一○○部隊工作員;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十五年。
(一一)菊地則光,1922年生,九年級畢業(yè)生,上等兵,前日本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第六四三支隊醫(yī)務實習員;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兩年。
(一二)久留島祐司,1923年生,八年級畢業(yè)生,前日本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第一六二支隊醫(yī)務實驗員;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三年。
被審訊者對戰(zhàn)爭罪行的描述,特別是對和平居民進行人體試驗的回憶讓人毛骨悚然。銘記歷史,目的并不是要仇恨,時刻警醒,企盼永世和平!
致那些逝去的靈魂——《伯力城審判》再版序
2015 年5 月,《伯力城審判——沉默半個世紀的證言》在九州出版社首次出版。隨后,受到新華社、《解放日報》、《人民法院報》、《中華讀書報》、《中國紀檢監(jiān)察報》、《中國青年報》、《法制日報》等數十家媒體關注和密集報道。同年8 月15 日,本人又應邀在鳳凰衛(wèi)視“世紀大講堂”欄目擔任主講,專門介紹了伯力城審判的來龍去脈。隨后,中國法院網絡電視臺也進行系列專訪,以示不忘歷史,展望未來。
某位媒體記者曾經當面告知,原來對于二戰(zhàn)之后的系列審判,國內媒體一般只涉及“三大審判”,即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以及南京國民政府對于日本戰(zhàn)犯的審判。這本書出版后,現已改成“四大審判”,并且在當年《人民法院報》為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70 周年策劃的整整70 版紀念特刊中,為伯力城審判特別留下了兩個整版?傊@本書出版后,在極短的時間內便產生廣泛社會影響,大大超出原來設想,也算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本人在原版序言中,曾提出一個主張,即:面對中華民族曾經遭受的苦難,我們應該學會從“拒絕遺忘”調換為“正視歷史”。主要考慮到,我們以往對于歷史——尤其苦難歷史的“拒絕遺忘”,強調未免過多;相比之下,卻似乎少了些許正視歷史的勇氣。當然,對于國家民族的苦難歷史,我們都不應該遺忘,一方面,我們一般都會同意,拒絕遺忘并不是為了記住仇恨,而是為了更好地面向未來;另一方面,拒絕遺忘本身,并不足以幫助我們找到化解歷史宿怨之道。因而,我們更需要在思想上學會正視歷史,從歷史中找到真正有價值的經驗和教訓。正如魯迅先生所言,“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正視歷史和正視現實一樣,其實都需要十足的勇氣。
于今而言,每當我們看到一些媒體上仍在不斷上演“手撕鬼子”之類的“抗日神劇”,便忍不住想大聲疾呼:趕緊把這些歷史虛無主義的東西停止吧!我們有責任將歷史的真相告訴大眾,真正的戰(zhàn)爭絕非兒戲,炮火連天、槍林彈雨之下,是人類彼此之間的殺伐戕害。一個習慣戲說或歪說歷史的民族,不僅令人感到淺薄幼稚,更注定是沒有未來和希望的。
遺憾的是,我們對于這場與中國人關系密切的歷史審判,不管是歷史學界,還是國際法學領域,長期缺乏研究。2015 年《伯力城審判》出版后,盡管在社會媒體產生廣泛影響,但對學術界的觸動似乎不大。2018 年5 月7 日,全長22 小時5 分57 秒的伯力審判原始錄音資料,正式入藏吉林省長春市偽滿皇宮博物院,欲圖充分利用這批錄音資料,恐怕尚需時日。
不管怎樣,今日《伯力城審判》再版,給予筆者和讀者一個重溫歷史的機會。讓我們通過閱讀歷史,近距離感受那個黑暗年代中華民族所遭受的苦難悲歌。讓我們通過閱讀歷史,磨礪心志,找到直面人生、正視歷史和未來的勇氣。
謹此向那個時代無數逝去的靈魂,獻上最誠摯的哀悼和敬意!
是為序。
己亥冬月廿九日于京西寄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