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讀人群 :倫理學專業(yè)學生和研究者 該譯稿系施韋澤系列之一種,主要闡述施韋澤的敬畏生命的倫理思想的偉大貢獻。譯稿是首次在英語倫理學界以學術性方式整合了施韋澤散落在哲學等文本中的倫理洞見,通過重新分析施韋澤倫理思想在概念上不一致的張力,探討施韋澤“敬畏生命”的思想基礎,力圖將“敬畏生命”原則發(fā)展為一個連貫的思想脈絡,并在此基礎上消除對這一倫理原則的諸多誤讀。
巴薩姆在書中分析了施韋澤的倫理思想之所以沒有嚴格的學術性研究,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他使用的諸如“無限責任”、“倫理神秘主義”等術語在概念上非常模糊。第二,施韋澤一方面主張西方文明的衰退在于它拋棄了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另一方面對自然界所有生命體都具有內在價值這一意識不能建立在人的理性能力之上,那么,在理性主義與倫理神秘主義之間似乎存在某種施韋澤并沒有充分解釋清楚的沖突。第三,施韋澤主張“敬畏生命”是一條至高的道德原則,同時認為我們的同情能力是把道德責任從人類世界擴展到非人類生命體的首要前提,那么如何理解主觀的道德情感在倫理普遍主義中的位置,施韋澤也沒有提供清晰的闡述。
敬畏生命前言前言v施韋澤的形象自小就籠罩著我。在我父親的書房里,在一堆醫(yī)療器械中,壁爐架上最重要的位置擺放著這位偉大醫(yī)生的照片。記得在孩提時,我對施韋澤那嚴厲的面容感到深深的敬畏,尤其是他濃密的胡子和深邃的目光。直到稍年長后,我才開始認識這張照片下面的文字,但當時還不理解它們的意思:“敬畏生命為我提供了最根本的道德原則!
多年后我搬到牛津大學曼斯菲爾德學院,住在一個小書房里,我仍渾然不知施韋澤就在這個小書房寫下這句話。正是在曼斯菲爾德學院,他發(fā)表了主題為“歐洲哲學中關于世界倫理觀的斗爭”的戴爾系列講座[1],后來這些講座公開出版,書名為《文明的衰落與重建》(The Decay and Restoration of Civilization)和《文明與倫理》[Civilization and Ethics,作為《文化哲學》(The Philosophy of Civilization)該書標題的中文譯名采用已出版的譯著,參見[法]阿爾貝特·施韋澤:《文化哲學》,陳澤環(huán)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譯者注第1卷和第2卷]。施韋澤在這個書房撰寫他的德語手稿,隨后在校園另一端的教室里用法語發(fā)表演講。因此,施韋澤首先在曼斯菲爾德學院的學術環(huán)境中公開闡述他的敬畏生命(reverence for life)倫理學思想。
在接下來的5年里,我深入研讀施韋澤的著作,跟隨他的足跡去過歐洲和非洲——還應該補充一點,這期間偶爾有曼斯菲爾德教堂的風琴聲幫助著我(施韋澤本人在1922年到訪時彈奏過這架風琴)。在這個旅程中,施韋澤成了我不可缺少的同伴和導師。
vi正當我沉浸到施韋澤的思想世界中,那些對他的生活和思想的大量誤解越來越令我感到沮喪——必須說的是,那些誤解持續(xù)地塑造了對施韋澤形象揣測性的學術判斷和流俗看法。不管施韋澤有什么局限——我也無意掩飾這一點——不得不說的是,當我們把這些誤解擱置一邊,呈現(xiàn)出來的則是一位卓越不凡的人,他完全稱得上是20世紀的道德巨人。
施韋澤同時也是一位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確實,他的學術造詣經常被其辯護性目標所傷(或得到提高,這取決于個人立場),特別是他渴望頌揚宗教和神學洞見。此外,他著述的范圍囊括了哲學、神學、音樂和醫(yī)學,這使得他成為少見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全能學者。所有這些都足以證實他從事的是嚴肅的理智研究,但他的思想還蘊含更多東西。也就是說,他敬畏生命的觀念越來越具有倫理和實踐上的重要性。施韋澤大約會對此感到很滿意,因為他把敬畏視為拱頂石般的貢獻,并且最希望這個觀念得到世人的銘記。
在這些旅程中,我受惠良多;·沃德(Keith Ward)是一位富有洞見的評論家,多年來他一直支持我的項目。在我撰寫這本書的整個過程中,我要對安德魯·林基(Andrew Linzey)和我的學術切磋表示極大的感激,這為該書得以付梓助益甚大。彼得·J.韋克斯勒(Peter J.Wexler)在他去世前不久批判性地審閱了整部手稿,我深深受益于他淵博的邏輯和語言學知識。他的辛勤工作讓我得以從一個全新的視角思考施韋澤的遺產,并讓我意識到施韋澤和我自己研究的不足。很遺憾的是,他已經無從知道他的影響力引向了何方。
我也要衷心感激我家人的支持,以及深深感念我的祖父母,他們在一個新世界的和平之旅中已經孕育了我自己的和平之旅。
注釋[1] Elaine Kaye, Mansfield College, Oxford: Its Origin,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