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細說中國歷史叢書序言

鄧廣銘　　 人們大概都知道，蘇軾在《東坡志林》中，載有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詩人陸游有一首詩說道：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說蔡中郎，當然就是說三國史當中的一個片段。南宋晚年吳自牧的《夢粱錄》則記有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鑒、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zhàn)之事（耐得翁《都城紀勝》所載略同）。這里所說的通鑒，絕不是指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或朱熹的《通鑒綱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與下文之漢唐歷代是一樣的意思。舉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來說明，到了宋代，一般社會人群的文化水平，在當時商品經(jīng)濟日益發(fā)展的自然形勢走向的推動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論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講說史事為專業(yè)的人（包括盲人）。但是，這些以講說史書為業(yè)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讀過史書的人，他們只是在從某些讀書人聞知某一階段的歷史（大都是戰(zhàn)亂最多的時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義和穿插，增加一些熱鬧的、傳奇的場面，寫成文本，口耳相傳。有許多盲人也成為這類傳承人物的一個組成部分，藉以用為謀生的一種技藝。這許多講史的文本，經(jīng)過長時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讀過史書的人）的充實修改，最后便結集為《三國志演義》、《五代史平話》、《水滸傳》等書，成為現(xiàn)今多數(shù)人喜讀的古典小說。在《三國志演義》等書已經(jīng)廣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鄉(xiāng)村市鎮(zhèn)的市場或廟會上，一直還有人在繼續(xù)講說三國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漢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聽眾，這說明，由并不閱讀史書的人向社會人群講說歷史故事的風習，在繼續(xù)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變�？墒�，在抗日戰(zhàn)爭期內，在當時作為臨時首都，并成為人文薈萃之地的重慶，卻有一位真正的歷史學家，挺身而出，要向這個山城的社會人群，講說真正的歷史事實。他找定了一個可以容納大量聽眾的會場，作為他演說的固定場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時間，到那里進行演講，聽眾則須買票入場。這真稱得起是一支異軍突起，然而這支突起的異軍，一上陣卻收到了橫掃千軍的效果。前一期的講題是說三國，后一期的講題是說武則天，聽眾與日俱增，在重慶這個山城，確實引起了一大陣轟動。我當時身居北碚的復旦大學，距重慶百多華里，竟也經(jīng)常有為這番講史的叫好聲傳來耳邊，經(jīng)常為這一轟動效應所震動。若問：主講人何以具有如此這般的魅力？ 何以能使他的講史引起如此這般的轟動？ 我的答復是：因為他是洞曉古今中外的歷史學家黎東方教授。那時他的正式職務，是在國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員會，并在中央大學歷史系兼任教職。黎東方教授所講說的三國史或武則天的歷史，全都大異于從宋代以來，出現(xiàn)在城市或村鎮(zhèn)中那些說書人和講史人所講說的內容，他既不虛構任何一個人物，也不虛構任何一樁事件，以增其傳奇性質，藉以吸引聽眾；他只是廣泛地從各種體裁的史冊當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貫串，然后做出他的講詞。照這樣做，按常理而論，則他的講說，較之那班職業(yè)的說書、講史人，便應顯得枯燥乏味，難以引發(fā)聽眾的興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異軍，橫掃一切職業(yè)的說書、講史人員，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說的史事熟蘊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過他的逸趣橫生的詞鋒加以表述，既顯示出踏踏實實，決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動活潑，引人入勝，則其取得那樣的成功，豈不正是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嗎？在重慶演說上述兩段歷史，引起了一大陣轟動之后，黎東方教授又飛往昆明，把這兩段歷史又全都重講一番，其所引致的盛況，一如在重慶講說時。他是否又到另外的地方講述過，我卻記不起來了。但單就渝、昆兩地來說，只因黎教授的講演而接受到真正的歷史教育的，正不知已有若干千百人次了。黎東方教授于１９４９ 年離開大陸之后，經(jīng)常往返于臺灣與美國。但不論何時何地，他一直還在操其舊業(yè)，或則是執(zhí)教于某一大學或學院，擔任某種歷史課程，或則是在某個研究機構專心致志于某一歷史課題的研究�？傊�，他是無往而不是以歷史學科這一領域作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在黎東方教授離開大陸，直到目前的這四十多年內，我雖然也曾接到過他的來信，當他于８０ 年代末來北京探視朋友時，雖也曾有過短暫的晤談，而對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況，除上面所概述的諸事而外，卻并不詳知，只是在進入９０ 年代以來，我從臺灣刊行的幾種雜志上，特別是從《傳記文學》所刊載的書刊報道上面，才得知悉，這四十多年，乃是黎東方教授在歷史學的論著方面最為豐收的時期。他既在各種報刊上發(fā)表了不計其數(shù)的史學論文，更先后出版了《細說先秦史》、《細說三國》、《細說元朝》、《細說明朝》、《細說清朝》，一直細說到民國的肇造。在知道這一系列的《細說》已經(jīng)刊行之后，自然就以不得拜讀而深感遺憾。卻不料于今年４ 月內，忽然接得黎先生的來信，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經(jīng)決定，要把這幾種《細說》，一律改作簡體字橫排本，在大陸發(fā)行。接著他把這幾種《細說》全部寄來，囑我寫一篇序文，向對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陸讀者略作一番簡要介紹。這使我得遂拜讀多本《細說》之愿，極所快幸，撰作序文之囑，也自當黽勉從事，以期不負老友的厚望。經(jīng)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現(xiàn)決定先將《細說元朝》以下諸冊在滬改版印行，而《細說先秦史》和《細說三國》二書，則因其前后不能互相銜接，暫不印行。我覺得這樣做也很合適。黎東方教授在撰寫這幾本書時，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時間和空間的局限與制約，其觀點，其議論，也必然有為大陸讀者所不能認同和理解之處，出版社對此自亦須做一些適當?shù)膭h改，想來黎先生對此必也同意。對于要改版重印的這幾本《細說》，我本來是要一一細讀的，奈因已屆風燭殘年。精力衰憊，反應遲鈍，事事力不從心，故只能采取諸葛亮讀書的方法，觀其大略，而做不到像徐庶、孟建那樣的務于精熟。然而，就在這樣地讀過之后，我也覺察到這幾本《細說》所共同具有的幾種特色。在這里，我要重點突出地指出，這幾本《細說》確實都是深入淺出的，切合于大眾閱讀的通俗性歷史讀物。說深入，是我認定這四本《細說》，全都是在黎東方教授對各個朝代的歷史事實與現(xiàn)象，透過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蘊，并探明其彼此間的相互關系，有了融會貫通的理解，然后才筆之于書的。還必須說明，以上云云，乃全是出于他的素養(yǎng)，絕不是臨陣磨槍，尋掇捃摭而得來的，所以才能那樣地左右逢原，曲匯旁通。這樣深厚的功底，如我在上文所說，在抗日戰(zhàn)爭期內，在重慶講說三國和武則天的歷史時，早已顯示出來，無非，那時期是他用語言表述出來，而近今則是用文字表述出來而已。且讓我在此舉例為證：作者的《細說元朝》的《自序》，開頭便交代說：元朝的歷史最難讀，也最難寫，最難細說。這幾句話，簡單明了，卻是每一個研治中國通史的人所都體會到的真正甘苦。這本《細說》的第一節(jié)《源遠流長》，共占用了二十來頁的篇幅，成為不但在這一本，而是在各本《細說》中最長的一篇。每一個體會到上述的真正甘苦的人，在讀過這一節(jié)之后，必然會感覺到，它絕非是等閑之輩，即一般編寫《中國通史》的人所能寫得出來的。它的寫成，乃是作者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不但取證于正史中的《魏書》、《北史》、《舊五代史》、《遼史》、《宋史》、《金史》和《元史》、《新元史》，還取證于雜史中的《黑韃事略》、明初所譯《元朝秘史》和現(xiàn)代學者改譯的《蒙古秘史》，以及波斯人所著《集史》，還參考了王國維和法國伯希和（Ｐａｕｌ Ｐｅｌｌｉｏｔ）諸人的論文，用宏而取精，最后則折中于作者自己，而定其取舍從違。因此，作者對過去長久莫衷一是的問題所作出的判斷，對讀者都是具有較強的說服力的。而作者把見于《遼史》中的謨葛失這一似是人名的三個字，斷定為：謨葛是蒙兀與萌古的異寫，失與《舊唐書突厥傳》的設相同，意思是君長。我認為這更是作者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的一個創(chuàng)見，而這個創(chuàng)見是極其正確的。再從《細說清朝》中摘取一事為例。清朝入關后的第一位皇帝是順治，即位時年方六歲。他的父親皇太極，是在１６４３ 年，年僅五十二歲的時候，無疾而終的。在順治即位后，即由皇太極之弟多爾袞為攝政王。當時順治的母親年方三十一歲，比多爾袞小一歲。從此便流傳了皇太后下嫁攝政王多爾袞之說，而且在清朝統(tǒng)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內，這一傳說一直非常盛行。我的一位老師孟森先生，是研究明清史的專家，他曾就此事寫過長篇考證文章，認為此說在中國找不到史料根據(jù)，在朝鮮當時的國史中（因為清朝與朝鮮的關系十分密切）也找不到史料根據(jù)，因而斷言此事必非實有。黎教授在《細說清朝》的多爾袞自稱皇父節(jié)內，對此事卻只作了如下的一段敘述：他有沒有在皇太極死后，與皇太極的寡婦，順治皇帝的母親，孝莊文皇后，正式結婚？ 有關的官方材料，早已被乾隆一代的君臣銷毀干凈。今天我們仍能依據(jù)的蛛絲馬跡，僅有張煌言的幾句宮詞： 上壽稱為合巹樽，慈寧宮里爛盈門。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張煌言雖是清朝的敵人，但為人正派，非一般捕風捉影，惡意中傷的造謠專家可比。另一件足以令人奇怪的事是：在多爾袞死后，皇太后被遷出皇宮，到多爾袞的睿親王府去住。要言不繁，卻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富有說服力，再去翻看孟森先生的長篇考據(jù)文章，便覺得他是囿于倫理道德觀念，文雖長卻終于不得要領了。以上所舉兩個例證，全都顯示了作者的深厚學養(yǎng)和探索精神，再經(jīng)他用干凈利落、明白曉暢的文字加以表述，使得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夠讀懂，而且都能讀得饒有興趣，所以就使這幾本《細說》成為標準的深入淺出的通俗歷史讀物了。為了提高我們全體人民的文化素質，為了培養(yǎng)我們全民的愛國主義的情操，特別是對于當代的一般青少年來說，提供給他們一些通俗易懂的歷史讀物，不但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十分迫切的。然而令人非常痛惜的是，在我們的耳所聞、目所見的某些場合，卻大都錯把通俗與流俗、庸俗、鄙俗攪繞在一起而不加區(qū)分。這種誤解所造成的誤區(qū)，似乎還正在日益擴大。于是有人就用戲說二字做保護傘，在這一傘下肆無忌憚地胡編亂造。有人則索性連戲說二字也不要，卻要以氣死歷史學家為目標，編造了一個影視歷史劇本，說秦始皇和高漸離乃是由同一個女人的乳汁哺育成人的。盡管人們都知道，不能把搬上舞臺的任何劇種中的所謂歷史劇本作為歷史課本看待，例如京劇中的《空城計》或昆曲中的《十五貫》等等，然而那些劇本的價值所在，原不是為了傳授歷史知識，而是要使觀眾和讀者能從它感受到一種藝術的享受，審美情感的滿足。另如相聲中的《關公戰(zhàn)秦瓊》的段子，是有意地把歷史事實加以顛倒的，然而并沒有一個聽眾，包括所有的歷史學家，對此提出過批評，因為在聽取這段相聲之后，人們只滿足于對其含有的幽默情趣的欣賞，倘把這一被顛倒的史實再顛倒過來，這番情趣便也將隨之消失，那就不成其為一段藝術創(chuàng)作了�？傊�，我所提及的這種種，雖全不是忠實于歷史事實的一些藝術架構，卻全不像出現(xiàn)在當前的那些胡編亂造的所謂作品那樣，它們雖具有不同的形式，卻似乎抱有同一個目的：要氣死歷史學家。而除此以外，便只能是使非歷史學家的觀眾與讀者感到惡心和無聊罷了，豈有它哉！當如上所說的，有不少人正在以極不負責的態(tài)度，以這樣那樣的花招，極力要把通俗的歷史引入誤區(qū)之際，上海人民出版社肯把黎東方教授所著《細說》諸書推出，使喜愛歷史的讀者不致再為類似戲說等類的作品所誤，而且能夠讀到較之《二十四史通俗演義》更貼近歷史真實的、深入淺出的真正歷史通俗讀物，這的確是一件值得人們拍手稱快的事。既然已決定把這套叢書定名為《細說中國歷史叢書》，而先把《細說元朝》等先行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廣大讀者（包括我），當然就盼望黎教授能在登上九五之尊的高齡之前，再發(fā)揮余熱，把先秦史以下的秦與兩漢的歷史，把三國史以下的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遼宋金史，也全都細說一番。我與黎公為同年好友，明年均為九十周歲，但據(jù)我所聞知，他之精力充沛，依稀當年，遠非我之朽鈍之所可比擬，以我之朽鈍，尚在以學不厭而教不倦自勉，則以精力充沛之黎公，倚其長才而抒其素蘊，假以三至五年的時光，其能畢其全功當是可以斷言的。為了在另一個意義上的求全責備，也為了能使這套叢書后出轉精，我以為，似乎應當在此先就這幾本準備改版印行的《細說》中所存在的一些未能盡如人意之處，略陳一點鄙見。如我在上文所說，從總體上看來，這幾本《細說》，全都是黎東方教授總結了古今中外的歷史學家對各時期的歷史的學術研究成果，加以融會貫通而撰作出來的，都足以證明他的學術根柢之深厚廣博，然而就每一本《細說》的目次組織來看，則不分章節(jié)，不分層次，從始到終，每個題目全都平等排列，這就使讀者很難分清主次關系，并且會覺得相鄰諸目的連貫性也不甚分明了。如果把全部《細說》，都分為篇、卷、章、節(jié)等高低不同的層次，則讀者單從目錄上也可以先獲得一個主次分明的印象，讀過每一冊，自然更會獲得累累乎如貫珠的一系列真正歷史知識了。當今之世，地球雖已縮小，人類雖已進入信息時代，然而要想與客居美國的黎教授，商榷對即將印行的諸冊《細說》的目次，全部進行改變，恐仍非短時期內之所能辦。因此，我與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們，只希望在補寫另外諸冊時，能把篇卷章節(jié)的層次劃分清楚，順便也把已經(jīng)印行的這幾本區(qū)分章節(jié)，改從一律，使此全部《細說》叢書都以嶄新面貌出現(xiàn)在讀者面前，則其嘉惠后學，必更將深遠而不可限量了。





１９９６ 年７ 月１０ 日寫于北京大學朗潤園第十公寓
序二黎東方先生講史之學唐振常遠在五十多年前，即已耳聞黎東方先生大名。時值抗日戰(zhàn)爭期間，黎先生執(zhí)教重慶中央大學、復旦大學和三臺東北大學，常在四川各地講演歷史，高壇設座，講古說今，以歷史勵人心而鼓抗戰(zhàn)，名動一時。我雖未曾躬逢其盛，每于報端得讀講詞，并聽者受鼓舞之報道，未嘗不深受感染而仰慕焉。想不到五十多年之后，忽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崔君美明出示黎先生皇皇歷史巨著五大冊，曰《細說元朝》、《細說明朝》、《細說清朝》（上、下冊）、《細說民國》，謂將為是書出大陸版，而命以序，并告：黎先生已是八十九歲的高齡了。余小子學不逮，年齒不及，何敢為前輩長者之書作序，辭謝再三，終感于黎先生為講史之學迄老不衰的壯志與深情；黎先生與崔君書，復殷望我能承乏為序，此亦長者激勵后生之意，何敢再辭焉。乃踵武鄧廣銘先生，一述黎先生的講史之學。讀黎先生四史，確為史，為元之史，為明之史，為清之史，為民元前之史。每一史寫法相同，取這一朝代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以及職官、制度、地理、文化、學術等等，分列為若干題目，縷而述之，如治棼理絲，串置散錢，以成規(guī)模。其選擇題目，自由度較大，而寫作之際大小自如，不必過于拘束，然又須得其要領，書非通史之作，而合讀一朝所有各節(jié)文字，實有可得此朝斷代通史之貌的收獲。各節(jié)分述，不同于史學論文專題的研究，無須如同寫作專題論文的深入細致，詳述盡證，只須講明事實，論證得宜，讀之亦如同讀了關于這一朝代的許多專題文章。黎先生采取這樣的寫作形式，得力于他的史學素養(yǎng)和多年講史之功。黎先生早年就讀清華大學，專攻史學，受教于梁啟超先生，后又游學巴黎大學，從名師多人學習史學和哲學，得博士學位。一九三一年歸國后，相繼執(zhí)教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東北大學。抗戰(zhàn)軍興，黎先生除了繼續(xù)執(zhí)教，時應各地之請，為各界人士講演歷史，通識古今，激勵抗戰(zhàn)。側聞黎先生擅長講演，有雄辯之才，每講史，輒能鼓動全場，聽者動容。又曾在重慶主持史地教育委員會工作，兼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常務委員，有編輯教科書的經(jīng)驗。一九四九年以后，在臺灣和美國，續(xù)任大學教職。一生的學識經(jīng)驗，積而為講史之學。四史之成，有賴于此。黎先生四史，自是做的歷史通俗化的工作。難得的是，以黎先生這樣有成就的史學家，甘心于教學之余，兢兢業(yè)業(yè)，勤勤懇懇，樂為歷史通俗化而終生不疲。黎先生的四史，嚴格按照歷史去寫，不造作，無虛飾，極為謹嚴，保持了一個史家應有的態(tài)度。隨手翻檢，如關于多爾袞和孝莊皇后是否結婚之謎，謂官方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銷毀干凈，現(xiàn)在所能依據(jù)的蛛絲馬跡，只是張煌言的四句宮詞：上壽稱為合巹樽，慈寧宮里爛盈門。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此雖不足為據(jù)，然下文擺出了幾件可疑的事，用詞極為謹慎，但亦同下了結論。于康熙年間忽然有所謂朱三太子產(chǎn)生的事，書中是各說并存，不為一己之論。反之，對于史有明載的事件，書中則據(jù)以分析，斷然作結。如對雍正，既述其狠，復敘其功，羅列事實，作結云：當皇帝十三年，比起康熙當了六十一年的治績，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說法，誠然可以討論，但并非憑空而說，畢竟可稱為一家言。雍正朝設立軍機處，對于集中皇權統(tǒng)治，架空內閣，起了關鍵作用，是有清一代皇權政治演變的大事，對于此后清代政治關系甚大。書中對此，有較詳?shù)臄⑹�，從軍需房發(fā)展到軍機房，再演變到軍機處，均有考訂，使我們明其原委，既知雍正的集權，又明白張廷玉把內閣票擬之權獻給雍正的始末。讀史明源流演變，方可據(jù)以為論，不落入空泛，甚或牛頭不對馬嘴。讀史，了解各代官制是極重要事，非如此不得稱為入門。本書對于各代官制的變化很注意，各有詳略不同的論述。最見功力的，是對于明代官制的論證，一共寫了十二節(jié)，計近四十頁文字，考訂翔實，論述精確，于治史及讀史皆有助。讀之，既見明代官制的上承和變革，而對于了解清代官制的承襲變化更為重要。凡此，皆見本書作者的精神。間有未盡如人意處，亦所難免。以我所見，如關于太平天國部分，編次稍涉散亂，詳略未盡恰當。寫洪秀全多至二十頁，實為太平天國興亡史，未必全然為說洪論洪，而于楊秀清只與半頁篇幅，于李秀成共為三頁，皆嫌其吝。僅舉此例，以為作者參考。這樣一部五卷巨著，作者出之以對歷史的忠誠，對文化的愛護，嚴肅從事，不摻半點虛假，讓讀者學習歷史，熱愛歷史，進而維護歷史尊嚴，在今天，歷史被攪得混亂不堪之際，更為需要。今日之歷史熱，往往表現(xiàn)為小說電影的描述歷史，或出于對歷史的無知，或出于以己意妄解歷史，全不知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系，當然更不懂脫離開了歷史真實便無藝術真實可言，于是歷史變成了戲說，一位歷史片導演甚至說歷史本來是假的，便可任意偽造。歷史云乎哉，令人浩然興嘆。望九高齡的老歷史學家黎東方先生，出此通俗謹嚴的歷史著作，當可一醒此輩隨意描述甚至偽造歷史者的頭腦。在書中，作者于此寫道：關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國以來的演義家創(chuàng)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誕不經(jīng)，信口亂扯。結果，所寫的不是乾隆，倒是演義家自己。稱這種演義家為歷史小說家，實在是既侮辱了歷史，也侮辱了小說。戲說乾隆源自臺灣，亂及大陸，黎東方先生發(fā)此議論，當亦深有所感焉。與真實相一致，在歷史中求史識，是一重要原則。在歷史中求史識，是陳寅恪先生一生治史的出發(fā)點，已成為陳先生教誨學生與后進的重要遺訓。陳先生的史學著作和論文，無不在真實的基礎上，具今昔之感，興亡之嘆，此即所謂讀史治史非僅讀史治史而已，當于歷史中求其教訓。治史者無通識古今的修養(yǎng)和胸懷，不能達此通古今之變的原則。以此移于黎東方先生，其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本傳統(tǒng)的講史之法去講演歷史，其所以能勵人心而鼓抗戰(zhàn)者，亦由于此。則黎東方先生，亦得乎在歷史中求史識之旨矣。講史本為中國民間傳統(tǒng)的形式，說三分即是其一，后經(jīng)整理修訂成文，留下了古典文學名著《三國演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今日域中史學家，掌握了歷史的真實，具有通識古今的胸懷，便得管與能管歷史人物之身后是非。講史與歷史之作用，非同小可。中國傳統(tǒng)史書體裁，編年、紀傳、紀事本末諸體，不盡足以寫史傳史，迄于近代，引進了通史章節(jié)體。習之多年，史家亦漸感于此亦有弊，思有所以創(chuàng)新。至今尚未觀其效成，則口頭講史亦可備一體。黎東方先生本講史之體而成講史之書，其體無固定的形式，作者可自如運用；其文通俗易懂，凡識字者皆能讀，則此書之出版，當有益于世道人心，非只歷史之普及也。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