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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將“幸�！�(及其各種相關術語)的興起視為一種社會和政治符號學，探索其起源于美國，隨后傳播到英國和全球的過程。通過深入分析有關幸福的討論中有影響的“發(fā)聲者”的書寫和視覺修辭及其后續(xù)活動，本書認為，幸福成為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是因為那些有影響的、熱心的“知情人”在一個情感術語極易產生影響的文化時刻開始討論這個問題，暗含著對人類情感“脆弱性”模式的肯定，鼓勵了一種低期望值的道德觀，非常適合（對資本主義）“別無選擇”的時代。

前　　言

政治家、決策者、專家、文化企業(yè)家和媒體認為幸福的價值越來越重要，是21世紀西方社會□有趣的發(fā)展之一。在世紀之交，很難想象政黨和□□會如此熱衷于這樣的政策，把幸福作為我們時代的偉大思想加以推進。然而，正如阿什利·弗勞利（Ashley Frawley）博士在本書中所言，幸福經常被作為20世紀舊政策一個真正進步的選擇加以呈現。
從歷史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幸福概念為何如此少地受到質疑。偶爾，個別人會遇到定義幸�；蜻M一步闡明幸福概念的要求。決策者所謂幸�？梢员挥行y量的觀點，一些人對之表示懷疑。另一些人則從技術層面和適用工具方面對其進行質疑。然而，就連許多幸福批評家，也含蓄地接受了推進幸福目標背后的假設。的確，把幸福理想化的道德斗士幾乎不必辯解，因為幸福已經被當作一個理所當然的概念。
然而，正如弗勞利雄辯地指出的那樣，現在，幸福成為一個問題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幸福成為一個問題，令人深感不安，它不斷傳達著這樣一個觀點——除非某些政策和治療技術被采納，我們大多數人不太可能健康幸福。它讓我們相信，如果沒有政治或治療手段干預，我們就注定要陷入不幸福的狀態(tài)。因此，幸福的神圣化是與人類主體情感和智力資源貶值的趨勢相平行的。在社會問題不斷被重塑為個人心理缺陷的世界中，幸福目標獲得了救贖品格。但是，救贖只能通過專家干預才能實現。
幸福——或幸福的缺席——轉變?yōu)橐粋€社會問題，是推動政策和技術的前奏，這些政策和技術以人們的行為和情感為管理對象。以前，各種各樣的道德家都主動承擔起教導人們行善的責任。在當今時代，這一目標已經被讓我們幸福的目標取代了。大多數的改革運動——就像推進以幸福為代表的改革運動——有一種將自己轉變成狂熱的，甚至是武斷固執(zhí)的運動之傾向。那些想讓我們所有人幸福的人相信他們是在履行公共職責，不管我們喜不喜歡。然而，赫胥黎（Huxley）《美妙的新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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