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初識徐國琦教授是在2004年夏復旦大學召開的一個會議上，他當時的發(fā)言和舉措，令人印象深刻。在議程的開放討論中，他一只腳蹬在椅子上，怒氣沖沖指著國內(nèi)掌握學術大權的一位發(fā)言人，嚴詞駁斥其不懂學術規(guī)范。個頭不高的他看來卻是氣勢萬丈，滔滔雄辯中帶著一絲得理不饒人的豪氣，但又略有幾分農(nóng)民的率真粗獷。這真是一位具有特殊氣質(zhì)的學者，我這樣揣度著!可惜當時未有機會交談。2008年于長沙召開的中外關系史會議上再度遇到徐國琦，始知他來自極為貧困的安徽農(nóng)村，聯(lián)想起數(shù)年前他腳蹬椅子的情景，終于理解他何以有股“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豪氣。從2005年到2017年春，徐國琦已陸續(xù)在哈佛大學、劍橋 大學、牛津大學三個世界頂尖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英文學術專著，每本都獲得好評，達到人文學者所謂著作等身的成熟豐饒期。

2009年初，我休學術假赴哈佛大學擔任富布萊特訪問學者，當時徐國琦教授也在哈佛大學擔任瑞德克麗芙高等研究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研究員，他正忙于《西線戰(zhàn)場陌生客:一次大戰(zhàn)的華工》（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中文譯本出版于2014年，書名為《一戰(zhàn)中的華工》）英文專著的最后階段，這已是他的第三本英文專著了。因為他的普通話發(fā)音不準，就請我來協(xié)助校正漢語拼音。與他漸漸熟識后，覺得他總是優(yōu)哉游哉地一勁兒用功。低著頭想著宇宙間的大學問，讀書既廣且多;抬起頭來就 是評頭天下風云時事和中美關系動向，論理清晰而精準有味，令人眼界大開。他天真豁達而積極開朗，既不憤世也不偏激，看透人情世故，精明無比，卻不屑使用機巧謀略。這樣單純追尋自我的快意讀書人，在當今的人文學者中已屬難得。

一次聊天中他提到很多童年的逸事，我乍聽之下，感到驚愕，繼之佩服。他因家境寒微，且父母兄弟不識字，從小被人欺侮。未上學時穿著破褲和一群鄉(xiāng)野童伴拿著簸箕，爭搶牲畜糞便。幼童時頂著蒙蒙的天光上學，在鄉(xiāng)野小徑被狼犬追趕。讀小學時挨在母親身邊共用一盞小煤油燈，母親織布，他寫作業(yè)。讀中學時睡在茅草鋪就的床上，全身被蚊蟲咬……這些點點滴滴成為他生命中的奇特鍛煉。我深覺人到中年后的性格往往根源于他的鄉(xiāng)愁經(jīng)驗，徐國琦怎經(jīng)得起這么多的苦難，得以讓他靠著自己的“苦”和“力”，打落牙齒和血吞，一路求生，以忍辱負 重的精神勇闖世界呢?我打定主意幫他做口述錄音。當我提出這樣的請求時，徐國琦的第一個反應是錯愕!“絕對不可以”，他覺得自己還稱不上學術大師足以立傳聞世。而我的初心很單純，我說我不是押寶他可能成為國際頂尖學者，但他的故事絕對值得寫!他開出了一個條件:這份口述史未經(jīng)他的同意不得發(fā)表，而且不得告訴任何人。我欣然同意。

于是，這次口述歷史計劃如同諜影工作般展開了。徐國琦在哈佛大學瑞德克麗芙高等研究院有間氣派高檔的研究室，而我掛單的費正清研究中心因訪問學者多如過江之鯽，不提供個別研究室。三月的麻省劍橋，天氣宜人，樹影婆娑，怒放的白色梨樹讓他的紅磚瓦研究室愈顯高雅，可是他的研究室內(nèi)總是擺滿了雜七雜八的各種書籍，一片紊亂。每次為了錄音訪問，我們都得先清出位置來，擺設好錄音設備，并且騰出空間讓我找到好位置來記錄。一次訪問進行中，他突然感到饑腸轆轆，臉色一沉，要我和他馬上離開研究室直奔附近一家川菜館，央請老板用最快的速度端上極辣的水煮魚和水煮牛肉。他迫不及待地要進食，待菜飯一 入口，臉上立即露出快樂似神仙的逗趣模樣。他說從小就餓怕了，絕對不要再忍受肚子咕咕叫的空腹感;又點了二鍋頭，說這是農(nóng)民喝的酒。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喝不完的酒作勢要系在腰間（當然這在麻省是違法的，他最后沒這么做），笑稱自己是《水滸傳》中性烈如火的魯智深。在完成六次訪問后，我自己因為忙碌，整理錄音的工作也未有進展，直到2012年我忙完個人學術專著后，始將六萬字的文稿整理完畢交給他，終于履踐君子之諾。當時我覺得可能空忙一場，因為他這人既不好名，也不好利，除非水到渠成，實至名歸，否則這份文稿就可能石沉大海。事隔多年，我都要快忘記這件事情了，突然聽徐國琦說他考慮將錄音稿以及他近年寫過的師友雜記編撰成書，問我意見如何。我說你就算不是光芒四射的學術明星，這書仍是應該出版的。因為這樣精彩絕倫的動人故事，應該被書寫下來，成為下一代年輕人逆境求生的榜樣。

徐國琦和我同于1962年生，屬虎，他略長我數(shù)月。他出生于“大饑荒”之后的安徽農(nóng)村，從小在饑餓中長大，而我出身于臺灣的小康之家，正是臺灣經(jīng)濟起飛，走向經(jīng)濟奇跡的一代。我和他的更大對照在于我們都成長于美蘇對抗時代的敵對陣營，他雖經(jīng)歷十年“文革”，但并未耽擱高考的時間，和我一樣都是18歲（1980年）上大學。1980年代的臺灣，正逢解嚴前左右思想激越奔騰、年輕學子求知若渴、各種社會運動風起云涌之際。六七十年代人的“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的風潮到80年代依舊興盛。我雖讀了臺灣大學，因結(jié)婚太早，來不及留美放洋，最后在臺灣取得博士學位。徐國琦上大學時，英文考了零分，靠著一本英文字典苦讀文法，再攻讀南開美國史碩士。最后放棄南開教職，取得獎學金，直上哈佛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我和他不僅同年生，同年上大學，同樣屬于從事中美關系史研究的學者，在學術的起跑點上他卻像一顆飛速的白球，幾年之內(nèi)完成了這么多本擲地有聲的書，如同打棒球漂亮出擊，一下子就打了好幾個全壘打。而我或同輩的學者都還在跑壘狀態(tài)。在學術領域中的成就，他可說早已遙遙領先于我輩學者，真令人汗顏不已!

因為和徐國琦的研究領域相近，我先后在臺灣《新史學》和《臺大歷史學報》評述過他的英文專著對國際史和中美關系史研究的貢獻。我在評論《西線戰(zhàn)場陌生客：一次大戰(zhàn)的華工》一文中，主要介紹該書如何運用多國檔案和國際史視角探索“一戰(zhàn)”時期中國在國際史上的坐 標，以及對“一戰(zhàn)”華工研究的新論點，借以說明以中國為主體的國際史研究方法的特色。過去對“一戰(zhàn)”華工的人數(shù)有32萬、20萬、17萬等說法，莫衷一是。根據(jù)徐國琦教授的考證，認為14萬人比較可信，后來國內(nèi)外學者普遍引用了他的說法。從資料收集而言，《西線戰(zhàn)場陌生客：一次大戰(zhàn)的華工》可說是踩著一群遠赴“歐洲的奧德賽”華工之足跡，遍訪與華工相關的歐美各國官方和私人圖書館，甚至取得華工后裔主動提供的圖片和信件，使得他所挖掘的資料之豐，堪稱令人驚奇。特別是過去被加拿大政府刻意封鎖的加拿大華工信息的首次批露，讓這本書展現(xiàn)出細膩生動的華工生活史面貌。這本書在枝葉繁蔓的多元檔案中爬梳出富有意義的故事，并予以新生命的詮釋，顯示出徐國琦綜合史料的分析能力，而此正是國際史研究最難達到的境界之一。

徐國琦為何關注華工和下層農(nóng)民?這可能與他貧困憂患的命運相連，他想要為廣大的農(nóng)民發(fā)聲。在他走向城市念大學，走出國門來到哈佛，身處這座學術精英的研究殿堂時，鄉(xiāng)下農(nóng)民的善良樸實始終是他的一方掛念。“一戰(zhàn)”華工大多是不識字的農(nóng)民，仿如他的家鄉(xiāng)父老，他在故紙堆中找尋有血有淚的故事。學者在找尋研究論題時，當然是實事求是，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但我們的研究也往往投射出個人的情感喜好，以及如何將故事自圓其說的看家本領。我個人以為徐國琦在《西線戰(zhàn)場陌生客：一次大戰(zhàn)的華工》這本書中多少反映了他個人心中的情感。如同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的移情作用，將個人身世情感寄托于傳主身上。徐國琦以中國下層社會階層的農(nóng)民或邊緣人視覺來透視中國，以其作為東西方文明的信使，將華工個人或群體的生命導入更加廣闊復雜的國家、族群和國際空間，賦予歷史的深度和意義�；蛟S有人會質(zhì)疑14萬華工怎能有這樣大的作用？但徐國琦他就是有庖丁解牛、神乎其技的剖析能力。他可將材料如同串針般將一些散落的故事編織成動人的彩衣，而如果僅是說故事，是無法獲得一流學術出版社的肯定的。學術研究需要高度的貫通能力，《西線戰(zhàn)場陌生客：一次大戰(zhàn)的華工》不僅是學術著作，且是可讀性極高的著作。

徐國琦的逆反性格，在于不服輸。他要向西方學者證明他以中國為主體的國際史系列著作之精意。2014年他在哈佛大學出版《中國人與美國人：一個共有的歷史》，其雄心昭彰若揭，他要挑戰(zhàn)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史學界對中美關系史的研究方法。我在《臺大歷史學報》寫了兩萬字的長文評介這本書。現(xiàn)今中美關系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關系，更是牽動世界局勢的最主要的兩股力量。自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一書出版以后，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史學家迭有對中美關系史的研究反省，致力于扭轉(zhuǎn)美國學界側(cè)重某一研究取經(jīng)的自我批判。中國崛起之后，中美兩國隱然有種相互對抗和競爭的心態(tài)，徐國琦強調(diào)正向意義的共享歷史，希望通過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個案經(jīng)歷，建構出中美兩國人民“共有的歷史”的心理認知和共同愿望。徐國琦的研究深受其在哈佛大學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入江昭的影響，入江昭教授曾著有《全球視域下的中國與日本》一書�！吨袊�人與美國人：一個共有的歷史》一書顯然步趨入江昭以國際史視域詮釋中日關系的發(fā)想，但徐國琦提出以“共有的歷史”詮釋中美關系，則是另辟學術蹊徑。從近代中外關系而言，日本可能是觸動中國民族主義情感最深的帝國主義國家，而近代美國對華關系則被喻為“改良的帝國主義”或一種特殊友好的關系。近代中日和中美兩國的關系，有若中國對外關系的光譜兩端，如何從國際史視域提出一套詮釋中美關系的架構和方法？在21世紀中美兩國如何形成一個和諧共享的價值觀和構建互信渠道，求同存異，走出一味競爭的政治誤區(qū)，這是徐國琦一心想跨越中西方文明，求索世界和平主義的現(xiàn)實關懷。

欣聞徐國琦2017年初又在牛津大學出版最新英文力作《亞洲與大戰(zhàn)》。他幾乎每三年就出版一本學術專著（這些出版社都有嚴格的學術審查機制），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我和他開玩笑說，好似我們才剛磨好硯臺，假以時日要來試筆開工時，他又悄悄出版了一本新書。熟悉他的學術工作和學術積累的人，始知這幾本系列著作并非倉促完成，它的前期檔案收集和構思，都早已跨越十余年之久。從哈佛讀博士起，他就四處收集材料，沉潛了近十年才出版第一本書。2005年《中國與大戰(zhàn)》一書只是鳴槍起跑而已，接連的幾本書才是沖鋒陷陣的學術實力戰(zhàn)，更為他贏得了不少學術榮冠。作為學術上的諍友不免勸他要踩剎車，休養(yǎng)生息，畢竟已年過半百。誰知他老兄又被哈佛主編三杯酒下肚后，簽了下《何謂中國》一書，看來這只學術飛虎將繼續(xù)長征世界！

這本《邊緣人偶記》記錄了一位從荒地里走出來的中國人，有著“舍我其誰”的雄心壯志，他將林語堂的話“兩腳踩東西文化，一心寫宇宙文章”奉為座右銘。人文學者大致都會碰觸到身份認同的終極關懷，自我、群體、國家和文化的認同往往糾結(jié)著人文學者的心靈，徐國琦也不例外。這本書是他奮斗半生之后，在香港大學這樣一個東西交會的人文薈萃之地，以“邊緣人”自居的心路歷程。我以為正是“邊緣人”處 境讓他得以自由遠觀不同國家和族群文化。有時我們覺得遠身觀看物影是虛無縹緲，看不清楚，但往往在千里之外，更能發(fā)微見隱，重新認識它的壯麗與缺漏。很高興終于看到這本傳記的出版，并且擊節(jié)祝賀。徐國琦以誠摯平和之心面對生活，感恩并珍惜來之不易的喜樂，這本書所述的學術人生不僅讓我這樣的臺灣學者讀起來感覺十分新奇和有感召力，相信對內(nèi)地和海外學者也同樣會產(chǎn)生強烈共鳴和啟發(fā)，有引人入勝之妙。

吳翎君

2017年3月于臺灣東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