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自序：我的精神地形圖

一

　　我上小學時，我哥常說，他又在荒灘上瞭見了野兔，有幾回，他說我家那條聞名于村中的小狼還使勁攆過兔子，可惜沒攆著。我哥比我大七歲，他說的話那時我都信，他不僅在好多事情上護著我，還不時帶我爬上我家房頂，去辨認遠方，告訴我狼山、大青山和黃河的位置，他曾經(jīng)朝著狼山、大青山和黃河的方向唱歌、撒尿，并教會了我打響指和吹口哨。

　　我自己從未在河套平原的荒灘里見過野兔，我哥口中的那些野兔，在我心底慢慢變成一種如村頭煙靄般縹緲但迷人的存在，我想象它們自由出入于洞穴和野地，雖弱小、羞怯，需要覓食、交歡和嬉戲，卻善于躲避追捕，與原野、山河、地平線和萬物為伴。因此現(xiàn)在，我很樂意將自己比作這樣一只兔子，常常挖洞，常常進發(fā)，還熱愛思想，而寫作之于我，也便像一處可以不斷前行的窩點，我經(jīng)由寫作思想，經(jīng)由思想生活。

　　2010 年夏天，我開始斷斷續(xù)續(xù)地在紙上書寫《事關未來正義的正義》一文，直至2011 年秋將它完成，在我個人思想史上，這是一只兔子首次竄上他精神的大青山，里面動用了從弗洛伊德而來的死亡本能理論假說，將忘我指認為人類最根本、最深沉的欲望，并由此提出我自己的正義論。就是從那時起，我的精神世界開始總體顯形，我思想的原野、山巒、沼澤、村落、湖泊、溪流，等等，一一開始趨向澄明當然很有可能，這只是我一時的自以為是，誰知道呢。不過迄今為止，唯有懷抱了《事關未來正義的正義》一文中的諸多簡陋討論，我才覺得自己真正勘探到了人類最幽深的欲望，理會到了與之相生相伴的種種絕望與希望，并由此辨清無數(shù)人間村落的位置，辨清自己和眾人的四面八方，包括重新望見我哥和我曾經(jīng)站立過的那個故鄉(xiāng)的屋頂。

　　如今，我仍在挖洞，仍在進發(fā)。

二

　　《玩笑的深度及其限度》在我的精神地形圖上，歸于野部，這是我的碩士學位論文，于2001 年春天落果，只是形式上很不守規(guī)矩，壓根不像一篇所謂的學術文章，而更像一個文藝隨筆，當中攜帶了豁免一切的光明與黑暗，以及無法進行倫理決斷時的廣袤與荒蕪，可謂既歡樂，又恐怖；既充實，又虛無；既放浪，又悲傷……當時我之所及，大概同劉震云的《故鄉(xiāng)面和花朵》差不多罷，比如里面對自瀆一詞的極度重視。

　　其實早在1990 年代中后期，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假說就已經(jīng)開進我的思想領地，然而多半歸隱為一種感性的相遇。1999 年，在浙大西方詩學課的課間，我曾跟孫周興教授談起過所謂忘我的問題，那時的孫老師還留著茂密卷曲的長發(fā)，滿腮的黑胡須，記得當時，他用他不可說之神秘笑容望向我，并未說什么，而我自己也無有更加清晰、堅硬的語詞可以撞破沉默。

　　2007 年，在蔡翔教授召集的一次師門讀書會上，不知談及什么，我說人活著就是為了找死，蔡老師當時聽了，手執(zhí)煙卷，默然不語，項靜接過話頭說，師兄現(xiàn)在討論問題，一開口不是死亡，就是瘋狂，而我亦只是隨口說說，并不能在現(xiàn)場將相應的思想與表達帶到更遠更深的境地。

　　確切地說，在2011 年之前，我的思想主要盤桓于類似張灝先生所說的幽暗意識之際，卻又不能滿足于那條將其主根扎在無限防御與制衡中的民主道路。一方面，仰仗著死亡本能理論的啟迪，我越來越逼近那些或宏大或幽微、或抽象或具體的人世間的非，另一方面，我始終求索不到自己可以真正去信仰的人世間的是。

　　《我們離苦難很近，離善良很遠》（2007 年）一文，即是此行途中的一枚印跡，該篇末尾寫道：唯有當我們開始正視自己的非道德時，道德才可能不再作為一個偽命題呈現(xiàn)出來，也只有當我們意識到自己對自己非道德的深刻不滿，并且意識到自己對他者和對道德的某種刻骨銘心的需要時，道德才有可能真正出場。可是人究竟因何會對道德產(chǎn)生某種刻骨銘心的需要，我實際并無什么思想底牌可打。彼時之我，長時間逡巡在某種思想的曠野中。

三

　　上海吳淞炮臺灣濕地公園有個振衣亭，亭柱之上，掛著自此長江去矣，從今滄海來焉的楹聯(lián)，乃林曦明先生所書，與我2011 年之后的精神景況頗有幾分相契。只不過在我的想象中，海洋并非大陸的懷抱，而是反過來，也因此，我始終覺得在無邊的陸地之上，湖是小海，海是大湖。

　　《羅陀斯的天光與少年》（2016 年）和《我們向何處去》（2017 年）是我兩片思想的湖。經(jīng)由前者，我將那個為世人共有的欲望中的欲望公開命名為銷魂，也就正式將人定義為銷魂者。經(jīng)由后者，我探聽著屬于人類未來的新的共同體之聲，并吁請現(xiàn)在和未來的行動者一同去締造一種更具獨創(chuàng)性的人·人體系和人·物體系，進而去擁抱種種更具獨創(chuàng)性的好的生活方式（尤卡·格羅瑙語）。如果說，《事關未來正義的正義》是在召喚我尋訪思想的高的話，那么《羅陀斯的天光與少年》和《我們向何處去》就是在召喚我探索思想的深，當然，它們只是向度，而非終點。

　　《審美的暴政》（2014 年）和《豬尾焦慮與屠蘇之死》（2017年）可以標示出我思想的沼澤地，這兩篇文字是我觸碰某些緊要議題的小小實驗，此類行動才剛剛開始，其間一片泥濘。我想，那些為我所敬重的行動者們會和我一樣，將直面以下兩個巨大的難題：

　　其一，人與情欲相關的審美沖動以及審美資源爭奪問題；

　　其二，社會勞動分工以及隨之而生的各種苦難分配問題。

　　《常人世界及其活口》（2012 年）和《文本世界的青年往何處去》（2017 年）屬于我思想的村部，是我對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個體的凝神端詳與側(cè)耳傾聽，我通過寫作端詳他們的生與死，沉淪與復活，傾聽他們自己給自己哭喪，自己給自己叫魂。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文本世界的他們就是我，我和他們當中的某幾個一樣，渴望獲得救贖和新生�？墒菍τ谝粋�銷魂者而言，真正能帶來拯救的奇跡又將升騰于何處呢？

　　在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人翹首企盼由外部世界而來的奇跡及其拯救，然后又因這奇跡的闕如而絕望，再由絕望而潰散，從此被動或主動地跟現(xiàn)實交歡，王朔《給我頂住》中的關山平們?nèi)绱�，金宇澄《繁花》中的阿寶滬生們亦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宗教大法官說得一點沒錯，人尋找的與其說是上帝，還不如說是奇跡，與之相反，救世主乃寄望于自由的信仰，而非奇跡的信仰。因此，當我跟學生聊起圣�？诵跖謇锏摹缎⊥踝印窌r，我會提醒他們同時也是提醒自己，千萬不要把小王子真的視作一個從世外降臨人間的奇跡，而應該將他視作飛行員自己心中升騰起來且被輕輕握住的某種信仰，是一個人在其銷魂的高度和深度輕輕握住的信仰。

　　在我的精神地形圖上，每一位這樣的銷魂者都將流淌為一條美好的溪流，而如若有億萬條溪流既可相造于道，又可相忘于天下，那便成了我個人的烏托邦世界。在這烏托邦世界，億萬條溪流相交而不爭，相離而不孤，各美其美，各妙其妙，該有多好！如今檢視己作，從《新生證實，有情有功》（2016 年）和《文本、理論、世界和自我的重逢》（2016 年）中，似乎可見出一絲那烏托邦的影子。

呂永林

　　2017年底于滬上宋公園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