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李益，字君虞。祖籍隴西狄道（今甘肅省臨洮），東都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人。生于唐玄宗李隆基天寶五載（746）丙戌，卒于唐文宗李昂大和三年（829）己酉，終年八十四歲，是中國古代詩人中為數不多的長壽者之一。
李益生活經歷豐富，但長期以來，由于文獻不足之故，對其生平敘述各家不一，甚至不乏前后矛盾者。近年來，由于唐人崔郾所撰《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尚書致仕上輕車都尉安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贈太子少師隴西李府君墓志銘并序》（《李益墓志銘》）及李益為其夫人盧婣所撰《唐檢校尚書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李君夫人范陽盧氏墓志銘》（下稱《范陽盧氏墓志銘》）等重要出土文獻的面世，加之近三十年學界相關研究成果的積累和研究方法與視野的更新拓展等，李益研究中過去存在的問題可望得以解決。
天寶五載（746）丙戌，李益生于東都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大歷初，應進士試而不第，作《送同落第者東歸》。大歷四年(769)，“進士登第，其年，聯中超絕科”（《李益墓志銘》）。大歷六年(771)，應制科“主文譎諫”，“詞藻清麗，入第三等，授河南府參軍”（《李益墓志銘》），時年二十六歲。大歷十年(775)轉鄭縣主簿。建中元年(780)入鄜坊節(jié)度使崔寧幕，隨崔寧“巡行朔野”，此乃首次從軍渭北，時年三十五歲。建中三年(782)，“為盧龍軍觀察支使”，朱滔叛唐，“辭不就命”。建中四年(783)“判入等第，為渭南縣尉”。貞元元年(785)秋，罷秩，赴鄜坊節(jié)度使唐朝臣幕，是為其詩所稱之“再赴渭北”。貞元二年(786)秋，轉唐朝臣振武節(jié)度使幕。貞元六年(790)，入邠寧節(jié)度使張獻甫幕。但“久之不調，而流輩皆居顯位。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劉濟辟為從事”（《舊唐書?李益?zhèn)鳌罚�，貞元十六�?800)入幽州節(jié)度使劉濟幕，貞元二十年(804)罷歸。憲宗李純元和元年(806)，征拜都官郎中，時年六十一歲。元和三年(808)策賢良方正科舉人，因科場糾紛，出為河南府少尹。元和七年(812)轉官秘書少監(jiān)，兼集賢殿學士。此后，歷任太子左、右庶子，左、右散騎常侍。文宗李昂大和元年(827)，以禮部尚書致仕，時年八十二歲。大和三年（829）己酉，卒于“東都宣教里之私宅，享壽八十四”（《李益墓志銘》）�？傮w來看，李益一生仕途蹭蹬。六十歲之前，或沉淪州縣簿尉，或委身方鎮(zhèn)軍府，郁郁不得志。晚年為言語侍從之臣，“名重官閑”，屢次改官，頗為順利。
李益“詩名早著”（《唐國史補》），其詩內容豐富，詠物、懷古、紀行、游仙、酬唱、贈答、邊塞等均有涉及。整體來看，除酬唱贈答貫穿始終外，其詩表現出較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與官場生涯的階段性基本呈對應關系。李益官場生活大致可分三個階段，即大歷六年（到貞元元年）的簿尉生涯，建中元年（到貞元二十年）的軍府生涯和元和元年（到大和元年）的京官生涯。在其簿尉生涯的十余年間，與道士來往較多，求仙訪道及游仙之作多集中于此時，詩歌中充溢著濃厚的宗教意味和隱逸情懷，可見詩人對現實生活的失望與無奈，轉而在宗教世界中尋找平衡與出路，《華山南廟》、《入華山訪隱者經仙人石壇》、《入南山至全師蘭若》、《登天壇夜見�！�、《同蕭煉師宿太一廟》、《罷秩后入華山采茯苓逢道者》、《長社竇明府宅夜送王屋道士常究子》等皆作于這一階段，“三考西岳下，官曹少休沐。久負青山諾，今還獲所欲”；“鄙哉宦游子，身志俱降辱。再往不及期，勞歌叩山木”（《入華山訪隱者經仙人石壇》）；“乃悲世上人，求醒終不醒”（《罷秩后入華山采茯苓逢道者》）等堪為這一時期作品思想內容代表。
進入軍府后，詩人一度豪情滿懷，詩歌多以寫實手法反映和記錄邊地軍旅生活情狀和感受，表達強烈的功業(yè)意識和報恩思想，從多個方面反映了那個時代的軍旅生活風貌和邊地獨特的景致和風俗，《夜發(fā)軍中》、《將赴朔方早發(fā)漢武泉》、《塞下曲》、《赴邠寧留別》、《邊思》、《觀石將軍舞》、《觀騎射》、《城傍少年》、《送柳判官赴振武》、《送韓將軍還邊》、《從軍有苦樂行》等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之作，“今日邊庭戰(zhàn)，緣賞不緣名”（《夜發(fā)軍中》）；“問我此何為，平生重一顧”，“去矣勿復言，所酬知音遇”（《將赴朔方早發(fā)漢武泉》）；“請書塞北陰山石，愿比燕然車騎功”（《塞下曲》）等是其功業(yè)思想的具體表現。但后期軍府生活也讓他認識到了軍府生活的坎坷和戍邊者的孤寂與艱辛，風格開始轉向沉郁和哀傷，表現出對長期戍邊的厭煩和急欲還歸的鄉(xiāng)思等諸多情緒，《獻劉濟》、《從軍北征》、《軍次陽城烽舍北流泉》、《暖川》、《上黃堆烽》、《回軍行》、《五城道中》、《夜上受降城聞笛》、《夜上西城聽涼州曲二首》等皆為此類，“幾處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劍白云天”（《鹽州道胡兒飲馬泉》）；“漢庭議事先黃老，麟閣何人定戰(zhàn)功”（《赴渭北宿石泉驛南望黃堆烽》）嘆國無良策可定邊、邊無良將可卻敵�！氨碚埢剀娧趬m骨，莫教士卒哭龍荒”（《回軍行》）嘆朝廷不恤戍邊士卒，邊兵拋尸荒野�！皝磉h賞不行，鋒交勛乃茂。未知朔方道，何年罷兵賦”（《五城道中》）厭倦征戰(zhàn)，直言當權者賞罰不明�！敖鸷邮�客腸應斷，更在秋風百尺臺”（《夜上西城聽涼州曲二首》）；“莫使行人照容鬢，恐驚憔悴入新年”（《鹽州道胡兒飲馬泉》）；“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xiāng)”（《夜上受降城聞笛》）；“今朝望鄉(xiāng)客，不飲北流泉”（《軍次陽城烽舍北流泉》）；“磧里征人三十萬，一時回向月明看”（《從軍北征》）等述征人思鄉(xiāng)情緒，委婉表達反戰(zhàn)之聲。
仕入京城后，詩人“名重官閑”，生活日益閑適，創(chuàng)作以酬唱應答為主，尤其喜歡游戲性質很濃的聯句之作，《紅樓下聯句》、《宣上人病中相尋聯句》、《八月十五日夜宣上人獨游安國寺山庭院步月李舍人十兄遲明將至因話昨宵乘興聯句》、《重陽夜集蘭陵居與宣上人聯句》、《與宣供奉攜癭尊歸杏溪園聯句》、《蘭陵僻居聯句》等皆集中于這一時期。詩歌內容逐步走向狹小逼仄境地，甚至淪為日常生活記錄本，如《照鏡》、《罷鏡》、《立秋前一日覽鏡》、《下樓》、《書院無歷日以詩代書問路侍御六月大小》、《答竇二曹長留酒還榼》、《答廣宣供奉問蘭陵居》、《喜入蘭陵望紫閣峰呈宣上人》、《乞寬禪師癭山罍呈宣供奉》等，皆關注日常生活中小感受、小樂趣，以極其家常細碎之事入詩，可見此時生活內容的狹窄和單調。
就內容而言，邊塞之作無疑成就最高。李益邊塞詩最大的貢獻是全面突破魏晉南北朝以來賦詠樂府舊題或虛擬邊塞意象以抒發(fā)建功立業(yè)、忠君報國等獨特情感的固有模式，而在真實具體的邊塞環(huán)境中描寫或記錄邊塞生活的種種細節(jié)和多個側面，在真實具體的邊塞生活展現和景物描寫中自然投射邊人的獨特情緒和感受�！昂�風凍合�烓Y泉，牧馬千群逐暖川。塞外征行無盡日，年年移帳雪中天”（《暖川》）；“破訥沙頭雁正飛，�烓Y泉上戰(zhàn)初歸。平明日出東南地，滿磧寒光生鐵衣”（《度破訥沙二首》之二）；“六州胡兒六蕃語，十歲騎羊逐沙鼠”（《登夏州城觀送行人賦得六州胡兒歌》）；“生長邊城傍，出身事弓馬。少年有膽氣，獨獵陰山下”（《城傍少年》）等皆為前所未有的具體邊塞生活場景和邊地風情習俗展現，沒有長期親身體驗，沒有高超的藝術感悟采擷能力，很難創(chuàng)作出這樣靈性飛揚、風貌獨特的詩語，故清人張澍在其《李尚書詩集序》中說：“惟君虞以爽颯之氣，寫征戍之情，覽關塞之勝，極辛苦之狀，當朔風驅雁，荒月拜狐，抗聲讀之，恍見士卒踏冰而皸瘃，介馬停秣而悲鳴，詛非才之所獨至耶?”
二十馀年不同地域的邊塞生活經歷和“身承漢飛將”的“關西將家子”情結，以及獨特個性氣質，使其邊塞詩雖處“風衰俗怨”的中唐時代，依然洋溢著盛唐人的慷慨激昂和豪放樂觀情緒，“身承漢飛將，束發(fā)即言兵”，“幸應邊書募，橫戈會取名”（《赴邠寧留別》）；“腰懸錦帶佩吳鉤，走馬曾防玉塞秋。莫笑關西將家子，只將詩思入涼州”（《邊思》）；“昔時征戰(zhàn)回應樂，今日從軍樂未回”（《暮過回樂烽》）；“伏波惟愿裹尸還，定遠何須生入關。莫遣只輪歸�？�，仍留一箭射天山”（《塞下曲》）；“結發(fā)逐鳴鼙，連兵追谷蠡。山川搜伏虜，鎧甲被重犀”（《再赴渭北使府留別》）等詩語，是其理想中個人邊塞軍旅生活形象的藝術寫照，此種形象，此類豪情，一向被認為是盛唐氣象的典型表現，很難想象能出自中唐人之手。
就體式而論，其絕句水平最高，明人胡應麟認為：“七言絕，開元以下，便當以李益為第一，如《夜上西城》、《從軍北征》、《受降》、《春夜聞笛》諸篇，可與太白、龍標競爽�！保ā对娝�?內編》）尤其七言邊塞絕句，更為當時之冠，《夜上受降城聞笛》和《從軍北征》最為后人推崇。胡應麟認為：“初唐絕，‘蒲桃美酒’為冠；盛唐絕，‘渭城朝雨’為冠；中唐絕，‘回雁峰前’為冠；晚唐絕，‘清江一曲’為冠。”（《詩藪?內編》）其所謂中唐絕句之冠“回雁峰前”實即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一詩，胡氏誤以“回樂烽前”為“回雁峰前”。清人施補華亦云：“‘秦時明月’一首，‘黃河遠上’一首，‘天山雪后’一首，‘回樂烽前’一首，皆邊塞名作，意態(tài)絕健，音節(jié)高亮，情思悱惻，百讀不厭也�！保ā秿s傭說詩》）他所推稱的四首邊塞名作中，李益之作獨占其二：“天山雪后”即其《從軍北征》，“回樂烽前”即其《夜上受降城聞笛》。毛先舒也說：“七絕，李益、韓翃足稱勁敵。李華逸稍遜君平，氣骨過之，至《從軍北征》，便不減盛唐高手�！保ā对娹q坻》卷三）
高度的詩歌成就為其贏得廣泛社會聲譽，時人崔郾謂李益：“天才秀出，為文章之杰。尤以緣情綺靡、吟詠情性為意。自典謨絕，風雅缺，作者之制稍稍而變，公未嘗不根六律，正五聲，以古之比典，合今之律度，涵孕風騷，憲章顏謝，一賦一詠，必勝于眾。”（《李益墓志銘》）其詩或為圖畫，或為歌曲，廣為民眾喜愛。唐人李肇云：“ 李益詩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畫為圖障。又有云：‘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xiāng)�！�天下亦唱為樂曲�！保ā短茋�史補》卷下）《舊唐書?李益?zhèn)鳌吩疲骸懊孔饕黄�，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為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為屏障�！�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為歌詞�！薄缎绿茣�?李益?zhèn)鳌芬嘣疲骸懊恳黄�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逼湓娨矠楫敃r幾代君主所愛，多次被詔征文集，藏于皇家書庫：“德宗皇帝統(tǒng)臨萬方，注意六義，詔征公制述，令詞臣編錄，閱覽終夕，精微動天，遂以副本藏于天祿石渠之署�！薄霸�和中，因張廣樂賞麗曲，問其所自，知公屬詞，又兩征文集，一見別殿�！保ā独钜婺怪俱憽罚﹪鴥热绱�，國外亦頗受重視，據《李益墓志銘》：“及制使馬宇奉命東夷，又見公雅什為夷人所寶，則中華之內，斷可知矣！”
正因如此，其詩歌結集較早。就目前材料看，最早結集當在貞元四年（788），皆為邊塞之作，“時左補闕盧景亮見知于文者，令予輯錄，遂成五十首贈之”（《從軍詩并序》）。此次輯錄的五十首“從軍詩”在《全唐詩?李益集》和《李尚書詩集》中尚存四十七首。此次輯詩贈人可能不是單純朋友情誼，而應有某種政治背景或上層指令，當為前述《李益墓志銘》所云德宗皇帝“令詞臣編錄”“以副本藏于天祿石渠之署”事，盧景亮很可能是奉德宗之命而令李益輯錄其從軍詩，以供御覽。
第二次結集當在元和十年（815）前后，即前述《李益墓志銘》所云憲宗皇帝“兩征文集，一見別殿”之事。令狐楚編訂《御覽詩》，李益獨占三十六首，為諸家之首，或與此事有關。李益詩集成書應在此之前，因為《御覽詩》所錄《金吾子》、《鷓鴣詞》、《立秋前一日覽鏡》、《代人乞花》、《上洛》、《揚州懷古》、《水宿聞雁》、《揚州早雁》、《下樓》、《逢歸信偶寄》、《送客歸振武》等十一首，不見于明清人刊刻或手抄之《李益集》和《李君虞詩集》，其他如《題太原落漠驛西堠》、《宿青山石樓》等詩題亦與別集不同。
目前所見李益詩集主要有明抄本《唐四十七家詩?李君虞詩集》、《唐四十四家詩?李君虞詩集》，清初錢謙貞竹深堂抄本《李君虞詩集》；明刊本《唐人詩?李益集》、朱警刊本《唐百家詩?李益集》、黃貫曾嘉靖甲寅刊本《唐二十六家詩?李益集》、明銅活字本《唐五十家詩?李益集》，清席啟寓刊本《唐詩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詩集》、《全唐詩?李益集》、二酉堂刊本《李尚書詩集》等。上述版本可分為《李益集》、《李君虞詩集》兩個系統(tǒng)，區(qū)別在于《李益集》按詩體編排，《李君虞詩集》則不以詩體編排；《李君虞詩集》比《李益集》多錄《從軍詩序》及六首聯句詩。但若從詩歌排列方式等方面細加考察，則知《李君虞詩集》實由《李益集》而來，如《李君虞詩集》上卷五十七首詩按序收錄了《李益集》上卷三十四首五言古詩中前二十八首，又在其中按序插入《李益集》上卷七言古詩，下卷七言絕句、拾遺、七言律詩、五言律詩、五言排律之前幾首。
上述詩集中，明銅活字本《唐五十家詩集?李益集》應該成書最早。此本無序，無目錄，開門見山，分上下兩卷，按體式編排。篇末有拾遺詩四首，《鹽州過胡兒飲馬泉》見于《御覽詩》，《效古促促曲為河上思婦作》見于《樂府詩集》卷九十一，另外兩首不知出處。由于《文苑英華》卷一百九十五、《樂府詩集》卷三十三之《從軍有苦樂行》，《文苑英華》卷二百三十五之《與王楚同登青龍寺上方》、卷一百九十四之《漢宮少年行》，《樂府詩集》卷二十四之《紫騮馬》，以及見于《御覽詩》及《萬首唐人絕句》卷十一、卷二十之《金吾子》、《鷓鴣詞》等十一首詩不見于是書，則此集祖本可能成書于唐元和間，其刊刻當在宋初。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四云：“古書自宋元版以來其最可信者，莫如銅板活字，蓋所據皆舊本，刻亦在先�！编嚢钍鲈谄洹逗�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二“曹子建集”條下說：“京師書友譚篤生得唐人小集多種示余，云是宋活字本，其字體與此極仿佛。阮叔亦得多種，竟定為宋刻。”葉德輝在其《郋園讀書志》卷七“韋蘇州集”下定該本（《唐五十家詩集?韋蘇州集》）為“北宋膠泥活字印本”。
《全唐詩?李益集》成書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分上下兩卷，上卷錄詩四十五首，下卷錄詩一百二十首，殘詩一首，凡一百六十六首。此書以《李益集》為底本，故不收《李君虞詩集》中所錄《從軍詩序》和八首聯句詩。卷首據兩《唐書》本傳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增補了小傳。盡管未沿用原書條目，但編排順序遵從《李益集》舊制，僅作三處修改，又將廣泛搜羅的所謂李益逸詩增補到原各類詩體首篇之前或末篇之后。
《李尚書詩集》乃道光間武威人張澍編選，一卷本。由于以《李君虞詩集》為底本，故保留《從軍詩序》和《全唐詩?李益集》未收錄的八首聯句詩。排列亦遵從《李君虞詩集》框架，但是為了強調《從軍詩序》所言“五十首從軍詩”的整體性，將《李君虞詩集》下卷前置，以《從軍詩序》開篇，從《夜發(fā)軍中》到《石樓山見月》等十七首沿襲舊制，此后，按順序挑選出其中《邊思》、《送柳判官赴振武》等十六首“從軍詩”，插入《李君虞詩集》上卷《登夏州城觀送行人賦得六州胡兒歌》、《登長城》等九首“從軍詩”及從《文苑英華》諸書輯出的《從軍有苦樂行》、《五城道中》、《塞下曲》、《送客歸振武》等十三首“從軍詩”。并校以嘉靖刊本等明清版本，隨文附于詩歌之中。
《李尚書詩集》的優(yōu)點在于搜羅備畢，基本收錄了迄今所能見到的所有李益詩。但美中不足的是，可能由于過分求全，所以也收入了韓翃、戎昱、李端、張潮、盧綸諸人詩十首。
今人對李益詩集整理成果有三種，即范之麟先生《李益詩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王亦軍、裴豫先生《李益集注》(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和郝潤華先生《李益詩歌集評》（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對李益生平及行跡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卞孝萱先生《李益年譜稿》（《中華文史論叢》1978年第8輯）和譚優(yōu)學先生《唐詩人行年考?李益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上述成果對李益及其詩歌研究做出重要貢獻，對本書寫作亦有啟發(fā)和幫助。但由于文獻不足和那個時代研究方法及視野限制，加之默認前提為李益乃甘肅詩人等諸多因素，白璧微瑕在所難免，這為本書的研究工作留置了很大空間。
《〈李尚書詩集〉編年校注》以張澍所編《李尚書詩集》為底本，首先是因為此書所收李益詩歌的“完備”，即使其為求全而誤收韓翃諸人詩歌，也有其存在價值，可以借此次整理研究予以正式甄別剔除。其次是此集以《李君虞詩集》為底本，校以嘉靖刊本等多種版本，在詩句中所作�？弊⑽膬r值較高。
《〈李尚書詩集〉編年校注》主要包括以下項目。
一、詩歌來源考察。對照具有宋本淵源、成書較早的明銅活字本《唐五十家詩?李益集》和清初席啟寓刊本《唐詩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詩集》，指出每首詩的出處和來源，對形跡可疑者，予以詳細說明，供讀者和研究者參考，亦可使研究者了解《李尚書詩集》和《全唐詩?李益集》編纂思路和采詩原則。
二、詳細�？�。以二酉堂《李尚書詩集》為底本，校以明銅活字本《唐五十家詩?李益集》、嘉靖刊本《唐二十六家詩?李益集》、席啟寓刊本《唐詩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詩集》和明抄本《唐四十四家詩?李君虞詩集》、清初錢謙貞竹深堂抄本《李君虞詩集》、揚州詩局本《全唐詩?李益集》等明清版本，以及《唐人選唐詩十種》之《御覽詩》和《才調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1958）、《文苑英華》（中華書局，1966）、《樂府詩集》（中華書局，1979）、《唐詩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文獻通考》（中華書局，2003）、《容齋隨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后村詩話》（中華書局，1983）、《唐音》（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三體唐詩》（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唐詩鼓吹》（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雙溪醉隱集》（商務印書館，1971）、《詩宿》（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古儷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唐詩品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唐詩拾遺》（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唐詩類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石倉歷代詩選》（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山堂肆考》（藝文印書館，1970）、《唐詩鏡》（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古今詩刪》（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淵鑒類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駢字類編》（中國書店，1984）、《佩文韻府》（上海書店，1983）、《佩文齋詠物詩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全唐詩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甘肅通志》（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等，力求全面。較明顯的失誤，�？庇浿兄苯有８�，其他情況一般只列出在某書中的具體情況，供讀者和研究者參考。
三、注釋。對詩歌出現的人物姓名、職官、地名、風俗、用典及生僻字詞等，予以詳細注解，盡量注明出處或典故來源，對化用或借用前人詩句情況，也予以簡要考證，以便讀者和研究者了解李益詩歌淵源及特色。
四、集評。將歷代各類人物對每首詩歌的評語匯集于該詩之后，便于讀者和研究者參閱。
五、辨析。對長期以來解讀李益詩歌中的地名、人物、制度、詩題等多方面的誤解，予以專文辨析，以明是非。
六、后人借用或化用李益詩歌情況考察。將后人創(chuàng)作中借用或化用李益詩歌或詩句情況予以考察，以明后人對李益詩歌接受概況。
七、編年。對能確認為李益之作者予以編年。
八、附錄。附錄中有三部分內容：
其一為近年出土或發(fā)現的對李益研究至關重要的三篇墓志銘：崔郾所撰《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尚書致仕上輕車都尉安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贈太子少師隴西李府君墓志銘并序》（《李益墓志銘》）、李益所撰《唐檢校尚書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李君夫人范陽盧氏墓志銘》（《范陽盧氏墓志銘》）和崔融所撰《周故給事中太子中允李府君墓志銘并序》（李益祖父母《李亶夫婦墓志銘》）。
其二為從《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三《藝文》中輯出的李益《游棲巖寺》一首。
其三為新編《李益年譜》，以近年出土或面世的李益夫婦及其祖父母李亶夫婦墓志銘為基礎，結合李益及其與時人交往唱和的詩歌，兩《唐書》本傳等其他相關文獻資料，廣泛吸納近三十年來李益及其詩歌研究成果，對李益行跡予以詳細考察，從李益生年、籍貫、仕歷及家庭生活諸多方面提出大量新觀點，使人們對以薄情和負心而聞名于世的唐詩人李益有全新認識，亦糾正、補充和完善前人研究中積累的許許多多疑難問題。
在本書寫作過程中，吸納了卞孝萱先生、譚優(yōu)學先生、范之麟先生和王軍先生等前輩研究成果，一般都在文中有專注說明，沒有說明者，在書后列參考文獻，在此一并致謝。
盡管此書材料準備和寫作前后花費十年時間，但由于水平有限，失誤在所難免，敬請專家學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