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權力的諸多可能性構成的光譜。它定義了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與他們所追求的目標。在光譜的一端是赤裸裸的剝削與權力支配，它唯一關注的問題是，如列寧所說，誰（有能力統治）誰？權力支配這一觀念的誕生并不是單一與特定的，人類歷史上，太多的社會都存在過權力支配的觀念或現象。在光譜的另一端則是一個極其罕見的理想政體。它由享有決定權和行動權的自由且平等的公民組成，且其政治實踐不存在壟斷現象。這種理想政體在許多地方演化出許多種形式。但在某一特殊時期世界上某一處，產生了一系列具有深遠影響的觀念可用以界說這種理想政體，這一理想政體形態(tài)現在仍然能夠引起我們時代強有力的共鳴。古希臘與古羅馬人創(chuàng)造的詞匯至今仍然被用于分析政治現象以及表達幾乎所有人的政治訴求。
自治（self-government）的訴求與實踐是希臘與羅馬人發(fā)明的諸多政治觀念中的重要內容，集中體現在雅典民主政治與羅馬共和國的政治實踐中。希臘與羅馬時期的哲學、文學和修辭學時刻對自治（self-rule）的各種形式提出質疑和挑戰(zhàn)，這賦予他們異常豐富的政治思想資源。演說家和作家們揭穿了自治、正義和平等觀念的虛幻與剝削特性；其他人則認為自治在倫理領域比在政治領域更易實現，或者說在某種區(qū)別于現存政治共同體的團體中更易實現。也就是說，希臘與羅馬的政治哲學同時包含了自治的具體實踐及其對立面。這就使得它不僅成為當今那些政治樂觀者的寶庫，也成為那些政治批評者的有效資源。
本書認為，希臘與羅馬世界所包含的相當寬泛的權力可能性光譜是我們思考事情的絕佳資源。因此，本書對歷史實踐和哲學反思都將展開進一步探尋。我們現代人可以對希臘與羅馬政治，比如奴隸制、性別歧視、精英主義、帝國主義等等進行批判，但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早已被先賢們批判過了。在每一種政體具體運行的過程中，總有一些針對其政體訴求的審慎批評。希臘與羅馬人在發(fā)明民主與共和觀念的同時，探究了公民這一政治觀念的限度；考察了寡頭制、王權制甚至僭主政體的政治訴求；懷疑將正義法則應用于公民關系的主張是否普遍有效。相較于把希臘與羅馬的價值定義在政治光譜的某一特定節(jié)點上例如那些引以為豪的大眾自治原則，抑或對其所作的哲學反思對希臘與羅馬生發(fā)出的觀念進行整體考察最為有益。
為了對批評作出合理的評價并回應旁觀者的困境，為了考量政治的價值及其限度，我們需要弄清楚這些極具影響力的古典思想的發(fā)展過程。為什么要回溯這些古典觀念和政治形態(tài)，而不是簡單考察這些語詞的當下內涵呢？從原初意義上來說，它們在希臘與羅馬更具根本性。不管是在西方世界還是其他什么地方，它們是很多現代觀念的根基（根本性一詞的詞源意義），繼而在幾個世紀的時間內演化為多種不同的形式。實際上，在古典作家作品被熟知或者古典政治實踐曾經廣泛實施的地方，這些觀念被重新發(fā)現、修正和質疑。人們對這些觀念的討論隨處可見，從馬賽到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亞里士多德的一個學生在此地把希臘著名的格言雕刻在一個墓碑之上），從突尼斯到大數（Tarsus），從拜占庭帝國到它的奧斯曼征服者們，以及在通過征服和殖民使希臘與羅馬思想得以傳播的地方。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個地方，它們同時被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所接受。
根和它所育成的植物之間幾乎沒有明顯的相似之處。我們有時會覺得希臘人、羅馬人與現代各個民族是如此不同，以致于對我們當下理解事物的作用不大�；蛟S他們無甚可鑒之處，是因為他們比我們好太多；就這一點來說，他們有時被贊譽為具有公共精神的良好公民，而現今的我們則是一些自私自利者。他們不可借鑒或許也是因為我們比他們聰明而幸運得多；就這一點來說，資本主義的自由和代議民主作為一種顛覆性的變革使得那些古典模式用處不大了。
以上兩種觀點混雜在啟蒙哲學家讓-雅克盧梭對古典政治的批評之中。他認為古典政治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毫無可能性。他的批評充滿了懷舊的色彩，同時也暗含了他毫不妥協的態(tài)度。1764年，他警告日內瓦公民（從出生權來說盧梭也是其中一位），你們攀比古代民族的時候，不要因為自己是所謂共和國的公民而沾沾自喜。

古代民族再也不適合現代人了；他們在所有方面與現代人都不同……［你們指代日內瓦人］你們不是羅馬人、斯巴達人，甚至也不是雅典人。把那些偉大的、不適合你們的名字擱在一邊吧！你們是商人、工匠、資產者，被各自的［原文如此］利益、工作、營生、利潤牢牢占據；自由對你們來說也是唾手可得，高枕無憂的。① ()

總之盧梭認為，古今對比實際暗含的意思是說現代人沒有古代人的閑暇，不能始終參與治理事務。② ()也就是說，盧梭暗示如果沒有奴隸與戰(zhàn)爭的存在，希臘與羅馬的公民就不會獲得閑暇，他們廣為人知的政治參與亦不可得，也就沒什么可向他們學習的了。但實際上，與盧梭的這種含沙射影不一樣的是，古代和現代社會都會對政治事務投入一定的精力和閑暇，這并不是完全由經濟因素所決定的。奴隸制是一種（殘酷而重要的）剝削性的財富占有方式，但僅存在于某些特殊領域，并非古希臘或羅馬社會財富積累的首要手段；與此相反，很多其他人類社會形態(tài)也一樣存在過奴隸，但它們并未發(fā)展出積極的政治參與。與此同時，現代社會積累了足夠的財富、能源和生產能力（尤其通過勞動分工、非動物新能源和新媒體），如果他們（我們）如此選擇的話，本可以促使更多人投身政治。
古代社會與現代社會在經濟、技術、宗教和官僚體制方面的確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希臘與羅馬的繁榮經濟建立在農業(yè)、采礦業(yè)、手工制造業(yè)、貿易和戰(zhàn)爭掠奪的基礎之上，但是他們沒有指數般突飛猛進的經濟或科技，也沒有任何資本主義市場的觀念。他們分享著眾神崇拜的宗教儀式，而不是信奉某一個不受公眾掌控的神。他們不會把國家視為抽象實體，也不會把國家與掌控、構成它的特定人群割裂開來。
毋庸置疑這些區(qū)別是真實的，不過它們更清晰地揭示出了政治的某些重要特征。希臘與羅馬的國家機器不夠精細，沒有完備的科層等級結構，他們把政治理解為共同體內部公民間的基本關系，以及公民與那些城邦內外沒有公民身份的人之間的關系。實際上這就是為什么有時說，除了把政治理解為一般的共同體關切之外，希臘與羅馬人沒有任何其他關于政治的理解。政治對他們來說不是獨立存在的某個專業(yè)領域，而是對共同體之公共事務的普遍與恒久的關切。① ()這意味著古典觀念能夠為我們提供一個觀察共同體之諸多政制形式與價值訴求的視角。這在現代社會常常模糊不清，因其擁有如此眾多專業(yè)化的政治機器。這并不意味著希臘與羅馬把公民之間的關系理想化了（或者說他們的社會僅由公民組成：排他性和包容性也是政治的應有之義）。相反，一些人認為公民紐帶和公民事務天然地具有剝奪性，或者認為它沒有其他生活方式那么有意義。這些對公民理念與理想的批評，同它們挑戰(zhàn)的對象一樣具有啟發(fā)意義。
本書將探尋古典政治和現代政治的異同，然而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比較它們之間是差異更多還是相似更多，而在于揭示古典政治和現代政治的一系列前提，以使我們發(fā)現它們的共同立場，以及辨明它們立場間的差異。不管個人身處何種政治環(huán)境，這是幫助人們思考政治的最佳方式。無論從詞源學的意義上，還是從它們所提出的深刻挑戰(zhàn)的意義上，古典觀念都被證明是根本而徹底的。比如，當今的網絡和社交媒體增強了政治在今日受制于修辭這一認識，而雅典政治也曾受制于修辭；我們不斷找尋新方法制造出來的社會知識也定會為雅典人所贊賞。被武斷的意見充斥的社交網絡空間使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問題再度棘手僅有社會知識就足夠了嗎？政治如何對待科學專業(yè)知識？同時，層出不窮的經濟不平等與陷入停滯的社會階層流動始終是古典社會所面臨的眾多挑戰(zhàn)之一。這個問題如今又具備了新的力量：如果可能的話，如何以及在什么條件下可以使得富人和窮人在政治上成為平等的個體？
為了探索古典觀念的現代回響，我選取了對當今政治思考至關重要的八個主題，它們都根源于希臘和羅馬（即便不總是精確對應于古希臘文或拉丁語詞匯）。如果不考慮當下，單只為反映希臘與羅馬觀念的歷史意義而作一項更全面的復古考察，那么人們可能會選取一些截然不同的主題，比如，多神論或者羅馬的庇護制（Patronage）。同樣地，一個只關注時下政治的當代哲學家可能會毫不猶豫地選取另外一些主題，比如，權利或者合法性。我選取主題的原則是它們既能體現古典思想的主要內容，又能表現當下的反思。它們要能使人們了解古希臘和羅馬700年政治思想與實踐的重要方面，即從公元前6世紀末到公元2世紀末。我們尤其關注希臘和羅馬所謂的古典時代，即大致從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1世紀（注意公元前諸世紀從耶穌誕生之日起逆序紀年，耶穌的誕生標志著基督教時代的開始，參見圖表1）。每章圍繞一個主題展開，同時每個主題又代表但不局限于一個特定的時期、地點或思想家。

時代跨幅如此巨大，即便面對所選取的八個主題，一本簡短的著作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沒有討論那些對希臘與羅馬的重要政治思想進行重構的古猶太教和基督教思想家。本書主要關注公元前5世紀到前4世紀的希臘史，以及羅馬共和國后期的歷史；至于羅馬帝國早期的歷史，則只有局部簡略地提及。即便面對希臘民主政治和羅馬共和國的古典時代，本書也有所取舍，以使讀者既能更好地理解希臘與羅馬自身的政治，又能以之為鑒，對當今世界有所理解。為了使這兩項計劃關聯在一起，按照權力與可能性的關系為線索，我將從希臘社會著手來闡明政治的五個維度。
政治是什么？五個問題
每一個政治觀念都必須回應如何組織權力以達成特定目標的五個問題：誰？哪里？為什么？如何？何時？雖然希臘人缺乏政治的特定概念，沒有把它與經濟、軍事等區(qū)分開來，但是他們的確意識到，并回答了關于政治的條件的問題。他們發(fā)展出了一些我們視作政治觀念的觀念，但是他們自己卻稱其為政治事務（ta politika）：與某一共同體我們也可以說是政治共同體有關的事物或事務。為了充分闡明他們發(fā)展出來的眾多觀念，讓我們依次來考察這些觀念是如何逐一回應上述五個問題的。
關心政治事務的人是誰？答案：公民們（politai,即polites［公民］的復數），① ()意指那些擁有相同處境與關懷的平等個體，即便他們存在著貧富差別。這種平等具有兩面性。極少數幸運兒通過將其余的人（外邦人和奴隸）排除在公共權益之外，來獲取自身的公民身份。最嚴苛的排外是針對被希臘社會征服和奴役的那些民族。即使在僭主的統治之下，公民們也認為每個人是相互平等的，至少在僭主把公民和奴隸進行區(qū)別對待的意義上。羅馬人的共同關懷則是共和國（res publica），直譯為人民的事物或事務，也是英文單詞共和國（republic）的來源。與奴隸相對，一個羅馬公民是自由的。他的個人事務受到保護，他享有涉及公共事物福祉的重要權力，即公共關懷。古典政體下的女性公民（被動意義上）享有一定的特權與義務，但是她們在重要的政治討論中沒有發(fā)言權。當然從更寬泛意義上來說，她們有時也是重要的政治主體。下面幾章將會討論女性公民的問題。
對政治事務的關懷發(fā)生在哪里呢？希臘時期，盡管不絕對，但主要是在城邦（polis）內部。城邦是特定的領土范圍和人類聚居地，它的中心通常是一個被城墻所環(huán)繞的核心城市，外圍則是占一定面積的農業(yè)區(qū)。在希臘遙遠的古風時代以及我們所謂的希臘古典時代存在過約1000個城邦共同體。城邦的領土規(guī)模從不到12平方公里到數千平方公里不等斯巴達的面積從最外圍算起約8000平方公里（人口數量則相對較小）。城邦的人口數量少則幾千人，多則不計其數。公元前5世紀，在政治家伯里克利擔任雅典將軍的全盛時期，雅典的人口從最外圍算起約有25萬人，男性公民約有6萬人（雅典城邦的領土面積約有2500平方公里）。① ()
在實踐與象征的雙重意義上，盡管土地對城邦認同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來自城邦居民的認同。城邦之為城邦，最根本是在其人民。當希臘人從嘴里說出雅典或斯巴達這些字眼的時候，他們從來不像我們今天口稱法國或巴黎這般簡單；他們通常是在說雅典人或斯巴達人。城邦盡管會在緊要關頭喪失一些土地，但保全了一同關心政治事務的人群就意味著城邦生命的延續(xù)（眾所周知，公元前5世紀的某一時期，雅典與斯巴達發(fā)生了戰(zhàn)爭。在將軍和演說家伯里克利的建議下，雅典人把鄉(xiāng)村郊區(qū)丟棄給了掠奪者。以后雅典人就只能聚集在有高墻保護的城邦中心城區(qū)，但他們在那里繼續(xù)一起關心政治事務）。城邦通常被譯為城市國家（city-state），因為政治事務主要集中在公共城區(qū)的中心。實際上，城邦還可以被譯為公民國家② ()（citizen-state），因為城邦之為城邦更多的是基于人，而非地方。政治發(fā)生于城墻之內，隨著本書論述的逐步展開，我們會發(fā)現這種政治觀念后來在哲學上遭到了批判；關于倫理和政治共同體如何以及在何處產生，人們提出了更寬泛和更具包容性的想法。
羅馬起初同樣由一個中心城區(qū)和郊區(qū)腹地構成，但通過征服或協約的方式，它兼并了其他先前存在的政治共同體，很快發(fā)展成難以辨認的超大地域。隨著戰(zhàn)爭和沖突的持續(xù)爆發(fā)，羅馬人逐漸地、有時甚至并非自愿地把公民身份賦予擴張領地內的居民。最早，公民身份擴展到現意大利波河以南的幾乎所有非奴隸人群；繼而在公元212年，羅馬領地范圍內的所有自由民都被視為公民。在羅馬早期的擴張過程中，公民身份有時被擴展至新涌現的半公民權（sine suffragio，沒有投票權）階層。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羅馬的公民身份也極具延展和包容性，因為那些通過公認的程序而重獲自由的奴隸也能夠獲得公民身份（這不同于希臘）。① ()盡管如此，這些重獲自由或因羅馬擴張而被新納入的公民很少能親赴羅馬去實地出席官員選舉和立法的政治會議。因此，公民身份的條件與真實的政治實踐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在當今世界的很多地方，這條鴻溝仍然同樣難以逾越。
希臘公民為什么如此崇尚城邦并一同關心政治事務呢？他們追求被尊為平等個體（以及作為個體，他們被區(qū)別對待的可能性）的價值，同樣他們也追求共同繁榮。城邦是一處可以定義、追尋與分享公共福利的所在。每一城邦共同體都極易受到外敵入侵的傷害，因此它們始終謀求對外的優(yōu)勢，甚至有時它們會對一直壓制鄰邦。政治共同體能夠指揮它的公民（與非公民、雇傭軍一起，甚至有時也包括奴隸）與其他希臘或非希臘人作戰(zhàn)。它們有時為戰(zhàn)利品和朝貢品而發(fā)動進攻性的戰(zhàn)爭；有時則為反抗強權支配被支配可能就意味著被劫掠、奴役，甚至死亡而發(fā)起保衛(wèi)城邦人民與資源的自衛(wèi)戰(zhàn)爭。
盡管很多具有冒險精神的人不顧個人的安危，選擇成為商人或旅行者，在外邦從事教育、貿易或政治顧問的行當，但是大多數希臘人極度依賴各自城邦的命運。在羅馬，羅馬公民的身份就意味著人身保護，他將免于隨意的鞭刑、非法的囚禁等。如果被征召的話，很多羅馬公民還有為軍隊服役的義務。在軍隊服役就意味著有望去謀求榮譽與好處，但當然也可能會承受戰(zhàn)敗的危險，以及戰(zhàn)爭所帶來的恐怖。
希臘人關于如何的回應可能是他們最具創(chuàng)新之處：為共同商決政治事務，他們創(chuàng)造了多種決策與問責的政治機制。他們在政治會議與法庭中采取了正規(guī)投票的實踐形式，甚至有時還使用紙質選票；在每年輪流執(zhí)政的基礎上，通過抽簽與選舉來任命官員；為保證官員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還要對他們進行審查。一些民主政體，尤其是雅典，則更為先進。它動用人數眾多的公眾陪審員來裁決幾乎所有的法律案件，此舉架空了專業(yè)法官的地位，繼而剝奪了古老貴族機構的司法權力。這些政治機制兼具消極與積極的雙重意義。它們一方面致力于保衛(wèi)城邦及其各項制度免遭傷害或腐化，另一方面又能動用公共權力謀求繁榮。
在羅馬，選任官員和制定法律都有精心設計的集體投票程序，繼而成了一種獨特的技藝。一些被特別選出的官員在立法過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們向政治會議提出法律議案，試圖使之獲得通過。雅典的窮人親自去捍衛(wèi)自己的利益，這在他們擁有人數優(yōu)勢的法庭中表現得尤其突出；羅馬平民則不得不通過專門的民選官員（保民官）來保護自己。這些政治實踐也向人們暗示了希臘與羅馬政治在何時發(fā)生的問題：因為政治如果是一個關于權力與可能性的領域，它除了具備空間性的特點之外，還必須要有時效性。換言之，當政治的各項制度存在于一定的空間時，其中的行為與決策就必須要適時而為。政治實踐就意味著決策與執(zhí)行，或授權來執(zhí)行，即運用多種權力形式使特定的可能性變?yōu)槭聦崱ＯＥD和羅馬人通過多種多樣的復雜形式掌握了政治行為的時間設置：比如，雅典人在陪審團法庭中使用水鐘來為發(fā)言計時；為了獲得上神的護佑，羅馬人就重要的政治或軍事行動向占卜師、牧師進行咨詢，因為他們擁有決定何時開展這些活動的權力。① ()在政治體制內部，行為的最佳時機被小心地規(guī)定與配置著；在政治體制外部，野心家們可能需要明察秋毫、伺機而動，從而抓住重塑規(guī)則的最佳時機，然后以僭主或寡頭的身份來掌握權力。不管是在政治體制內部還是外部，不管是在古典時代還是當今社會，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門關于時機選擇的藝術。
八個政治主題
八個政治主題構成這本書的核心內容，它們將幫助人們想象政治可能是什么。它們全部按照之前確定的兩個維度來呈現：哲學反思的維度和政治實踐的維度。兩個政治觀念回答了權力可能要達到的目標：正義（古典政制歷史的特別關注點）和德性（哲學家們對此尤為關注，他們各抒己見，豐富了正義的內涵）。其他六個政治觀念：政制、民主、公民身份、世界主義、共和國和主權，回應如何組織并馴服人際間的權力關系，以及應該對這些權力關系施加何種程度的控制。
盡管其他社會形態(tài)也存在與這八個政治觀念相類似的一些觀念，但是在希臘或羅馬，或它們兩者，這八個政治觀念擁有極其特殊而鮮明的形式。盡管眾多不同的思想家對它們的發(fā)展都有所貢獻，但是我把每個政治觀念集中地對應于特定時期的某一個或幾個思想家，這是因為他們?yōu)樵撜�治觀念的發(fā)展貢獻了豐富的素材。這種方法能夠指引那些對希臘和羅馬并不熟悉的讀者順利踏上一段相當漫長的歷史旅程，同時也能夠增強這些政治觀念的理論力量。
當然除了我選定的八個政治觀念以外，人們也可以選取其他的政治觀念。從某種絕對的立場出發(fā)，希臘和羅馬最重要的政治觀念一定會包括下面這三種：平等、自由和法律（實際上這三者貫穿本書的大部分章節(jié)）；同樣人們有時也會考慮另外的一些政治觀念，比如友誼和社會性。我并不認為我所選定的八個政治觀念是排他的或具有首要地位的，而是說它們是我所發(fā)現的最佳敘事方式，既能夠闡釋清楚古典時代的政治觀念，又能夠引起現代讀者的共鳴。
第一章首先討論八個政治觀念中的正義，因為它是集體公民身份的根本而又充滿爭議的基礎。設想如果富人能夠剝削甚至奴役窮人，如果窮人總是擔心會受到富人的教唆并陷入暴力或欺詐狀態(tài)之中，那么這將是極端的支配狀態(tài)，此時就不要指望權力還能有什么其他可能性了。為樹立正義，就需要構建一種政制（politeia）。該單詞在英語中通常被譯為constitution（政制或憲政體制），然而在希臘文中，它的意思是公民身份的條件，包括了一個社會的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在這一意義上，希臘人敏銳地觀察到了相互競爭的各種政制形式的優(yōu)缺點對此，我們將在第二章中展開討論。
第三章主要關注雅典的政治觀念和民主的政制形態(tài)。在本章中我們將直接比較古典社會與現代社會。盡管人們在古典時代的民主政治下承擔了比在現代各種治理形式中更為廣泛與多樣的角色，但是二者都承認責任、制約、評判等核心觀念，即便它們在政治體制上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通過審視雅典民主政治的特殊品質一項必定會打破關于它的諸多迷信的工作，人們得以認真反思現代各民主政體多么好地收獲了或能夠收獲它們最看重的諸種觀念。它將向人們證明，當最富裕的公民不得借助財富力量去支配貧窮的公民時，或者說前者不得憑此在政治中構筑起持久而堅固的權力基礎時，一個政治體系就能夠存續(xù)下去。盡管雅典的富人們也可以充分利用一些特定的機遇與職權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但是他們始終受制于更大的政治共同體的判斷，因此大多數時候他們都受制于那個更大的政治共同體的利益訴求，而整個共同體的利益訴求則取決于哪個集團在共同體中處于支配地位。
有證據表明，古希臘擁有比當今文明的國際社會多得多的政制類型。雅典的三位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前后相繼，歷經三世，形成了一個哲學家的世代譜系。在他們生活的時候，希臘的政制類型并不那么豐富，因為真正有價值的政體形式并未包括在內。這些哲人通過不同的方式，都認為當時的各種政體充斥著貪婪與對權力的欲望，在各地引發(fā)不斷的沖突，并未使自己的人民真正幸福。在第四章，我們將看到蘇格拉底在世代譜系的開端，持續(xù)不斷地向他的雅典同胞們質問正義、知識與德性的本質；接著是他的學生柏拉圖，出身高貴卻追隨其貌不揚的平民蘇格拉底，成為日后我們那些關于蘇格拉底的卓越著述的來源。第五章將討論譜系的繼承者亞里士多德。他來自一個侍奉馬其頓（位于古希臘北部）王室的家庭，后來加入了柏拉圖在雅典開設的學園，但自己最終創(chuàng)立了與之相抗衡的學園。以更加深刻的正義觀念為基礎，以謀求更為真實的人類福祉為目標，每一位哲人都構思了別樣的政治形式，即便是某種理想中的政制（英語中柏拉圖著作《理想國》［Republic］的書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認為在一個優(yōu)良的政制中，德性與公民身份理想化地合二為一了。
蘇格拉底的后世追隨者們把理想政制的幻景極端化了。它可能不采取任何傳統的政治形式，而是一個恒久的倫理共同體。由此產生了世界主義的觀念（第六章），它意指整個宇宙都被視為公民的領域。我們將會發(fā)現該觀念可被用來達成極為豐富的倫理與政治目標。公元前4世紀末，亞歷山大大帝死后，希臘政治進入了希臘化時期，人們一邊爭論著世界主義的觀念，一邊討論著政治與人類整體的自然性。是否真如亞里士多德對政治所作的定義，基于人性的本質，政治是自然的？或者，政治是否可能只是一項權宜之計、一個有用的社會契約，并沒有回應人類結成關系的最高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