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zhàn)爭陰影下的生活】 


      在整個20 世紀30 年代，日本對華戰(zhàn)爭的規(guī)模不斷升級，開支亦逐步擴大，然而大部分的日本人仍生活得相當優(yōu)裕，物質無甚匱乏。從1937 年到1941 年，工業(yè)生產增長達15%，重化工業(yè)因為軍事需求的關系，發(fā)展更為明顯；公共討論空間的確受到鉗制，但文化生活仍頗為蓬勃而有生氣。因此當日本領導人把日本內政外交帶往一個新方向時，從個人的周圍環(huán)境觀察，大部分人民實無須懷疑其領導人的智慧。 


      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太平洋戰(zhàn)爭在1942 年發(fā)生逆轉，日本開始陷入劣勢，然而早在20 世紀30 年代末，一些令人不安的跡象其實已逐漸浮現(xiàn)。在經濟方面，1937 年以后的增長速度很明顯地放緩，通貨膨脹率在戰(zhàn)前是6%，雖不理想，但仍在控制范圍。然而1937 年中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通貨膨脹率開始加劇，遽增至兩位數(shù)；征稅額亦在20世紀30年代下半葉急升；到1938年，軍事開支已占去政府預算的3 / 4、國民生產總值的30%。如果與蘇聯(lián)在20世紀70年代及80年代的經濟狀況相比，日本的失衡情形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此后數(shù)年中，其嚴重情況更是變本加厲。到20世紀40年代初，消費經濟實質上已消失。為了嚴格掌握資源去向，紡織及其他消費工業(yè)絕無其他渠道可以取得任何原料及資本，總動員計劃更迫使其設備轉為戰(zhàn)時生產服務。不過物價與工資管制產生意想不到的惡果，它迫使消費者、雇員及工人轉向黑市求取所需貨物及工作，最后導致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從1934年到1945年，日本實質工資下跌60%，而美國及英國同期的實質工資則上升20%，德國則是維持原狀。到1944年初，當時各大都會仍未遭燃燒彈空襲，民間生活已經好幾年陷入物資匱乏狀態(tài)，政府亦實施管制。 


      這種每況愈下的情形可見于一個老板娘的平實回憶，她原來生活相當富裕，與丈夫在東京經營面包店。根據(jù)她的自白： 


      有一陣子我們只能買到一種上海（假）雞蛋……它們不像真正的雞蛋可以起泡沫，因此糕點也發(fā)不起來了，不過到后來也沒法買到了，我們只好改賣三明治，其后糖又無法供應了。我們買來10條面包，能切多薄便多薄，由于買不到火腿肉，只好用鮪魚作材料……不久，我們這些小老百姓連雞蛋也買不到了，更不用說鮪魚，我們只好放棄三明治生意……到后來，我們連烤面包的機器也給了軍部，因為它們是鐵制的……我們身邊也沒有多少東西剩下，飛機空襲又一天比一天緊，最后我們決定離開東京……我們門前中町的家是在3 月9 日那一天的空襲中被燒毀的……不過我們還算幸運，家里的人都在戰(zhàn)爭中活了下來。 


      當動員與戰(zhàn)爭的陰影逐步籠罩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時，日本的文化領袖卻扮演著各色各樣的角色。或是為自保，或是為不滿時局，有些人便投入到藝術工作及非政治性活動中，借以逃避現(xiàn)實。著名的作家谷崎潤一郎（1886—1965）致力于將古典文學名著《源氏物語》翻譯為現(xiàn)代日語，約于1938 年完成。一些左翼學者亦由積極變?yōu)橄麡O，轉而翻譯歐洲古典社會科學名著。久留間鮫造（1893—1982）就是在這時期開始編纂馬克思著作辭典，最后完成這項巨細無遺的浩大文化工程，有類今天因特網(wǎng)時代的搜索引擎，其不同之處僅在于它是計算 
機問世以前的產物。 


      有少數(shù)異議者雖未有互相交流，但各自企圖躲過言論檢查，發(fā)表其批判性看法。下面一首詩發(fā)表于1944 年，很明顯未被當局檢查出來，因此得以宣揚其和平主義觀點： 


      鼠 


      拋棄生死之生 
      一只老鼠有若浮雕 
      挺立于熱鬧街道之中 
      俄然老鼠壓得扁平一塊 
      來往如織的 
      車輪 
      一起飛滾而來 
      像熨斗壓向老鼠 
      把它熨得扁平 
      老鼠 
      一只的老鼠 
      不但老鼠沒了，一只也沒了 
      死亡陰影頓時銷聲匿跡 
      有一天，在熙來攘往的街道 
      只看見一塊扁平之物 
      于陽光下遭受踐踏與蒸烤 


      然而這首詩的作者究竟屬于少數(shù)人，大部分的知識分子多半熱烈支持戰(zhàn)爭。他們加入政府主辦的藝術家與作家團體，或是撰寫文章，或是發(fā)表演講，主張戰(zhàn)爭動員及革新是一個偉大任務，目的是“超克近代”。 


      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思想界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批判現(xiàn)代性及西方文化，其努力到1942年7月達到高潮，亦即當時在京都大學所召開的“近代之超克”研討會。日本國內不少著名學者聚首一堂，希望能把他們在學術上的貢獻與地緣政治學聯(lián)結起來。在他們看來，思想工作其實是整個戰(zhàn)爭的一部分，應為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圣戰(zhàn)”盡一番力量。對他們而言，中國與太平洋戰(zhàn)爭有其“世界史的意義”，這意義不外乎“日本人的血與西方知性之間的相克過程，西方知識至今已形成一個體系，橫行霸道，而日本人的浴血奮斗才是我們知性活動的真正原動 力”，與西方思想捍格不兼容，兩者必須做殊死決戰(zhàn)。正如在實際戰(zhàn)爭中，日本要解放亞洲，不要接受西方霸權；在文化戰(zhàn)爭中，亦要反抗近代性及西方，不要屈膝于西方的文化理想中。 


      “近代之超克”的支持者認為文化上的真正敵人是理性的“科學”，它可以溯源至希臘、猶太及基督教，日后逐漸成為西方傳統(tǒng)。西方傳統(tǒng)文化是以人神對立為中心，然而日本則相反，它從來沒有人神矛盾或緊張的關系，因為日本精神源于神道，其基礎為一個“知的統(tǒng)一性”，強調存在、生命以至萬物的“全體性”。 


      反近代性者認為自19 世紀80 年代以來，明治維新便遭出賣。他們認為明治維新真正的精神是承擔東方的責任，聯(lián)合各東方國家反抗西方。從某一層面而言，日本是成功的，因為當印度遭凌辱、中國被瓜分之際，日本卻屹立不倒，成為反抗西方的中流砥柱。然而其后卻 
      不是這回事，明治日本稍后的“近代化”政策導致全國陷入西方物質主義中，日本人民變得自私自利，看不到他們真正的目的是在天皇仁愛的領導下，共同創(chuàng)造一個不分階級、和睦相處的社會。反近代性者認為日本到20 世紀20 年代更泥足深陷，大家渾渾噩噩，只知追求個人利益及快樂，而“摩登女郎”、美國電影、速度、縱情聲色，均成為這些生活的特征。上述所謂商業(yè)化及庸俗化的生活，其實已存在于德川時期的大眾文化中，不過當時把一切過失均諉之于西方文化的侵略，特別是美國輸出的毒素，美國民主被指責為一種掩人耳目的手法，這種小恩小惠卻欺瞞了許多無知大眾。 


      下面一首詩可以說是上述批判精神的總結，它是竹村健太郎于1941年12月4日所作，剛好是珍珠港事變發(fā)生前夕，當時社會的氣氛是期待戰(zhàn)爭擴大。也許是偶然，這一首詩剛好發(fā)表在12月8日，珍珠港事變發(fā)生的日子。 


      我立于義與生命 
      彼立于利 
      我可說捍衛(wèi)正義 
      彼可說利之侵略 
      當彼藐視四方 
      我則打造大東亞家庭 


      戰(zhàn)爭的目的被神圣化，它要解放亞洲，使其不再受西方操縱的現(xiàn)代主義壓迫，重新恢復亞洲社會的和諧。長谷川如是閑（1875—1969）*是著名作家，1942年初他曾在《日日新聞》上寫道：“東亞民族將會以大東亞戰(zhàn)爭為開端，建立一個共通文化區(qū)域，與自中古時期以來的歐洲類似……而第一步就是要將西方影響力逐出東亞。這偉大的任務現(xiàn)在正落到日本的肩膀上�！� 


      日本政府的戰(zhàn)時文化政策是上述精神的反映，國家政策公然排除英美文化的影響力。德法電影雖仍準許上映，但只限于那些歌頌英雄事跡的電影，愛情片則被拒之門外。所有“敵國音樂”都在禁止之列，特別是那些靡靡之音的爵士音樂。日本音樂文化協(xié)會是由政府控制的一個組織，擁有相當多的教師及音樂家會員。由于爵士音樂在日本十分風行，它在1943 年1 月宣布，要“將美國爵士音樂的影響橫掃出日本”，規(guī)定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五都開會討論“消滅頹廢爵士音樂”的方法。自20 世紀20 年代出現(xiàn)的美容院，其后日益普遍，到戰(zhàn)時亦被指責為污染女性的純潔，燙發(fā)因而被列為禁止項目。棒球在19世紀90 年代后便十分受歡迎，亦成為被禁目標，在1943 年4 月文部省下令停禁“東京大學棒球聯(lián)盟”間的大學比賽，主要是配合大學體育課程以軍事訓練優(yōu)先的目標。日本政府同時發(fā)動一場凈化語言的運動，要改變多年來英語及其他西方語言混雜于日語的情況，故棒球中的“打擊”及“出局”等外來語要用本土詞匯取代；“日本阿爾卑斯山”等用詞亦要重新命名為帶有本土氣息的“中部山岳”；政府也不鼓勵民間使用“爸爸”“ 媽媽”等西式稱謂。 


      無論知識分子還是政府都大聲疾呼，要求全民拋棄墮落無恥的西化生活方式，用犧牲精神取代之，稱這才是真正的日本皇道。他們的呼喚確實努力不懈，而且是無處不在。因為消費品 愈來愈短缺，刻苦而又自我犧牲的生活事實上是無法避免的。西方的奢侈品已從商店貨架上消失，城市婦女亦不再穿著時髦服裝，換上所謂傳統(tǒng)日式女性工作服，美容用的吹風機則送往軍方，作為再生軍用物資使用。 


      然而當文化行為與物資短缺或軍事需求無關時，其限制的效果則不太彰顯。人們對棒球的興趣仍然維持不減。1943 年10 月，軍方開始征召大學生入伍，當時在文部省強制下，大學間的棒球比賽已經被禁6 個多月。即便如此，早稻田大學及慶應義塾大學的校方仍認為兩 校間的棒球比賽是最好的送別方式。兩校的比賽吸引了一大批觀眾。至于職業(yè)比賽，球員都換上軍隊制服及軍帽。1944 年1 月，聯(lián)盟名稱亦改為“日本棒球國家服務協(xié)會”，但球迷依舊蜂擁到球場去。甚至在1944 年，當比賽在后樂園球場（今東京體育館所在位置）進行時，看臺上方要布置高射炮防守，平均仍有2 500 名球迷觀看這個敵國的全民娛樂項目。直到1944 年11 月，職業(yè)賽事才完全被禁止。 


      音樂界的情況亦如此。當爵士音樂被禁時，咖啡廳只是把留聲機關上幾天而已。但很快，老板又開始播放舊流行曲，開始還把聲音調低，后來便愈來愈大膽。甚至在軍隊內亦無法完全禁止“敵國音樂”。四個神風特攻隊隊員在等候任務分配時偷空參加了一個傳統(tǒng)詩歌創(chuàng)作比賽。在他們創(chuàng)作的和歌中，有兩句這樣寫道： 


      與美國人拼命的男人在聽爵士音樂。 
      久違了爵士樂，真希望和平快點來臨。 


      所謂超克近代文化的工作是充滿矛盾的，與新政治及社會經濟秩序事業(yè)的打造如出一轍，無法產生一貫的政策，在執(zhí)行時亦漏洞百出。在思想層面，反近代主義事實上源于西方，日本當時所用的觀念性語匯，均為歐洲的尼采及海德格爾等人所提倡。而且的確，當聲嘶力竭地喊出“ 超克近代”的口號時，所反映出的現(xiàn)實就是日本的近代化已根深蒂固；在一般大眾層面，西方的潮流、品味及習慣已深深打進日本社會，無法輕而易舉地割棄。口號雖然叫得震天響，但要打仗，則必須倚賴“理性科學”以生產飛機，也要用它來應付生產及戰(zhàn)場上的各種需要。事實上，日本工程師所設計的零式戰(zhàn)斗機十分出色。另一方面，臭名昭著的“731部隊”細菌戰(zhàn)專家把冷酷的“近代”理性應用于生物戰(zhàn)爭計劃中。這支部隊亦被稱為“石井部隊”，以其創(chuàng)立人石井四郎命名。該部隊于1935年創(chuàng)立于中國東北哈爾濱郊區(qū)，日本軍方在此實施大量人體試驗，基本上以中國人為對象，過程相當殘酷，目的是要開發(fā)和試驗細菌對平民大眾的影響，例如鼠疫、肺結核等傳染病。最后，我們必須了解到近代性及傳統(tǒng)價值的喪失所引起的不安并不限于日本或軸心國家，它是近代生活的一種明顯特點，全世界皆然。戰(zhàn)時日本使用極端方式以應付這種揮之不去的近代性難題，最后造成災難性后果。 


      節(jié)選自《第十二章 戰(zhàn)時日本》 






      【二、“3?11”災難及災后】 


      當對現(xiàn)在與未來懷有悲觀情緒的說法到處流播、被炒作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日本人民在2011年3月11日下午遭遇有史以來最強烈的地震。它亦是世界上有史以來第5大地震。地震強度為9級，震中位于日本東北宮城縣海上離海岸不遠的地方，它的威力是1923年關東大地震的100倍，而后者死亡人數(shù)已遠超10萬。幸好建筑規(guī)范嚴格，同時建筑技術亦容許高層大樓能吸收地震，居屋與辦公室的毀壞程度與地震強度相比仍屬溫和。但相繼而來的海嘯卻帶來高達15至16米高的海浪，直撲廣大海岸線，搗毀了防波堤。原來預估的設計根本沒有發(fā)揮作用，結果造成數(shù)以千計的人被淹死。在某些地區(qū)，由于海岸線地形作用，波浪甚至高達30至40米。由于不少受害者被波浪卷到海上，準確死亡數(shù)字無法核實。截至2012年7月，死亡數(shù)字接近19 000，另有2 906名失蹤者，估計他們事實上已不能存活。約有27萬人無家可歸，他們或因住所被毀，或依照政府命令撤出家園，只能居住在臨時設施內，重建新居的希望則遙遙無期。 


      海嘯后存活下來的人大多無法描述他們在海嘯打擊中的見聞：很多市鎮(zhèn)完全被淹沒，一度是那些市鎮(zhèn)大動脈的道路、建筑物等，如今毫無蹤影可尋。在日本東北福島縣岸邊的核電設施，其冷卻系統(tǒng)為海嘯破壞，更使情況雪上加霜。福島第一核電廠離東京241 公里，由東京電力公司（TEPCO）經營管理，其部分電力輸送給東京市居民。由于冷卻系統(tǒng)失靈，產生連串令人心驚膽戰(zhàn)的爆炸，最后是核燃料棒融化，向空中釋放大量輻射塵，然后飄落至泥土及水源中。到現(xiàn)在沒有接到報告說有人因暴露于輻射中而死亡，只能希望輻射的長期影響減至最低限度。但只能說是希望，無法肯定。 


      東京電力到2011 年12 月才宣布完成核電廠的“冷關閉”。然而至少到2012 年夏天仍有少量的輻射銫由廠內漏出，福島縣及附近各縣河流及湖泊仍可以探測到含輻射的泥土，其污染程度及所產生的危險，至今仍未有定論。輻射不斷外泄究竟有多嚴重實在不易判斷，不過要完全清理福島核電廠本身，大概要好幾年，何況核燃料泄漏后，輻射會擴散到福島及其鄰近各縣的水源及泥土中。在此后幾十年中，無法不擔憂數(shù)以百萬計人口的長期健康問題（災害發(fā)生時，只福島縣的居民便超過200 萬）。 


      在3 月13 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以及在兩星期后對國會發(fā)表的演說中，菅直人首相稱這次復合式災難為“二戰(zhàn)”結束以來“我們國家最深重的災難”。明仁天皇似乎支持菅的說法，3 月16 日他史無前例地通過全國電視網(wǎng)發(fā)表意見。這是在其父裕仁天皇于1945 年8 月在廣播 中宣布日本投降以來，天皇首次在廣播中發(fā)表演說。明仁天皇呼吁人民“在未來的日子里，永遠不要放棄希望并好好照顧自己”，類似其父在1945 年廣播中所說的“忍其難忍”。他的演說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對第一時間參與援救者的感謝，第一個便是自衛(wèi)隊，此亦是日本天皇第一次公開提到自衛(wèi)隊。 


      到2011年春夏間，“3?11”整個事件過程更為清楚，它是由兩個相關但截然不同的災難造成的，而其所產生的結果亦很不一樣。一個是海嘯產生的災難。生存者在哀痛其損失時，亦要奮力重建他們的生活及小區(qū)。他們一面討論把居處搬到高地的優(yōu)缺點，同時亦談及長久以來的問題，即人口老齡化及縮減，以及年輕人工作機會的減少。另一個災難是核災及其多重影響。約有8.8萬名居民被迫撤離他們的家園，6.2萬人甚至要搬離福島縣，回來的機會微乎其微；另外有200多萬名居民要長期暴露在低度輻射中，這可能對他們的身體不利；還有就是全國能源供應及能源政策問題。 


      一年之后，關于災難后果的各種故事仍在平面及廣播媒體中廣為流傳，甚至是在更新式的網(wǎng)絡以及社交媒體世界中。在2012年2月至7月間，至少有4份重要報告討論核燃料泄漏的原因及影響，寫作班子由一個重要的獨立調查團隊（2月）、東京電力公司（6月）、國會調查委員會（7月初）和一個政府顧問小組（7月末）組成。在關鍵問題上，他們的看法有分歧，例如對首相應對的評價—除了東京電力公司的報告外，他們一致指責政府的應對動作錯亂、政府及東京電力公司的顢頇，以及未能實時公布重要信息。 


      要解讀這些災難并非易事，在事發(fā)后最為普遍的一種想法是與其他危機做比較，甚至直接聯(lián)系起來。簡而言之，可以用“沒想到”這三個字總括，災后人們不斷聽到這三個字。因為一直以來人們預估下一次大地震會發(fā)生在日本東海(名古屋地區(qū))，從來沒想到會發(fā)生在日本東北部；也沒想到海嘯能破壞沿東北海岸線的防波堤及示警系統(tǒng)—它們都是花了無數(shù)金錢與血汗建立起來的，一直被引以為傲；也沒想到在地震與海嘯的雙重打擊下，一個核電廠會轉化為一個與“原子彈”差不多的東西；更沒想到在災難前供應大東京及東北地區(qū)25% 的電力網(wǎng)絡會停擺多月，而該地區(qū)的生產力占日本國民生產總值的40% ；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是生產供應鏈如此脆弱，地震直接影響所及的東北地區(qū)，其生產力只占日本國民生產總值6%，但卻讓日本其他地方，甚至歐美的生產設施停擺。故“3?11”事件也在華爾街金融專家的預料之外，在2008 年，他們原本宣稱的金融安全閥工具卻因為次級貸款引發(fā)了全球金融崩潰；換個比喻，“3?11”事件成為針對金融市場的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這正如2001 年恐怖主義者將飛機變成一種武器般難以想象。 


      亦有另一種解讀，它把上述情況聯(lián)系起來，角度卻有不同。到2011 年春末，日本輿論主流已認為災難發(fā)生不是意外，而是人們沒有“意愿”面對其后果，特別是重要人物。其實這種想法在災難發(fā)生幾天后便出現(xiàn)，尤其涉及受損核電廠的問題；輿論也批評地震學家的預言過分自信，只著重其他地區(qū)；同時亦批評工程師及災難科學家對堤壩結構過分樂觀。有部分專家及社會活躍分子事前便曾提及核危機的警示，他們人數(shù)雖少卻有一定的知名度。有些人事后聲名大噪，好像要補償他們過去所受的冷遇，以及人們不愿意面對他們曾提及的“不中聽的真相”。 


      因此災難以前不是沒想到，缺乏政治及經濟上的行動力成為災難的關鍵因素，上述事實不可否認。2012 年3 月曾有報道，2004 年東南亞海嘯發(fā)生后，東京電力公司做過海嘯演習，其規(guī)模與“3?11” 類似。這個演習準確地預計到所受損失的程度。據(jù)說由于要準備應對這種緊急狀況所費不菲，最后便未采取任何行動。核災難的根源其實相當深遠，事發(fā)后，記者、社會活動家與學者不但指責東京電力公司及政府，更創(chuàng)造了“原子力村”這個名詞，提醒社會大眾長期以來它背后隱含的政治及企業(yè)利益。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無論全國還是地區(qū)的政治領袖、官僚、科學家及私人企業(yè)都提倡并支持核電（同時亦支持大水壩發(fā)電）。他們認為這是個雙贏的發(fā)展構想，不但為發(fā)展城市及全國經濟提供所需能源，而且為日本農村帶來就業(yè)機會及經濟發(fā)展。現(xiàn)在當然可以了解，這種發(fā)展策略與安全機制背道而馳。不過縱然及早戳破核電安全的神話，能否為本國找到更好的能源來源卻是另一個問題。 


      要通過什么樣的政策來發(fā)展什么樣的能源？要設立更安全的核電廠還是放棄核能發(fā)電？應該在什么地方、實行哪一種重建方案？無論對個人還是家庭，企業(yè)還是國家，答案完全要看人民愿意承受多大的風險，所謂危險都是憑空想象，但卻不一定發(fā)生。在災難發(fā)生后的短短幾個星期中，沖突便出現(xiàn)，一方面是在重建過程中致力于改良，另一方面則是要維持原來的生活方式或繼續(xù)走生意發(fā)財之道。有人想重建釜石市那樣更大的防波堤，而且獲得不少支持。可事實上在海嘯過程中，堤壩只能稍微減輕其力度而已。亦有人主張擴大沿岸森林區(qū)及填土區(qū)，它在某些地區(qū)的確發(fā)生作用。另外一些意見是增加更方便的逃生路徑，重新設計市中心及高地住宅區(qū)。有關上述各種意見，縱使各方面都愿意盡其最大善意配合，也難以下決定。 


      在災難后的好幾個月，當日本人民一直思考上述各種問題時，一種重要的敘事出現(xiàn)。這種敘事把草根階層及日本各地方看作“好人”，抗衡社會上層的“壞蛋政客”及企業(yè)行政人員，這些人自私而又枉顧人民利益（尤其是東京電力公司的人）。無論在日本還是世界各地，幾乎同時廣泛流傳著一些故事，指出東北地區(qū)災民遵守秩序、忍耐、置苦樂于度外及擁有強韌生命力等特性。在撤離中心，他們盡量把事情辦得井井有條，不會侵奪別人財物，亦愿意把僅有的東西與別人分享。強烈的對照面則是那些政客，他們沒有到災區(qū)慰問，亦沒有公開表示同情或支持，甚至趁機在政界爭權奪利，在救災過程中攫取利益，其實政客間的政策基本上差異不大。在整個受災過程中，中央政府內唯一能脫穎而出的只有自衛(wèi)隊，其名聲不但更鞏固且贊譽有加。民意調查顯示人們對自衛(wèi)隊在救援及賑濟工作上的表現(xiàn)幾乎一致贊揚。在日美軍亦與自衛(wèi)隊配合，參加一個“友情行動”計劃（OperationTomodachi），社會上一般反應都不錯。 


      好人的草根階層與冷冰冰的政客、官僚及企業(yè)精英，這種黑白分明的兩極化分法無疑過分簡化。若仔細觀察，從災民家中失竊到救濟組織詐騙賑災捐助，這些事時有耳聞。當?shù)孛癖娮陨硪喑Ｓ旋e齬，甚至互相斗爭。在中央，很多公務員勤勤懇懇、努力不懈地工作—并不限于自衛(wèi)隊，他們提供救濟，為復原計劃編列預算與尋找財源，并且調查問題發(fā)生的原因。當然，所謂有責任感及道德感的大眾與無責任感及壞透了的領導人，這些說法對很多人來說并非沒有根據(jù)。 


      具體而言，政治人物狗咬狗的戲碼來得十分迅速，令人訝異。不只自民黨與民主黨之間出現(xiàn)斗爭，民主黨內部也同樣產生紛爭。2011 年6月2 日，離震災還不到3 個月，國會對首相菅直人便投下不信任票，主要是由他自己黨內的投機分子背叛造成的。原因之一固然是不滿其應對災難的方法，但也是由于黨內反對派長期累積的不滿所造成的，最顯著的例子便是權力不斷走下坡的小澤一郎。為了阻止不信任案的成立，菅直人承諾“只要災害處理有一定進度”，便會辭去首相一職。2011年8月，他依約辭職，次月其首相及民主黨總裁職務由野田佳彥擔當，野田是一位低調卻更保守的政治老手。因此在史無前例的災難面前，大家會好奇地追問：究竟這群對舊游戲樂此不疲的政治家內心在想什么？ 


      野田內閣無須面對救援及賑災的危機，但卻要化解更長期性的復原及外交上的挑戰(zhàn)。民主黨仍身處危機四伏的政治及政策環(huán)境中。為了不增加政府債務而能支付災害復原建設，野田在2012年夏天與自民黨妥協(xié)，以換取國會通過兩階段加稅案，把消費稅提高至2倍，亦即由原來的5%提升至2015年的10%。不過加稅與民主黨2009年的競選政綱相抵觸，小澤宣稱他反對野田的原因與反對菅直人一樣。2012年7月，小澤脫離民主黨，49名民主黨議員跟隨他，另行成立一個小黨，但有相當實質性的影響力。結果民主黨在國會的眾議院中僅以微弱優(yōu)勢成為多數(shù)黨。為了取得自民黨的支持，野田承諾在短期內舉行大選。 


      ………… 


      節(jié)選自《第十八章　震蕩、災難及其后續(xù)：2008年以來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