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沒有法律信任就沒有法治中國
      “這是最美好的時代，這是最糟糕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英國作家查爾斯·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篇用這一段話，描述了他所處的時代。如果我們用這句話來描述當前中國的法律發(fā)展，也是比較貼切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無法無天”到重視法制，從法制到法治，再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國家對法治建設的每一個重大舉措，都意味著法治中國的美好時代正在一步步向我們走來。然而，也正是在這樣一個轉型的時代，法律的公信力不足，法律權威的軟弱，仍是客觀存在的。這種極端反差印證了伯爾曼的著名論斷：“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善根博士也正是在這一極端反差中，敏銳捕捉到了法律信任這一時代命題。
      法律信任是個大問題。所謂“大問題”，包含了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指其題目宏大。法律信任一直難入法學研究者的法眼。不管是部門法學還是理論法學，都不屑于研究它，覺得這是一個細小的、微不足道的話題，不值得研究。而事實上，法律信任是一個非常宏大的問題，是法治的核心結構和關鍵要素之一，是實現(xiàn)法治美好時代最后的、也是最難攻克的堡壘。二是指問題大。在改革開放初期，法制發(fā)展的主要問題就是無法可依。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宣告形成，但信訪不信法、甚至理直氣壯違法的現(xiàn)象仍較為突出，逃避法律甚至抵制法律的情況仍較為嚴重。這些問題正是法律信任缺失的具體表現(xiàn)，其引發(fā)的社會負效應不容忽視。
      法律信任是個好問題。所謂“好問題”，就是法律信任內含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核心問題，尤其是與法律的公信力和權威、法律服從和法律遵守緊密相連。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頂層設計，旨在通過制度改革促進法治的內涵建設，以提升法律公信力和權威，提高社會的法律意識，最終形成全民守法的局面。其中，如何建構法律信任就是一個上承法律公信力與權威，下啟法律得到普遍遵守的關鍵性要素，特別值得研究。同時，公信力是法律的基本品質，法律有了公信力才會有權威性，而公信力的本質就是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任。從法治建構的愿景而言，最大莫過于社會公眾對法律的服從和遵守，而這又是以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任為前提的。沒有法律信任就沒有法治中國。因此，如果能夠把法律信任這個問題研究好、研究透，無疑是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xiàn)法治中國的目標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法律信任是個新問題。所謂“新問題”，是從研究的角度而言，是研究者新近關注并研究的問題，展現(xiàn)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和研究視角。這并不是說法律信任是法治建構的新問題，實際上，法律運行中的信任問題歷來就有。但在學術研究中，我國開始以法律信任為主題的研究也就是近十年的事情，其伴隨著社會科學領域的信任研究而來，在此之前，法學研究很少觸及法律信任問題。更為重要的是，法律信任包含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這一視角不僅嵌入了社會科學的視野，使得法學研究中的相關研究不再是純哲理性的研究，而更具有經(jīng)驗意義，而且也使得法學研究一直秉持的國家立場逐漸轉向社會立場。正是因為有了研究視角的差異，才有可能把法律信仰與法律信任區(qū)別開來。
      善根博士是國內較早研究法律信任的青年學者，其早在五六年前就有相關研究成果發(fā)表。四年前，他以此題撰寫了博士后研究報告，本書就是以博士后研究報告為基礎修改完善而成的。我作為他的博士后合作導師，非常了解其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所思所想。簡要而言，善根博士在本著作中的所有努力，一方面是讓學界理解法律信任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的意義，另一方面更在于努力建構法律信任基礎理論，以便于開啟法律信任的研究范式。確實，法律信任研究正當其時，需要進行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
善根博士是我招收的第一個校外博士后。時值西政正在進行博士后制度改革，希望通過博士后流動站平臺，引進校外的優(yōu)秀青年學者。2014年，善根博士從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正式調來重慶，加盟西政法理學科。如今，他已經(jīng)是我校法理學教學研究團隊的青年骨干力量之一，是一位難得的、學術潛力很大的后起之秀。
      善根博士名如其人，文如其人；為人處世，沉穩(wěn)心善；求學立著，踏實嚴謹。從善根博士完成博士后報告到即將出版，已經(jīng)四年有余。四年的蟄伏，使得本著作更加成熟和豐滿。作為他的指導老師，甚為欣慰。既對他表示祝賀，也期望他能在學術上更進一步，嶄露頭角。
      是為序。
      付子堂
      2017年盛夏于重慶寶圣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