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著以新歷史主義視域中格林布萊特的文化詩學批評觀為研究個案，結合其具象化批評實踐活動，通過重點分析他的經(jīng)典性論斷和代表性論著，逐步演繹出其批評思想的來龍去脈和精髓要旨，目的在于從理論的源頭上厘清與把握文化詩學批評觀的學理思路和實踐走向，揭示其“文化的主體性”與“主體性的文化”、“歷史文本化”與“文本歷史化”、“權力話語化”與“話語權力化”等多重互文批評范疇的文化品格、歷史語境和政治內(nèi)涵。與此同時，重估和重構新歷史主義與文化詩學批評流派的發(fā)展脈絡與理論框架，并開誠布公、實事求是地闡明其理論價值與歷史局限，對中國文化詩學批評理論的當代闡釋和主體重建無疑具有重要的認識論啟示價值和歷史觀映鑒意義。我們有著充沛的理由與依據(jù)來確信，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批評理論一旦植根于中國“本土”的文學批評生態(tài)，勢必助力于其自身批評實踐的疆域擴展與理論完善，夯實在“立場自醒、理論自覺和價值自省”的思想基礎之上,還將強力拉動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與批評向和諧共生、美美與共的“生態(tài)型批評”理想不斷靠攏，從而保持一種涵養(yǎng)傳統(tǒng)與吸納新知“落霞與孤鶩齊飛”的批評態(tài)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