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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干五百年：從拜占庭帝國滅亡到21世紀》這是一本簡介巴爾干歷史的精練小書，由專注巴爾干歷史研究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撰寫。
由于巴爾干地區(qū)特殊的地理位置，歷史上這里發(fā)生過的戰(zhàn)爭與艱辛，比我們所知的還要多。但是，單單把巴爾干當作“歐洲火藥桶”、麻煩的策源地，這是不公平的。在《巴爾干五百年》中，作者馬克•馬佐爾對巴爾干各民族懷著深刻的同情，介紹了他們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統(tǒng)，講解了這里的山川河流、宗教信仰以及四面八方野心勃勃的列強，怎樣深刻影響了巴爾干歷史面貌與社會萬象。近代，不甘淪為大國博弈的棋子的巴爾干民族，進行了曠日持久的獨立斗爭。但到了二十世紀，巴爾干地區(qū)依然難逃厄運，成為兩次世界大戰(zhàn)和“冷戰(zhàn)”的最前線。
從希臘到前南斯拉夫，由伊斯坦布爾至薩拉熱窩，巴爾干這片屢遭戰(zhàn)火蹂躪的土地，遍布著多少傷痕？又有多少值得銘記與沉思的往事？巴爾干歷史專家馬克•馬佐爾提供了簡潔而精彩的觀察——巴爾干的故事，也是一部文明沖突和交融的啟示錄。

海報：

【引言】
西方人對巴爾干的刻板印象應該發(fā)展了不止一個世紀，否則這些印象為何仍有那么大的控制力就委實難以解釋。這個名詞雖然近來才產生，卻是奠基于西方深層思想之上。其中一種刻板印象來自東正教和天主教的緊張對立，形成于十字軍1204年劫掠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時。當然，更重要的因素仍是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之間那道互相不了解的鴻溝。這兩個世界為了在歐洲爭奪疆土和信徒，已纏斗了超過千年—開始于公元7世紀，至17世紀末葉仍不止息。
第1次“圣戰(zhàn)”將穆斯林文化拓展到一片廣袤的區(qū)域，西至西班牙（和大部分非洲），東到印度和中國邊境。“基督教國家”為了對抗，展開了收復伊比利亞半島的光復運動（reconquista）,收復南部意大利的運動，以及最為首要的“十字軍東征”。借用歷史學者埃立克•克理斯琴森的話，“地中海的神圣戰(zhàn)爭終究是時間、金錢和人命的可悲浪費”。話說回來，基督教對抗撒拉森人兩個世紀，雖未能重奪耶路撒冷，卻加強了基督教歐洲對異端人士和異教徒在軍事上不寬容的傳統(tǒng)，尤其是不能容忍穆斯林。伊斯蘭國家仍接受非穆斯林為臣民（在奧斯曼帝國統(tǒng)治下的巴爾干半島，非穆斯林常是多數(shù)人口），反倒是基督教國家驅逐穆斯林（而且從中世紀起便嚴格控制猶太人小社群的居住地），視他們?yōu)橥{。
伊斯蘭教對抗基督教國家的第二次軍事行動是以中亞的游牧民族土耳其人為前鋒。11世紀到17世紀之間，土耳其人民逐漸侵蝕并擊敗拜占庭帝國，征服了基督徒在愛琴海東邊的殖民地，占領黑海周邊，最后他們經由匈牙利，挺進到中歐的日耳曼心臟地帶。奧斯曼的軍隊還兩度包圍維也納�；酵秸J為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證明了東正教已經衰亡，拜占庭的帝國體制走向毀滅，這是神對世人所犯罪惡的懲罰。當土耳其的船艦在意大利外海巡弋的時候，虔敬的天主教徒都聽從教會指示要“祈禱伊斯蘭教毀滅”。奧斯曼王朝也許將自己視為羅馬和拜占庭普世帝國體制的繼承者，是“神在地上的影子”。但對許多基督教徒而言，例如伊麗莎白時代的歷史學家理查德•諾爾斯，它是伊斯蘭教威脅的最新化身，是“世人當前的恐懼”。
盡管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宗教上互相憎惡，16世紀的歐洲人仍很敬畏土耳其人的勢力、領土和效率�！癎ran Signore”（大人），即普為人知的奧斯曼帝國蘇丹，被視為或許是當時已知世界中最有權勢的統(tǒng)治者。文藝復興時代的觀察家形容他是亞歷山大大帝和羅馬皇帝們的繼承者，與基督教軍隊毫無軍紀的狀態(tài)對比鮮明。1525年，法蘭西國王兼“教會的長子”費朗索瓦一世尋求與蘇萊曼大帝結盟以對抗神圣羅馬帝國，讓基督教國家原本搖搖欲墜的聯(lián)合陣線終于崩塌。這次“百合花與新月褻瀆神明的結合”正是天主教法蘭西和土耳其人長期聯(lián)合的開端。威尼斯人也對奧斯曼帝國似乎無垠的疆土和無限的人力印象深刻，這帝國機器為戰(zhàn)爭而建。他們的大使馬可•密尼歐在1521年已經警告：“大人”已掌握通往所有基督教國家之鑰。
英國作家富勒在1639年寫道，蘇丹的帝國是“太陽之下最龐大、最固若金湯的帝國。將大海和陸地加在一起……由西方的布達到東方的陶瑞斯，它延伸之地大約有3000英里……它位于世界的中心，像一位英勇的斗士向他所有的邊境居民挑釁，并掌握著歐洲、亞洲和非洲最富饒的國家”。它的兩個大都會君士坦丁堡和開羅規(guī)模之大，讓訪客敬畏不已，也使倫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羅馬如小巫見大巫。它的壯麗讓鄰近紛鬧的基督教國家黯然失色。它的權勢吸引歐洲人，也令他們退避三舍。針對改信伊斯蘭教的基督徒亨利•布朗特爵士曾評論說：“看見那么多人離開我們而投入他們，而他們只有那么少人歸向我們，仿佛目睹對面有一場興盛的運動，吸引人們共襄盛舉�！�
后來，這種對奧斯曼政權的尊敬論調開始漸漸消失。從17世紀的下半葉，遠在孟德斯鳩論及專政體制的著作出現(xiàn)之前，奧斯曼的統(tǒng)治便日益被描述成“暴政”或“專制”。早先對它宗教寬容的描述減少了，人們愈來愈強調它缺乏合法性，它嚴重的貪污、苛捐雜稅、司法不公，并預言它終究要滅亡。
這樣的觀點轉變，正當土耳其人及其對手之間的權力均衡發(fā)生明顯的變動之時，此時奧斯曼的軍事擴張仿佛已到了極限。由于貿易和帝國組織橫越了大西洋，商業(yè)資本主義興起，而且三十年戰(zhàn)爭后新的國家制度建立起來，信奉基督教的歐洲愈來愈強盛。尤其是俄國和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崛起后，奧斯曼飽受軍事威脅，因而基本上改變了東歐和黑海區(qū)域的權力均衡。1683年奧斯曼帝國第二次圍攻維也納失利，奧斯曼在歐洲的勢力從此時開始式微：哈布斯堡的軍隊攻下了匈牙利、克羅地亞及其附近地區(qū)，讓基督徒大量移居至此，構成了軍事前哨區(qū)。奧斯曼內部國力也愈來愈虛弱，帝國官員已經注意到中樞對于行省的控制日益無力。悲悼16世紀的黃金時代成了奧斯曼政治文學中的慣用主題。帝國大部分地方，當然也包括巴爾干，人民的生活愈來愈沒有保障。
價值觀的大幅度變動，伴隨著這些政治和經濟進程。在17世紀的宗教戰(zhàn)爭之后，科學與啟蒙運動的興起為歐洲帶來了新的政教分離主義，并統(tǒng)合了精英文化，使奧斯曼的政治—宗教結構似乎顯得過時。也是從此時，西方開始譴責過分自負的宗教勢力，包括腐敗的東正教教士與伊斯蘭教“狂熱分子”，并延續(xù)至今。在旅人、博學者和哲人的著作中，出現(xiàn)了強力的、新的兩極論，例如文明的西方和野蠻的東方、愛好自由的歐洲和專制的東方。欲望的、緩慢的、夢幻的——對于關心自己的西方游客而言，東方的一切都像鏡中之花。
巴爾干本身是歐洲和亞洲之間的過渡文化區(qū)——位于歐洲卻又不屬于歐洲。19世紀的旅人比前人有更敏銳、更注重價值的辨別力：他們一踏上奧斯曼的土地，便意識到自己已離開歐洲來到亞洲。1875年，年輕的伊文斯站在哈布斯堡王朝克羅地亞和奧斯曼帝國波斯尼亞的界河薩瓦河岸邊，開始“體會到我們生活在怎樣的新世界里。波斯尼亞人說薩瓦河的另一邊是‘歐洲’，他們說對了：事實上，五分鐘的航程就能將你載到亞洲。見識過土耳其轄下敘利亞、亞美尼亞或埃及等行省的旅人，當他們來到波斯尼亞，都會立刻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個歐洲土耳其行省有熟悉的亞洲和非洲景色”。西方人士還注意到，私人財物在這里并不安全，奧斯曼法律奧秘難測，而且統(tǒng)治者與臣民信奉的宗教有極鮮明的區(qū)別。總之，當?shù)亟o西方人留下的美學的，乃至戲劇性的印象，讓西方人大為驚艷——那些出人意料的顏色、氣味，混雜的民族。1812年，年輕的亨利•荷南在伊奧尼亞群島對面的普勒維扎登陸，他寫道：“進入這些區(qū)域，景色突然一變，你看到眼前有新的生物，帶著富有東方意象的所有華麗裝飾，它們長久以來就在我們對東方故事的想象里，樂趣橫生。由于宗教等背景環(huán)境，土耳其人有全然一致的習慣，所以這樣的景色變化在你可能進入的第1個土耳其城鎮(zhèn)，跟那些更遠離歐洲邊境的土耳其城鎮(zhèn)一樣，幾乎同樣引人注目�！币粋€世紀以后，一位年輕的俄羅斯記者，即后來成名的托洛茨基，在第1次巴爾干戰(zhàn)爭的前夕乘火車由布達佩斯前往貝爾格萊德，他由車窗望出去，不禁高興得大喊：“東方！東方！一個有不同面孔、服裝、種族和文化水平的混合物，多么奇妙！”
這種令人驚惶的歐亞之間或東西之間的文化互相滲透，在現(xiàn)代對巴爾干的多數(shù)描述中都有體現(xiàn)。歐洲被看作一股文明的力量，在消極的東方文化中埋下一顆震撼彈。旅人慣常對“歐洲式”的生活跡象發(fā)表高見，例如有玻璃窗的房子、金屬餐具、夜總會，或有臺球室的大飯店。巴爾干的城市則都被形容成有歐洲的門面，門后卻是東方的現(xiàn)實景象——意味著景色如畫，但是骯臟不潔、臭味四溢、沒有生氣、缺乏規(guī)劃。鐵路是歐洲的，但馬車道不是；科技鐵定是歐洲的，宗教儀式卻不然。社會結構幾乎總是被分成現(xiàn)代化的表面和傳統(tǒng)的本體。東方的種種現(xiàn)實，如宗教的勢力、普遍的農業(yè)貧困等，都被認為許多世紀以來不曾改變。由許多記述中可看出，到了19世紀末葉，西方旅人實際上已不可能用其他方式來看待巴爾干——他們接觸的都是文學中東方醉人的歡愉和感官的享樂，就像法國作家皮埃爾•洛蒂描寫的那樣。
在外交方面，盡管奧斯曼帝國和法蘭西有聯(lián)系，它長久以來仍不被視為歐洲強權集體行動的一分子。例如，它在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中沒有代表權，也被國際法的評論人士排除在“基督教國際大家庭”之外。是現(xiàn)實政治——奧斯曼帝國明顯的衰亡，與令人擔憂的俄羅斯的崛起——將奧斯曼帶上國際舞臺。歐洲列強幫助土耳其打贏了與俄羅斯的克里米亞戰(zhàn)爭，終于在1856年宣布“允許‘高門’參與歐洲的公法與制度”。但高門也被要求推行財產、司法與宗教平等的改革，信奉基督教的列強堅持這些制度是現(xiàn)代文明國家必需的。
土耳其人本身卻從來沒有被歐洲人接納。在19世紀日益種族化的詞匯中，土耳其人是統(tǒng)治“歐洲文明誕生之地”的“亞洲人”、“游牧民族”和“野蠻人”。約翰•羅素勛爵于1828年寫道：“土耳其人顯然在各方面都不同于歐洲其余的民族�！鄙踔吝B萊瑟姆這位維多利亞時代頭腦最清楚的民族志學者都表示：“若不嚴格來看，土耳其人就是歐洲人，就像新英格蘭人是美國人一樣�！比R瑟姆完全不認同土耳其人是“歐洲的新來者”或“亞洲人”，大肆嘲笑這類的觀點，同時覺得土耳其人的宗教使得他們成了“歐洲體系中難以對付的成員”。穆斯林普遍被西方人誤認為比基督教臣民更“好戰(zhàn)”。一位美國外交官于1842年寫道：“沒有任何古代或現(xiàn)代的戰(zhàn)爭像土耳其人對抗希臘人的戰(zhàn)爭那樣狂暴和殘忍。歐洲的基督教國家能夠長期緘默，冷眼旁觀它的暴行，實在是令人驚訝的事�！北M管有作家反駁，如喬治•芬利曾寫作《希臘獨立戰(zhàn)爭史》，不遺余力地抨擊雙方的“滅種戰(zhàn)”，但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暴力只會來自戰(zhàn)爭雙方中的一方。格萊斯頓公開譴責“保加利亞恐怖事件”時，便曾有效地利用這種單方暴行的觀點，這也證明了盡管有證據顯示基督徒也從事暴行，或屢次故意挑起暴行，保持此觀點的人卻完全不為所動。伊迪絲•杜韓如此總結西方人的態(tài)度：“當穆斯林殺穆斯林，那不算一回事。當基督徒殺穆斯林，是正義的行為。當基督徒殺基督徒，那是判斷失誤，好不要談論。只有當穆斯林殺基督徒時，我們才認為是十足的殘暴�！�
基督教歐洲對于穆斯林受害者視而不見，因此忽略了奧斯曼帝國衰亡所引發(fā)的巨大人口遷移。奧地利地質學家埃米•博伊于1854年寫道：“在西方，人們時常談到要將所有的土耳其人（即穆斯林）遷到亞洲去，以便讓歐洲土耳其變成一個獨尊的基督教的帝國。這就如同以不人道的命令將猶太人逐出西班牙或將新教徒逐出法蘭西一樣，而且事實上幾乎行不通，因為歐洲人常常忘了，在歐洲土耳其，穆斯林大部分是斯拉夫人或阿爾巴尼亞人，他們對這塊土地的權利，跟其他基督教同胞的權利一樣由來已久�！备鶕豁椆烙�，在1821年之后一個世紀內，大約有500萬穆斯林從奧斯曼在巴爾干和黑海區(qū)域的土地上被趕走；光是在巴爾干，就有170萬到200萬之間的穆斯林于1878年至1913年自愿或非自愿
遷往后來土耳其共和國的所在地。土耳其語因此衰退成區(qū)域性的語言，殖民城市被信奉基督教的新來者接收，奧斯曼的建筑都遭到恣意破壞或任其坍毀。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境內的清真寺和其他建筑杰作于20世紀90年代早期遭到炸毀，正是這種由來已久的極端去伊斯蘭化的延續(xù)。
1912年到1913年間，巴爾干半島上的奧斯曼帝國崩潰，許多西方人士都將此視為“亞洲的”強權終于被逐出歐洲的標志，是基督教國家的宗教力量和種族力量的勝利。當時的美國記者弗雷德里克•摩爾曾在《國家地理雜志》上報道，亞洲土耳其人強行以伊斯蘭教的方式統(tǒng)治其歐洲的臣民，摧毀他們的意志。土耳其人設法讓歐洲人改信伊斯蘭教以增強自己的種族勢力，卻終究無法勝過自己統(tǒng)治之下的歐洲人種�，F(xiàn)在，“‘土耳其人’將循許多世紀前他們來時的路返回亞洲，與歐洲人的來往并沒有改變他們的本質。他們對歐洲人的印象仍停留在中古時期歐洲的野蠻，歐洲的美麗和污穢，歐洲輕率的信仰”。至于未來，摩爾預測土耳其帝國以前的統(tǒng)治者根本不會有任何改變，但是“我們似乎可以謹慎地預測，這些已擴大的巴爾干國家會沿著現(xiàn)代路線快速發(fā)展，因為我們已見到它們雖然面臨重重困難，但至少部分實現(xiàn)了采取歐洲文明制度的熱望”。
摩爾的預測完全符合一般自由派的期望，即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人民的文明能力有高下之別。不少歐洲人士因為相信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希臘應自奧斯曼統(tǒng)治中解放，而在歐洲其余地方奔走游說：摩爾的說法則揭示了支持這些說客的觀念。但正是這種論調導致了隨后幾乎不可避免的失望。早在1836年，在巴爾干民族主義首次得勝之后，一位前往希臘的法蘭西旅人記錄下他情緒上的變遷。他寫道：“成為土耳其人奴隸的希臘人是受人憐憫的。希臘人一旦獲得自由卻使人恐懼。他們的生活是一連串的偷竊和襲擊，縱火和暗殺成了他們的消遣�！庇谑牵杂膳傻臉酚^主義在1912年被迅速甚至是粗暴地粉碎了。剛剛才打敗奧斯曼軍隊的幾個巴爾干國家立即在第二次巴爾干戰(zhàn)爭中彼此兵戎相見。不時傳出的新聞透露，他們的正規(guī)軍以殘暴的方式對付平民，尤其是在馬其頓、科索沃和黑山。托洛茨基曾報道說：“當你靠近看它，會看到這一切。肉正在腐爛，人肉和牛肉都一樣；村莊變成了群立的火柱；人們要殺光‘12歲以上的人’；每個人都變成了野獸，失去了人性�！�
然后，1914年6月，斐迪南大公被信奉民族主義的塞爾維亞學生加夫里洛•普林西卜刺殺身亡。20世紀的第二次波斯尼亞危機和第三次巴爾干戰(zhàn)爭變成了歐洲大陸的浴血慘劇，終于摧毀了歐洲的舊秩序。就因為這樣，巴爾干從此在歐洲人意識中受到詛咒。只有那些對這些小國懷抱最熱烈希望的人才繼續(xù)力爭，說它們值得援助。愿意主張不把歐洲的文化設想強加給巴爾干，從其自身理解巴爾干的人就更少了。

【關于暴力的反思】
20世紀90年代，前南斯拉夫境內的戰(zhàn)爭讓巴爾干重新成為歐洲地圖的焦點，并喚起了人們對一次大戰(zhàn)的不安回憶。當歐陸其他地方正在應付集體移民、新的區(qū)域差異與“多元文化社會”（一個委婉的名詞）的議題時，東南歐仿佛退回到早期有關領土戰(zhàn)爭與種族同質化的歷史邏輯。這是歐洲的過去，還是它的未來呢？
那些反對西方國家干預巴爾干半島的人較少責備米洛舍維奇，他們怪罪的是行為模式背后的長期文化因素。他們認為在巴爾干這個有數(shù)個主要宗教交會之處，種族差異才是當?shù)貨_突的長期來源。他們并未將種族凈化看作建立民族國家的歐洲式邏輯的一部分，而是一連串屠殺和反屠殺的最新形式；巴爾干的歷史正是由這些屠殺構成的。英國前首相梅杰于1993年說：“波斯尼亞境內的沖突是無關個人的、不可避免的力量的產物，任何人都無法控制�！边@段話并不陌生。一個世紀以前，法國外長阿諾托就同樣將安那托利亞境內的反亞美尼亞人屠殺稱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數(shù)千次斗爭中的一樁”。
然而如同本書所說，許多世紀以來，巴爾干半島上的生活并沒有比其他地方充斥更多暴力，事實上，奧斯曼帝國較大多數(shù)國家更能容納語言和宗教的差異。對于曾目擊奧斯曼末日的湯因比而言，沖突的來源顯然在這個區(qū)域之外。他于1922年寫道：“在這些人民中引入西方（關于民族主義）的思考方式，結果是造成屠殺……那樣的屠殺其實只是相互依存的鄰邦被致命西方觀念煽動而進行的極端民族斗爭�！薄胺N族凈化”——不論是發(fā)生在1912年至1913年的巴爾干，1921年至1922年的安那托利亞，或者1991年至1995年的前南斯拉夫——不是原始仇恨的自發(fā)性爆發(fā)，而是憲兵和軍隊故意以有組織的暴力對付平民。它代表著民族主義分子為了打破社會結構所必需的極端力量，若是沒有這一力量社會本可以忽視階級和種族的裂痕。
當然，并不是每個人都持這種看法。有位奧地利讀者看過我在1994年寫的《希特勒統(tǒng)治下的希臘內幕》，說我對于德軍20世紀40年代在巴爾干的行徑下了過于嚴厲的斷言。依他之見，最近的沖突事件再度證明了巴爾干人民有特殊的暴力傾向。而我認為，從茂特豪森的戰(zhàn)時奴隸勞動營即可看出，奧地利人跟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的暴行并沒有差距太遠。但我們真正爭論的與其說是暴行，不如說是殘忍；與行為有關，而與人數(shù)無關。畢竟，產生古拉格、滅種集中營或恐怖主義的人既不是巴爾干人民，也不是他們的統(tǒng)治者。納粹國防軍——尚且不必提其他納粹情報機構——在巴爾干殺死的人民遠勝過被巴爾干人民所殺的德軍人數(shù)。而寫信給我的那位讀者反對的，是巴爾干游擊隊的殺戮方式。
二次大戰(zhàn)期間，納粹意識形態(tài)也將“必要的”、無關個人的暴行與殘忍或病態(tài)的行為區(qū)別開來，只有情緒或行動失控的人才會做出后面這些行為。1943年，慕尼黑的黨衛(wèi)軍法庭審訊一位軍官時，便將有條理及合宜的殺害跟被告的“過度殘忍”、“病態(tài)”和“惡毒野蠻”的行徑拿來比較。這樣的態(tài)度是西方長久以來為了界定文明戰(zhàn)爭的規(guī)則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強調個人自我控制的理想形式。納粹黨人就像其他秉持這種傳統(tǒng)思考的人一樣，在巴爾干半島看到了原始、東方的殘忍好殺習性。
我們可以回頭談一談蒙田討論殘忍的文章。他嚴厲批評當時拿別人受罪取樂的人，同時描寫他因為人們和動物受到不必要的痛苦時所感到的憂傷：“若非親眼所見，我簡直不敢相信世人居然能夠如此鐵石心腸、野蠻成性，僅僅為了樂趣就殺害他人，切、割、砍成碎塊，并竭盡思慮去發(fā)明未曾使用的酷刑和未曾聽說的折磨……我也從不忍心看到那些可憐、無知的野獸被追逐殺害�！�
痛苦和懲罰這種朝“人道的”概念的轉變，與人們對人性看法的改變有密切關系，并且是在18世紀和19世紀中漸進發(fā)展而來。但接著突然間，1820年到1860年，西歐死刑犯人數(shù)銳減，一些古老的刑罰如肢刑、火刑和斬首都遭到廢除，同時現(xiàn)代監(jiān)獄出現(xiàn)，不再以公共場所作為國家處刑的主要地點。約翰•斯圖亞特•密爾于1836年寫道：“對于痛苦的景象，甚至痛苦的觀念，那些充分享受高度文明利益的人愈來愈無法忍受�！庇捎凇案叨任拿鞑诺靡詫崿F(xiàn)的完美的機械安排”，對他人施加痛苦的事可以假手于“法官、士兵、外科醫(yī)生、屠夫和劊子手”。密爾繼續(xù)寫道：“為了避免實際的痛苦，同時也為了避免任何冒犯或不愉快的想法，人們才會有那許多文雅的行為�！�
幾年之后，這樣的想法打動了一位英國旅人威京遜爵士，他力圖干預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奧斯曼帝國統(tǒng)治者與黑山之間的邊境戰(zhàn)爭。由于雙方都有砍下敵人頭顱來示眾的習慣，他感到非常不安，寫信給黑山的主教國王彼得•尼哥，力稱“震驚人們的”習慣會激起復仇的欲望，實際上會使仇恨沒完沒了。他試圖解釋“文明戰(zhàn)爭引發(fā)的情緒和復仇形式的戰(zhàn)爭之間的差別”。如我們所知，加圖街陰謀分子才剛于1820年在倫敦被公開斬首示眾。
19世紀中葉，英國、斯堪的納維亞和德國都已減少公開處決的次數(shù)，反映出新的“文明的情感”和新工業(yè)設備的興起，也顯示政府擔心不守秩序的群眾和他們易被挑起的激情。東南歐的農民社會則是一個道德觀、機械觀和政治觀都截然不同的世界。奧斯曼當局并不擔心暴民，會進行公開懲罰，他們認為歐洲人使用人體做外科實驗和解剖才是褻瀆神明和不道德的。因此，因為親人被土耳其人殺害而剛剛決定報仇的黑山國王彼得二世，當然認為威京遜的提議不可行而禮貌地拒絕。
針對農民的艱難生活和社交禮法之間的密切關系，一位年長的黑山婦女最近對訪談者說：“我們也許貧窮，但是我們擁有榮譽�！蔽鞣饺丝隙▊€人自我控制的價值，非西方人則比較關注家庭榮譽的維護。自從拜占庭甚至更早的時代以來，巴爾干農民社群便依集體責任和賞罰的精神來制定正式或非正式的生活準則。處罰，甚至包括由政府國家執(zhí)行的刑罰，長久以來反映著一般人的觀點：家庭應當對個別成員的不當行徑負責。例如，19世紀塞爾維亞的農民提議將罪犯及其家人一起流放到特別的受刑區(qū)域，以根絕日益猖獗的罪行。防治盜賊法時常將盜賊和他們的親人共同驅逐出境或課以罰款。
然而，現(xiàn)代化的政治人物都被節(jié)制暴力的新規(guī)范所吸引，也就是個別的、私密的和非人格的規(guī)范，不再采取集體的、家族的和公開的規(guī)范。建立新國家（在巴爾干和在其他地方都一樣）意味著從所有無公權的人手中奪取暴力、刑罰和地方立法的權力，集中讓公職人員管理。借用20世紀20年代一位希臘記者的話來說，國家有“責任表明它凌駕于每個人和每件事”。正規(guī)軍取代了自行武裝的團體，司法和刑事官僚取代了農村法院和習慣法，政府追捕盜賊。在黑山，部落法本來有無上權力，但是彼得二世的繼任者達尼婁在1851年強行頒布新的法律規(guī)范—時間距威京遜首次建言不到十年—并且阻止斬首的行為。他也將世族血仇定為非法，因為世仇使得各部落不可能團結為一體。
新價值觀并無法立即或完全地普及。二戰(zhàn)時克羅地亞的烏斯塔沙對猶太人和塞爾維亞人的屠殺（尤其是在雅瑟諾瓦死亡集中營），或者羅馬尼亞的鐵衛(wèi)隊于1940年至1941年進行的大屠殺，正是新舊形式的心態(tài)與技術的一種混雜。1947年希臘內戰(zhàn)期間，氣憤的《每日鏡報》曾在頭版刊出一張武裝保皇人士騎馬校閱希臘叛軍頭顱的照片。它的標題是“頭不值錢”，凸顯正規(guī)軍警手段的“殘忍和兇暴”。事實上，英國政府早已頒令禁止展示被砍下來的腦袋，并建議以照片來指認已死的游擊隊員。私底下，英國官員對于“兇暴”這個字眼的使用都感到遺憾。他們指出：“并不只有希臘會展示罪犯的尸首。即使在太平時代，為了使驚恐的人民深信惡名昭彰的殺人犯已經就地正法，也會這么做。”在治安不良的社會，砍頭能證明犯人已死，并且肯定處決者的膽識或國家的權力。運送全尸是很笨重的工作，攝影機又所費不貲，連美國的賞金獵人也知道這一點。因此，頭絕非不值錢，事實上還很有價值，懸賞的價碼早就定好了。
那么，巴爾干半島上是否真有喜好殘忍的傾向而且殘留至現(xiàn)代？或許答案視殘忍的定義而定。畢竟每個人說的故事可能都不一樣。美國從1880年到1920年期間暴民動用私刑的種族暴行，或者勞工抗議在各地所引起的階級暴行，在巴爾干半島都找不到類似的事例。西歐自有一種關于革命暴力的神話（始于索雷爾）。此神話在西歐的影響力遠遠大過在東南歐。革命暴力一般被視為英雄行為而非野蠻行徑。1930年和1960年之間，巴爾干半島上的政治暴行（從左翼到右翼）并不會比其他地方嚴重。不論我們比較戰(zhàn)后保加利亞的監(jiān)獄和蘇聯(lián)的監(jiān)獄，或比較希臘和西班牙各自內戰(zhàn)后的俘虜營，結果都一樣。
在政治領域以外，巴爾干國家也不曾較其他國家殺害或監(jiān)禁更多平民。美國有1100萬嫌疑犯和200萬囚犯，蘇聯(lián)有龐大的在囚人數(shù)，相較之下，當代的東南歐看起來人道多了。1994年，美國每10萬人中身陷囹圄的有554人，羅馬尼亞為195人，馬其頓為63人，希臘則為16人。后面這些國家的囚犯都不會面對司法處決，而美國每年卻讓數(shù)十名囚犯坐上電椅或被注射致命毒劑。如果我們很難證明現(xiàn)在的巴爾干國家比其他國家殘忍，我們同樣也很難對他們的社會作相同的指控：他們的犯罪率并未超出歐洲水準，暴力犯罪更是歐洲最低的。酗酒和種族仇恨都沒有像在新教歐洲一樣在巴爾干引發(fā)人身攻擊。
但在尋找巴爾干兇殘嗜殺的證據時，西方人卻時常將19世紀浪漫的民族主義分子編織出來的神話誤作真理。歐洲——由愛爾蘭到波蘭——的幻想家夢想著復活、犧牲，以及為了國家前途而濺灑熱血。以這方面最著名的作品《山間花環(huán)》為例，它贊揚了傳聞中一個半世紀之前穆斯林在黑山被滅絕的事，但它其實是主教國王彼得二世的想象詩作，并非史實。穆斯林在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里慢慢離開黑山，這篇史詩卻將這段不怎么血腥的事實贊美成頗有英雄式的殘暴�？扑魑謧髌嬖�20世紀的出現(xiàn)也同樣會誤導人，它顯示了現(xiàn)代的而非中世紀的偏見。這兩個例子都是描述巴爾干流血沖突和民族團結的史詩，而它們的興起并非偶然；它們都發(fā)生在巴爾干19世紀以來建國過程遭到特別壓力的時候。這一點，而非過往的歷史，才是這股種族偏見的根源。
此外，海灣戰(zhàn)爭中首次證明了西方愈來愈將戰(zhàn)爭本身視為一種奇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干預科索沃和塞爾維亞時，動用了不用人員且能在遠方操控的科技，為的是向西方大眾保證現(xiàn)在的軍事行動可將交戰(zhàn)雙方的死傷減到最少�；蛟S，戰(zhàn)爭本身正以這種方式失去了個人化的特色，就像早先的社會暴行一樣。將巴爾干的暴行輕易地描述成原始和非現(xiàn)代，已成了西方與它保持適當距離的一種方式。然而，事實上種族凈化不是特定的巴爾干現(xiàn)象。在希特勒進行戰(zhàn)爭時及戰(zhàn)爭結束后不久，中歐和東歐很多地方都曾發(fā)生“種族凈化”：20世紀40年代有超過50次的強迫性人口遷移，使數(shù)百萬德國人、波蘭人、烏克蘭人等死亡或變成移民。種族凈化兇殘的根源并不是巴爾干人民的心態(tài)，而是利用現(xiàn)代科技資源的內戰(zhàn)的本質。不同于民族戰(zhàn)爭，內戰(zhàn)無法團結社會，不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那樣幫助英國社會走向團結。相反，內戰(zhàn)惡化了潛在的緊張和差異，社會和政府機構在戰(zhàn)時會統(tǒng)統(tǒng)瓦解。
如果暴行的外衣能夠暫時卸除，巴爾干看起來會是怎樣呢？當然，東南歐所遭遇的威脅仍然存在，或許比其他地方更嚴重：土耳其與希臘的關系（因為爭奪塞浦路斯而結怨更深）需要一次天翻地覆的變化才能改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科索沃的轟炸雖然解決了一個難題（即塞爾維亞人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的迫害），卻又制造出其他難題（即阿爾巴尼亞人對塞爾維亞人的迫害，以及阿爾巴尼亞、馬其頓、塞爾維亞和科索沃之間的新關系）。正因為巴爾干各國的建國歷史較短，過程較倉促，因此民族主義仍比其他地方強勢，民間傳統(tǒng)比其他地方脆弱。不過，雖然南斯拉夫于20世紀90年代因為自身的緣由陷入戰(zhàn)爭，巴爾干其他國家卻沿著和平的路途前進。希臘偶爾對于“伊底魯斯北部”（即阿爾巴尼亞南部）的提及，保加利亞對“馬其頓”的夢想，羅馬尼亞對于比薩拉比亞和摩爾多瓦的鄉(xiāng)愁，今日已經式微且失去了意義，盡管這些議題曾在一個世紀以前挑起戰(zhàn)爭和侵略。巴爾干各國的政治已經停止繞著擴張主義和民族榮耀打轉。或許只有某些阿爾巴尼亞的民族主義分子仍未放棄這種夢想吧。
冷戰(zhàn)期間，一場社會和經濟的革命轉變了巴爾干半島。朝向都市化、工業(yè)化——現(xiàn)在是后工業(yè)化——社會的重大變遷使得日常生活的本質產生了根本改變，并為國內的政治精英帶來新的挑戰(zhàn)。冷戰(zhàn)的結束讓巴爾干得以參與一個不同的歐洲，此時歐洲的價值觀顯現(xiàn)在它舉足輕重的跨國機構，如歐洲聯(lián)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冷戰(zhàn)的結束也改變了巴爾干的地緣政治：巴爾干現(xiàn)在位于一個大肆擴張的市場的中心，市場廣及黑海、蘇聯(lián)和中亞，遠大于奧斯曼帝國崩潰以來的任何時候。換句話說，東南歐的問題和前途已今非昔比，他們現(xiàn)在面對的困境跟大多數(shù)歐洲國家一樣：如何調和舊式的社會福利與全球資本主義的競爭壓力，如何提供能源而同時保護自然環(huán)境不受污染，如何阻止鄉(xiāng)村生活方式全面衰退，以及如何建立繁榮的經濟，減少組織性犯罪，讓民主制度昌盛�；蛟S，了解巴爾干的歷史就能進一步掃清眼前障礙，發(fā)現(xiàn)未來的種種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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