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呈現(xiàn)了迄今為止被忽視的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一部翻譯手稿，該手稿來自三十年戰(zhàn)爭期間哈布斯堡（Habsburg）立場上的一本政治宣傳手冊。譯稿文本獲得重印，伴有若干解釋性注釋；原初的拉丁文本也同時給出，以便讀者對霍布斯的譯者實踐進行更細致的研究；在全書的六個導論性章節(jié)中，我不僅給出了將該匿名手稿識別為霍布斯譯稿的理由，而且提出了我關于該譯稿之背景、文本自身之屬性及這一發(fā)現(xiàn)對于霍布斯研究之可能重要性的相關思考。在上述最后一點上，我努力地不過度強調(diào)自身貢獻。小冊子原本并非霍布斯所作，且很有可能翻譯它的任務是由他的某個保護人簡單強加給他的。盡管如此，霍布斯曾密切關注這一特定文本的事實本身對于研究他的思想傳記是有益處的特別是因為該譯本出現(xiàn)于他的學術生涯早期，該時期關于他的傳記材料所存甚少。這本小冊子為霍布斯的某個保護人所重視的同時亦告訴了我們關于他所介入的圈子之政治利益所在；該話題也會在本書的某個導論性章節(jié)加以探討。同時，小冊子本身就是17世紀早期宣傳文學的一個異常迷人的典范反諷的、精巧的、飽含信息量的一部作品，即便沒有與霍布斯的關聯(lián)，也能夠吸引致力于三十年戰(zhàn)爭及該時期論戰(zhàn)實踐研究的歷史學家們。因此，霍布斯的譯本在本書中被大量注解，因為這些注解旨在滿足大量不同的需求：除了標示出譯本的錯誤與遺漏之外，這些注解不僅要識別出人物、地點和事件，而且也會表明（如有必要）這本小冊子的系列主張在多大程度上基于準確信息或因宣傳目的而遭到扭曲。最后，由于霍布斯譯本的最終數(shù)頁散佚，我就將自己的翻譯加進了他的版本。這樣的話，讀者就可以通盤考察整個作品的主張和論證霍布斯自己也會這樣做。當然霍布斯完整的翻譯手稿也可能重見天日。如果克拉倫登版（the Clarendon Edition）的霍布斯著作（最終版本）確實發(fā)生了這種情況，那么霍布斯在這個最后部分的文字也會包含在這個版本中。對我曾經(jīng)未能做出闡釋的有關要點的澄清（以及，或許還包括對我曾提出的有關解釋的更正）亦會包含其中。不過，另外，克拉倫登版不會包含拉丁文原本；有關注解在那個版本里也會從簡；而那個版本里的導論性材料也必然會比本書的六章節(jié)更為簡略。

在準備本書的過程中，我累積了諸多方面的人情債。在特定觀點的幫助與建議上，我非常感激以下師友：吉姆·亞當斯（Jim Adams）、彼得·比爾（Peter Beal）、托馬斯·科格斯韋爾（Thomas Cogswell）、鮑伯·埃文斯（Bob Evans）、阿拉斯代爾·漢密爾頓（Alastair Hamilton）、金奇·霍克斯特拉（Kinch Hoekstra）、蒂姆·雷勒（Tim Raylor）、保羅·西沃德（Paul Seaward）、凱文·夏普（Kevin Sharpe）、霍特索·斯潘寧卡（Hotso Spanninga)和瑪爾塔·瓦庫里洛娃（Marta Vaculínová）。我要特別感謝帕特里克·芬格拉斯（Patrick Finglass），他監(jiān)督著我翻譯文本最后數(shù)頁并給出了頗有教益的修正與建議。同樣要感謝安德魯·佩皮特（Andrew Peppitt），他在我訪問查茨沃思（Chatsworth）期間提供了幫助，還要感謝牛津大學波德林圖書館和大英圖書館的職員，本書的諸多研究工作即在那里完成。我滿懷感激地記錄下了查茨沃思托管會和大英圖書館托管會的幫助，它們準許我復印收藏庫中的手稿照片。我還要特別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彼得·莫摩特奇洛夫（Peter Momtchiloff），他對本書表現(xiàn)出特別興趣并幫助通過了出版社的審查。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感謝牛津大學萬靈學院的管理人員和同事，他們給了我從事精密研究的自由，為本書寫作提供了適宜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