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名相通釋》是一部簡明的佛學辭典，被公認為是治佛學的津梁。分上下兩卷。上卷包括序、撰述大意和34個條目；下卷包括13個條目。上卷依據(jù)《五蘊論》綜述法相體系，下卷依據(jù)《百法論》綜述唯識體系。當然，這并不是一般的佛學辭典，而是滲透了熊十力哲學思想、佛學思想的佛學辭典。熊先生的詮釋明顯地打上了《新唯識論》的烙印。是書起草于1936年夏，成稿于是秋。1936年8月7日即在北平《晨報》發(fā)表了《佛學名詞釋要序》，12月又在《哲學評論》七卷二期上發(fā)表了上卷的大部分內(nèi)容（28個條目）。在1937年2月6日北京大學出版組正式出版兩卷兩冊通行本之前，北大已有了另一印本，名《佛學名詞釋要》，上下卷合為一冊，內(nèi)容與通行本完全相同。此書印制得到了熊先生老友居正（覺生）先生資助，并由馬一浮先生題簽。這是抗戰(zhàn)前熊十力于1932年冬至1937年夏居住北平時的最后一部著作。
　　這本著作的起因是，學生劉公純（錫嘏）、閻悌徐等有志研究佛學，但苦于名詞難解。學生黃艮庸認為《佛學大辭典》卷帙甚巨，初學者如墮煙海，因請熊先生寫一本疏釋名相，提挈綱維的書。熊十力確實能使玄關有鑰，智炬增明。沒有他這種大刀闊斧砍去枝蔓的智慧，是不可能從浩如煙海的佛學系統(tǒng)及其資料中清理出頭緒來的。
　　從本書里，我們可以學到熊先生的治學方法，沒有這一套方法，是難以從讀書中獲得營養(yǎng)的。他說：“讀佛書，有四要：分析與綜會，踏實與凌空。名相紛繁，必分析求之而不憚煩瑣，又必于千條萬緒中，綜會而尋其統(tǒng)系，得其通理。然分析必由踏實，于繁瑣名相，欲一一而析窮其差別義，則必將論主之經(jīng)驗與思路，在自家腦蓋演過一番，始能一一得其實解，此謂踏實。若只隨文生解，不曾切實理會其來歷，是則浮泛不實，為學大忌。凌空者，擲下書，無佛說，無世間種種說，亦無己意可說，其唯于一切相都無取著，脫爾神解，機應自然，心無所得，而真理昭然現(xiàn)前。此種境地，吾無以名之，強日凌空。如上四要，讀佛書者缺一不得。吾常求此于人，杳然無遇。慨此”露，知飲者希，孤懷寥寂，誰與為倫？什師頌云：'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
　　熊十力所總結(jié)的”分析與綜會“、”踏實與凌空“相結(jié)合的方法不僅對讀佛書，而且對讀所有的書都有普遍意義。這亦是熊先生治學的夫子自道，彌足珍貴。
　　在《佛家名相通釋》的《撰述大意》中，熊十力對佛家哲學作了充分的肯定。在宇宙論方面，佛學主張攝物歸心，并不是不承認客觀外物，只是肯定外物客體離開了主體即沒有意義。在人生論方面，佛學辨明染凈，以舍染得凈、轉(zhuǎn)識成智、離苦得樂為人生最高蘄向。在認識論方面，佛學由解析而歸趣證會。證會，即是超越了尋思與知解的境地。熊十力贊揚了佛教哲學的特殊貢獻。
　　1936年，熊先生還在《中心評論》、《文哲月刊》、北平《晨報》思辨欄發(fā)表近十篇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是與張東蓀討論宋明理學的問題，與唐君毅討論科學真理與玄學真理的問題。這年冬天至1937年春，熊先生在答意大利米蘭大學教授羅雪亞諾·馬格里尼長函中，論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特色，詳細解釋《老子》。熊曾將此長函副本寄馬一浮先生，馬先生復書說熊先生料簡西洋哲學之失，抉發(fā)中土圣言之要，極為精彩。馬與熊又討論了老莊思想問題。熊十力仍住北平后門二道橋，與賀麟為鄰。來訪者有劉公純、閻悌徐、謝石麟、張東蓀、金岳霖、張申府、張岱年、賀麟、沈有鼎、王維誠、黃艮庸、牟宗三等。 黃梅人馮文炳（廢名）此時亦與熊先生交游。廢名與俞平伯、冰心等都是知堂先生周作人的得意門生。廢名亦是怪材，十分尊重他這位大同鄉(xiāng)前輩熊十力先生，但在學問上則常與之辯難。每有爭執(zhí)，雙方都面紅脖子粗，終至扭打，廢名拂袖而去。第二天廢名再來，他們又和好如初，談笑風生。這在北大傳為笑談。足見他們二人都如孩童赤子，一任感情自然流露。1936年，廢名的兒子滿周歲，熊先生還去拜訪，送六塊銀元祝賀。
　　抗戰(zhàn)前夕，熊十力在學術界的影響也漸漸大起來了。1935年10月7日，北平《晨報》曾發(fā)表孫道升的文章《現(xiàn)代中國哲學界之解剖》，將熊十力與前期梁漱溟劃為”新法相宗“，認為此派是中西思想而不是中印思想的會合，接近柏格森。這一學派當時勢力最小、地位最低，知道它的人不多。1936年7月17日，也是北平《晨報》思辨欄，發(fā)表牟離中（宗三）《最近年來之中國哲學界》一文，僅專門介紹熊十力、張東蓀、金岳霖三人的學術思想，對三家都有好評。1937年4月，李源澄主辦、無錫出版的《論學》雜志，發(fā)表了巨贊法師（用筆名萬均）《評熊十力所著書》的前二節(jié)，對《新唯識論》提出批評。巨贊俗名潘楚桐（字琴樸），生于1908年，1931年在杭州靈隱寺削發(fā)出家，法名傳戒（字定慧），后改巨贊。巨贊將此文寄給熊十力，熊先生復信只是說：“是用心人語，非浮士口氣�！�1938年《燕京學報》第23期發(fā)表了朱寶昌的《唯識新解》一文。作者說自己融會懷特海與唯識學，頗受熊十力先生的啟發(fā)。熊先生重在一本，古唯識學重在萬殊，兩者在方法論上有很大分歧。西方哲學家布拉德萊、柏格森偏重一本，懷特海偏重萬殊。懷特海要救柏格森的神秘主義，而熊先生要彈正古唯識家的支離扦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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