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將其描述為一種開明的經(jīng)驗主義。不幸的是，瓦姆斯利自己對這一‘替代方案’的討論成為了公共行政研究中進一步的異常的例證。對他的許多觀點的簡短回顧將指出這些困難——特別是由于它們影響了弗雷德里克森對事實和價值的關注。我們將會看到，所謂新社會科學并沒有實現(xiàn)事實與價值的和解，反而造成了這些概念糟糕的混淆�！币簿褪钦f，所謂“新社會科學”在如何理解事實與價值這一社會科學的傳統(tǒng)難題上仍然是模棱兩可的，因而也不見得有多少新意。

　　登哈特認為：“在各個方面，不論新公共行政學還是新社會科學都沒有表現(xiàn)出對傳統(tǒng)途徑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大拒絕。舉例來說，認為新公共行政學以一種現(xiàn)象學途徑為特征，因而拒絕了實證主義的科學觀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把新社會科學看作對實證主義傳統(tǒng)的實質(zhì)性背離；它最多代表了對實證主義泛濫的一種謹慎的回應。”要拒絕實證主義，首先必須拒絕實證主義的認識論基礎，即事實與價值的二分。在這一點上，登哈特指出，事實與價值的問題實際上是實踐與理論的問題，由于實踐者需要事實，理論家則呼喚價值，所以理論與實踐的脫節(jié)就造成了事實與價值的分離。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新公共行政學與新社會科學存在著共同的局限，它們都有意識地與實踐保持距離，自然不能解決實踐和理論的脫節(jié)，也無法替代注重實踐——盡管只是一種操作性意義上的實踐——的傳統(tǒng)，尤其是實證主義研究取向。

　　盡管如此，新公共行政學與新社會科學的努力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公共行政的研究者仍然有很多可以從這些外在于實證科學框架的理論家那里學習的地方”。在登哈特看來，新公共行政學與新社會科學之所以沒能達到連接理論與實踐、事實與價值的目的，是因為它們沒有重視現(xiàn)象學的“praxis”觀念�！俺�非我們真的能夠邁向praxis，在社會政治發(fā)展的方向上接合反思與行動，否則我們就將受困于舊的二元論。盡管它們也容許某種進步，卻將持續(xù)性地限制我們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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