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拙作《自民黨長期政權的政治經濟學》的最初問世，始于2010年，那時民主黨政權的起步時日尚淺。然而，何等的著作在付梓之時便能預知今后反響如何，則恐非作者之力所能及。本書出版之后的第二年，獲得了“日本經濟新聞社?經濟圖書文化獎”和政策網絡研究獎，此類意外的榮譽恐怕自不必待言，聽聞此書如今被譯成中文，能夠與中國的讀者見面，則更是望外之喜，倍感榮幸。在此，對完成了辛勤翻譯與校對工作的楊帆和張帆兩位譯者，再次表示自己的感謝。
　　利用這個機會，在這篇簡短的序言中，我想簡單地對本書出版之后直至2017年的日本政治經濟發(fā)展的軌跡和現(xiàn)狀作一個簡單的評論。特別是通過本書的研究框架所確立的視點，我想重點論及兩個大家所關心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2009年實現(xiàn)政權交替之后的民主黨政權為何在短期內就迅速地夭折。第二個問題則是，自民黨在重掌政權之后，我們應當如何理解安倍政權的長期穩(wěn)定性以及這是否意味著自民黨又迎來了新的長期執(zhí)政的時代。最后，通過對這兩個問題的討論和對日本政治未來的展望，關于本書所確立的分析結構是否仍舊適用，在文末也需要作一個簡單的探討。
　　首先，關于為何在2009年實現(xiàn)了政權交替的民主黨政權短命而終的問題。如果按照本書的邏輯，我們能夠理解，戰(zhàn)后日本自民黨長期政權得以維系的基礎，在于自民黨政權和日本選民的無限期囚徒困境的連續(xù)博弈。自民黨通過它所建立的那一套頗有成效的選舉動員的監(jiān)視體制，經由公共政策的利益誘導，從而牢牢地將政權緊握手中。然而，時過境遷，隨著制度環(huán)境的改變，這一套昔日護持政權的有效機制也不可避免地隨之弱化，進而導向了政黨之間政權交替的命運。就制度變化的具體形式而言，例如，1994年所確定的眾議院選舉制度改革，將戰(zhàn)后長期通行的單計不可轉讓式投票制度(即所謂的中選區(qū)制)轉變成了小選區(qū)和比例代表選區(qū)的并立制。而依據采用了小選區(qū)制的英國一類國家的總選舉結果可知，在小選區(qū)制下，得票比例與所轉化的議會議席的比例通常呈三次方的變動關系，微小的得票率變動就可以導致議席數的大幅變動(即所謂的三乘比法則)。那么，這就意味著，在小選區(qū)制度下，投票的結果可以使得選民對政權支持與不支持的比例，成倍地放大出來。進而言之，這也就意味著，在日本，正在發(fā)生著從原有的通過中選區(qū)制進行特殊利益的政治誘導向著對選民全體行使說明責任和業(yè)績評價回應的積極轉變。
　　在這種制度的環(huán)境之下，在2009年實現(xiàn)了政權交替的民主黨，倘若需要樹立自己的長期政權，從理論而言，就需要民主黨政權積極開展擴張性的經濟政策，以確保具體的經濟績效作為政治支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時，在自民黨落選稍前的2008年，由于自民黨在參議院已經失去了過半數的席位，那一年在日本銀行的總裁人選的任命上，慮及民主黨的政治影響，最后所選出的總裁白川正明，事實上反映的是來自民主黨作為當時的反對黨一側的政治意向。然而白川正明在隨后所積極采取的恰恰是緊縮性的金融政策。另一方面，在20世紀90年代制度改革期間所通過的日本銀行法的修訂，實質上強化了日本銀行在金融政策運營上的獨立性。在日本，日本銀行總裁的任期通常是5年，而白川正明的任期與民主黨政權開始的時間相互重合。這就意味著民主黨在執(zhí)政期間，也必須采取同樣的緊縮政策。事實上，終其民主黨政權的時代，經濟的狀況都一直未見起色。此外，從民主政治說明責任的角度而言，民主黨在執(zhí)政之后所采取的180度的立場轉變——在貿然之間突然宣布增加消費稅的決定——也是對其執(zhí)政形象的致命性打擊。實際上，在近些年來的輿論調查當中，我們通常都可以發(fā)現(xiàn)，日本選民對于選舉當中政治問題采點的判斷，在最為重要的幾個條目里，經濟景氣和生活水平的提升都是常年名列前茅的選項。這反過來就意味著，在新的選舉制度下，在經濟的運營上缺乏業(yè)績的政權恐怕往往難負眾望。
　　其次，我們可以注意到，在自民黨2012年12月的眾議院總選舉之后重歸政權直至這篇序言執(zhí)筆的當下，日本都一直是由安倍晉三所組閣的自民黨政權連續(xù)執(zhí)政。而這是否意味著自民黨在新時代又一個長期政權的開始，或者說，是新的逆向說明責任體制的發(fā)端。對此，筆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之所以如此，首先就在于，先前作為支持自民黨長期政權逆向說明責任體制的制度環(huán)境已經不可逆轉地發(fā)生了改變。自民黨在今后，也同樣必須在新的制度約束下努力地鞏固自身執(zhí)政的基礎。在這里，我們對過去的歷史稍加回顧。安倍晉三在第一次擔任首相期間(2006—2007年)，由于參議院選舉當中聯(lián)合多數派工作的失敗以及隨后身體狀況的欠佳，而早早地掛冠而去。此后的6年間(2006—2012年)，日本的內閣經歷了一年一屆前后6任首相連續(xù)接替的狀況，這在同時期發(fā)達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當中都是極為鮮見的變化。除去安倍晉三，接任他的福田康夫和隨后的麻生太郎內閣也都較為短暫，在此期間發(fā)生的黎曼危機以及席卷全球的經濟蕭條，都最終促使了自民黨從政權上跌落下來。然而，其后接替自民黨的民主黨政權也未能擺脫相似的命運，內閣的交替同樣頻繁。事實上，這些短命而終的政權共同存在一大特征，那就是在這一時期，政府在金融，并且在大多數時候的財政政策都同時采取了緊縮性的調整。
　　而相較于此，在近年來首相任期相對較長的小泉純一郎(2001—2006年)和安倍晉三(2012—至今)兩屆內閣的共同之處則在于，政府積極采取了擴張型的金融政策，宏觀經濟的總體趨勢也較為緩和。而在此期間，主管金融政策的日本銀行與政府主導的政策方向也相對一致。事實上，我們知道，在浮動匯率制的條件下若要刺激宏觀經濟，金融政策往往發(fā)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21世紀頭十年以來日本物價長期低落的通縮情況下，擴張型的金融政策就顯得尤為的迫切。在2012年之后，安倍內閣所打出的安倍經濟學(Abenomics)，無非也正是這一政策需求理所當然的歸結而已。然而，僅就結果而言，長期良好的經濟景氣的確也促成了安倍政府的長期穩(wěn)定性。另一方面，安倍內閣在2014年4月所推出的消費稅增稅的政策，雖然一定程度上的確對宏觀經濟的運行造成了某些負面的影響，然而，與此同時，在包括雇傭情形在內的總體宏觀經濟指標都始終顯現(xiàn)出不斷改善的正面基調。
　　最后，如果從現(xiàn)在的角度來展望日本政治經濟狀況的未來的話，大體可以認為，良好的經濟政策仍舊是至為重要的一個變量。經濟運營失敗的話，不僅某一屆內閣的存續(xù)難以維系，自民黨也仍舊很有可能再次將政權的寶座讓渡給其他的在野黨。不過，就樂觀的一面來講，近年來，日本政治所發(fā)生的一以貫之的積極變化就是，從自民黨長期政權下的逆向說明責任的政治體制最終朝著熊彼特所言的富有競爭和說明責任性的民主政體的不斷轉型。從公共政策的具體層面而言，也就是從以舊有的面向特殊利益群體為主的利益誘導型分配政治向著基于宏觀經濟績效評價為主的以公共產品分配為中心的新的政治經濟體系的遷移。
　　但是，如果說在此期間，日本的政治形勢對于筆者而言尚有什么不可解的謎題的話，那么恐怕還是在新的制度環(huán)境下，相較于為自身政權延命的合理性政策，不獨民主黨，自民黨的許多政治領導人在很多時候也都反其道而行之，主動選擇了那些事后看來自掘墳墓的道路。事實上，在本書通篇的分析中，筆者都假定相較于日本的官僚，民選的政治家和政黨在政治上具有權力優(yōu)位性。然而若要對于現(xiàn)代日本的政治展開進一步的分析，特別是試圖理解上面的這一謎題，筆者認為，恐怕我們在今后還有必要對官僚機構和政治家各自所面對的制度約束下的集體行動的內在邏輯展開深入的討論。
　　在這里，還需要略加指出的是，本書的研究范圍大體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的日本，尤其是從1955年至2009年的國內政治經濟主要的變動情況。本書所提出的理論框架也主要用以解釋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一些基本特性。自然，此項研究并沒有涉及同時期國際政治的若干背景。就現(xiàn)實的政治情況來看，對于日本而言，來自國際政治的影響或許也同樣不容忽略。然而，作為一本研究性的學術著作，不可能說盡全貌，也并不值得這樣去做。鑒于此種局限，如果這部作品還能夠為讀者們帶來新的啟示，筆者將不勝欣慰。
　　齋藤淳2017年5月